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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十年开始，景德镇奉旨开始烧制祭器。一直到康熙十九年，官窑瓷器“官样”的出现，清朝官窑瓷器烧制才出现了转折点。而“官样”的形成不得不提其设计者——刘源。
江西景德镇自元代以后制瓷业崛起，成为全国产瓷中心。明洪武二年（1369年）景德镇设御器厂，专门生产宫廷用瓷。明清两代都派员到景德镇督理窑务，举凡监管生产、拨支烧造费用，以至烧成品的解运等，都有严谨繁复的陶政制度、规定和措施，这些设置保障了官窑瓷器制成品的质量和产量。
清初景德镇御器厂
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恶弊丛生，镇民暴乱屡有发生。清初大定以后，更新陶政管理，废除编役、匠籍、派役制度，代之以雇佣匠役;又保障御器工价和物料费用，以正项钱粮，或以淮安、九江关税盈余动支。最重要的是对督陶官的选派与撤换比较认真。清代早期督陶官吏，大都对陶务、制瓷工序有所认识，也有所建树，这与明代派遣宫中太监驻镇督造有很明显的差别。清代景德镇御厂直属内务府广储司管辖，故凡与御厂陶政有关的主要官员，必然同时任职内务府，也必属八旗中之上三旗——满、汉、蒙古军或包衣等特殊社会阶层。此外，御厂烧造及工匠费用多由淮安或九江税关税项盈余动支，而由内务府指派的权关官员兼理监督御厂陶政。
清代景德镇御厂在顺治朝的确切开烧年代众说纷纭，最常引述的文献是《浮梁县志》所载：“国朝顺治十一年（1654年），奉旨造龙缸，径回三尺五寸，墙厚三寸，底厚五寸，高二尺五寸。每烧出窑或塌或裂，自十一年起至十四年，缸造二百余口，无一成器，经饶守道董显忠、王天眷、王镆，巡南道安世鼎、巡抚部院郎廷佐、张朝磷俱亲临监督，终不克成。顺治十六年，奉旨烧造栏板，阔二尺五寸，高三尺，厚如龙缸，经守道张思明、工部理事官噶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督造烧造，亦未成，官民咸惧。顺治十七年，巡抚部院张朝磷檄行署县事瑞州府通判刘日永，询问窑民所以烧造难成缘由，具疏题请奉旨停免。”
根据以上记录，以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顺治朝没有可确认的官窑存在，传世的顺治民窑，也大多粗制滥造。但是新近的研究显示，清初御器厂是明代建置的继续，一切沿袭明代旧法，即所谓“国朝因之”。顺治朝因袭了明朝的烧造制度，由地方“各府轮选”式的兼职管御器厂官连同中央工部特遣官吏共同监督烧造。内务府官员主持御窑督造是在康熙初年始成定制，这也与内务府制度渐趋成熟有密切关系。顺治朝官窑瓷器存世不多，但仍然有不少证据说明最迟在顺治八年以前已有烧造活动进行。如传世有一类茄皮紫、祭蓝釉或酱釉的盘子，底有双行六字楷书款，划暗龙纹，作工精细，是典型的官窑制品。
康熙官窑三个阶段
至于康熙朝景德镇御窑厂的烧造历史，现在已较为清楚。近半个世纪以来，上海陶瓷学者用功最勤，也最有成就。根据他们的研究，参照文献记载及传世实物比较，康熙官窑的61年烧造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有人物、事件、制器可考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康熙十年至十二年（1671年至1673年）：据《浮梁县志》康熙十一年曾烧造祭器等项。此期还烧了带“中和堂”款和“辛亥、壬子或癸丑”纪年款的青花釉里红或单色釉瓷器。这些纪年堂名款瓷传世多见。
第二阶段为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681年至1688年）：据《饶州府志》载：“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总管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加三级臧应选、六品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烧造至康熙二十七年停止。此即传统所谓之“臧窑”。
第三阶段则是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年至1712年）：此期郎廷极（1663年至1715年）任江西巡抚，为“郎窑”烧造阶段。
刘源瓷样新意迭出
康熙时期的工部侍郎刘源，其人多才多艺，在康熙十九年重开御窑之后，承命主持设计各式御瓷。
刘源，字伴阮，号秋官，河南祥符人，隶汉军镶红旗籍。大约活跃于清初顺治至康熙中期，官至刑部主事，供奉内廷，精通书画兼及其他工艺。早年活动于苏州，后进京，先为国子监监生，继而出任刑部广西清吏主事，再监督芜湖钞关，后为魏象枢（1617年至1687年）疏核，革职回京，供奉内廷，卒于北京。
《清史稿》本传中记述刘源设计官窑式样云：“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運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这一段文字其实多采自刘廷玑《在园杂志》。
《清史稿》编者和刘廷玑都没有将刘源设计瓷样的具体时间列出，但是如果我们参照年表，不难看出唯一的可能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下半年，刘源于安徽芜湖贪污遭劾去官，返京供奉内廷之后不久。因为康熙十九年九月康熙帝下旨烧造瓷器，之后有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由内务府徐廷弼、工部臧应选等督造的所谓“臧窑”。故此有学者指出“臧窑”的瓷样设计者是刘源是正确的。
这次烧造规模和解运送京的瓷器数量巨大，在康熙二十八年，广储司需要在宫内中右门外西配房和武英殿前影壁后连房内成立瓷库，收存瓷器制成品。综合《浮梁县志》《江西通志》《景德镇陶录》的记载来看，这次烧造的官窑瓷器器型主要有：“缸、盆、盂、盘、尊、炉、瓶、罐、碟、碗、钟、盏之类，而饰以夔云、鸟兽、鱼水、花草，或描、或锥、或暗花、或玲珑，诸巧具备。”至于釉色，则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以上的数据为“臧窑”制器，或较正确的提法，刘源为这次烧造所设计的瓷器样式提供了线索。
辨认刘氏瓷样不容易
康熙朝长达61年，要在众多传世康熙官窑瓷器中辨认出刘源瓷样，实在不易。而幸上海博物馆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很重要的论据，确认了上列康熙景德镇御器厂第二期（1681年至1688年）烧造的一些制品，他们的论据如下：
1.康熙官窑六字楷书款中有一种很有时代特色。此款多作三行，或两行，外无单圈或双圈。 2.这康熙六字款也见于以青花书写长篇文字的笔筒上。
3.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青花《醉翁亭记》笔筒纪年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4.上述的特殊康熙六字款也见于豇豆红釉官窑文玩瓷器之上。
5.豇豆红釉系吹喷而成，即《景德镇陶录》所载“臧窑”的“吹红”釉色。
6.故此康熙豇豆红器及与之有关连的其他釉色文玩瓷器烧成年代应于上述康熙第二期，即约1681年至1688年。
论据言之有理，很令人信服，最重要的是将豇豆红等康熙窑单色釉文玩瓷器上推至康熙中期。在此之前，一般陶瓷学者普遍的看法都认为其年代较晚，大约在康熙五十年以后。
据此，亦可以将相关连的同器型、底款相类的白釉、天蓝、粉青、东青、豆青釉等的月耳瓶、双陆瓶、菊瓣瓶、柳叶瓶、石榴尊、马蹄尊、马蹄式水盛、萝卜尊、日月罐、苹果尊、瓣口小盘等单色釉文玩瓷纳于这时期，即是刘源所设计的瓷样器形之一。这组文玩瓷器还包括了一些以青花或釉里红装饰的缠枝花卉、夔凤纹、蕉叶、漩涡团花纹摇铃尊、双陆尊，和“红花绿叶”（即釉里红绿彩和釉里红红绿彩）石榴尊，马蹄式水盛等。整组瓷器造型新颍，一洗明末以来笨拙粗糙，下开雍正以后的隽秀精致造型的先河，但是无论是青花、釉里红，或者红花绿叶，都有统一的设计格调，代表刘源瓷样设计中的庄重风格，表现了明末清初以来的文人风尚。
从传世康熙宫窑瓷中辨认出刘源瓷样，除了根据以上的底款特征以外，还可以将瓷器上的纹饰和刘源《凌烟阁功臣图》中的文字书法和对题装饰比较。上海学者已经注意到“康熙中期的青花、彩瓷上依稀见到刘源提供样稿的依据”，并且指出其中的怀素草书、小楷、龙纹与瓷器上题句、花纹相似。在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藏的康熙朝单色釉、青花、釉里红、五彩等品种上，可以看到云氣、云水、波涛、龙水等纹饰最常见。此外也有冰裂纹、火珠、鸟、凤、蝴蝶、丛竹、折枝花果等。张庚《国朝画征录》说刘源精“龙水”，故宫所藏的康熙十八年双龙端砚是很好的标本。刘源所设计的波涛特征是往往附有大漩涡，此砚也不例外。康熙十七年刘源贡墨14种之中，龙德、国宝、宋砚、有虞十二章、水灵五锭等波涛中也有大小不同的漩涡。此外，各品上的龙近龙头的颈部必弯曲成“S”形，强调了龙的盛猛，刻划出欲擒先纵，收放自如的动感。这些特征都可以在康熙中期官窑青花和釉里红装饰的瓷器中看到。
（注：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前馆长;本文文字及图片均摘自《龙翔九天——元明清龙纹御用瓷器展》图录。）
江西景德镇自元代以后制瓷业崛起，成为全国产瓷中心。明洪武二年（1369年）景德镇设御器厂，专门生产宫廷用瓷。明清两代都派员到景德镇督理窑务，举凡监管生产、拨支烧造费用，以至烧成品的解运等，都有严谨繁复的陶政制度、规定和措施，这些设置保障了官窑瓷器制成品的质量和产量。
清初景德镇御器厂
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恶弊丛生，镇民暴乱屡有发生。清初大定以后，更新陶政管理，废除编役、匠籍、派役制度，代之以雇佣匠役;又保障御器工价和物料费用，以正项钱粮，或以淮安、九江关税盈余动支。最重要的是对督陶官的选派与撤换比较认真。清代早期督陶官吏，大都对陶务、制瓷工序有所认识，也有所建树，这与明代派遣宫中太监驻镇督造有很明显的差别。清代景德镇御厂直属内务府广储司管辖，故凡与御厂陶政有关的主要官员，必然同时任职内务府，也必属八旗中之上三旗——满、汉、蒙古军或包衣等特殊社会阶层。此外，御厂烧造及工匠费用多由淮安或九江税关税项盈余动支，而由内务府指派的权关官员兼理监督御厂陶政。
清代景德镇御厂在顺治朝的确切开烧年代众说纷纭，最常引述的文献是《浮梁县志》所载：“国朝顺治十一年（1654年），奉旨造龙缸，径回三尺五寸，墙厚三寸，底厚五寸，高二尺五寸。每烧出窑或塌或裂，自十一年起至十四年，缸造二百余口，无一成器，经饶守道董显忠、王天眷、王镆，巡南道安世鼎、巡抚部院郎廷佐、张朝磷俱亲临监督，终不克成。顺治十六年，奉旨烧造栏板，阔二尺五寸，高三尺，厚如龙缸，经守道张思明、工部理事官噶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督造烧造，亦未成，官民咸惧。顺治十七年，巡抚部院张朝磷檄行署县事瑞州府通判刘日永，询问窑民所以烧造难成缘由，具疏题请奉旨停免。”
根据以上记录，以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顺治朝没有可确认的官窑存在，传世的顺治民窑，也大多粗制滥造。但是新近的研究显示，清初御器厂是明代建置的继续，一切沿袭明代旧法，即所谓“国朝因之”。顺治朝因袭了明朝的烧造制度，由地方“各府轮选”式的兼职管御器厂官连同中央工部特遣官吏共同监督烧造。内务府官员主持御窑督造是在康熙初年始成定制，这也与内务府制度渐趋成熟有密切关系。顺治朝官窑瓷器存世不多，但仍然有不少证据说明最迟在顺治八年以前已有烧造活动进行。如传世有一类茄皮紫、祭蓝釉或酱釉的盘子，底有双行六字楷书款，划暗龙纹，作工精细，是典型的官窑制品。
康熙官窑三个阶段
至于康熙朝景德镇御窑厂的烧造历史，现在已较为清楚。近半个世纪以来，上海陶瓷学者用功最勤，也最有成就。根据他们的研究，参照文献记载及传世实物比较，康熙官窑的61年烧造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有人物、事件、制器可考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康熙十年至十二年（1671年至1673年）：据《浮梁县志》康熙十一年曾烧造祭器等项。此期还烧了带“中和堂”款和“辛亥、壬子或癸丑”纪年款的青花釉里红或单色釉瓷器。这些纪年堂名款瓷传世多见。
第二阶段为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1681年至1688年）：据《饶州府志》载：“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总管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加三级臧应选、六品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烧造至康熙二十七年停止。此即传统所谓之“臧窑”。
第三阶段则是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年至1712年）：此期郎廷极（1663年至1715年）任江西巡抚，为“郎窑”烧造阶段。
刘源瓷样新意迭出
康熙时期的工部侍郎刘源，其人多才多艺，在康熙十九年重开御窑之后，承命主持设计各式御瓷。
刘源，字伴阮，号秋官，河南祥符人，隶汉军镶红旗籍。大约活跃于清初顺治至康熙中期，官至刑部主事，供奉内廷，精通书画兼及其他工艺。早年活动于苏州，后进京，先为国子监监生，继而出任刑部广西清吏主事，再监督芜湖钞关，后为魏象枢（1617年至1687年）疏核，革职回京，供奉内廷，卒于北京。
《清史稿》本传中记述刘源设计官窑式样云：“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運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这一段文字其实多采自刘廷玑《在园杂志》。
《清史稿》编者和刘廷玑都没有将刘源设计瓷样的具体时间列出，但是如果我们参照年表，不难看出唯一的可能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下半年，刘源于安徽芜湖贪污遭劾去官，返京供奉内廷之后不久。因为康熙十九年九月康熙帝下旨烧造瓷器，之后有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由内务府徐廷弼、工部臧应选等督造的所谓“臧窑”。故此有学者指出“臧窑”的瓷样设计者是刘源是正确的。
这次烧造规模和解运送京的瓷器数量巨大，在康熙二十八年，广储司需要在宫内中右门外西配房和武英殿前影壁后连房内成立瓷库，收存瓷器制成品。综合《浮梁县志》《江西通志》《景德镇陶录》的记载来看，这次烧造的官窑瓷器器型主要有：“缸、盆、盂、盘、尊、炉、瓶、罐、碟、碗、钟、盏之类，而饰以夔云、鸟兽、鱼水、花草，或描、或锥、或暗花、或玲珑，诸巧具备。”至于釉色，则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以上的数据为“臧窑”制器，或较正确的提法，刘源为这次烧造所设计的瓷器样式提供了线索。
辨认刘氏瓷样不容易
康熙朝长达61年，要在众多传世康熙官窑瓷器中辨认出刘源瓷样，实在不易。而幸上海博物馆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很重要的论据，确认了上列康熙景德镇御器厂第二期（1681年至1688年）烧造的一些制品，他们的论据如下：
1.康熙官窑六字楷书款中有一种很有时代特色。此款多作三行，或两行，外无单圈或双圈。 2.这康熙六字款也见于以青花书写长篇文字的笔筒上。
3.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青花《醉翁亭记》笔筒纪年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4.上述的特殊康熙六字款也见于豇豆红釉官窑文玩瓷器之上。
5.豇豆红釉系吹喷而成，即《景德镇陶录》所载“臧窑”的“吹红”釉色。
6.故此康熙豇豆红器及与之有关连的其他釉色文玩瓷器烧成年代应于上述康熙第二期，即约1681年至1688年。
论据言之有理，很令人信服，最重要的是将豇豆红等康熙窑单色釉文玩瓷器上推至康熙中期。在此之前，一般陶瓷学者普遍的看法都认为其年代较晚，大约在康熙五十年以后。
据此，亦可以将相关连的同器型、底款相类的白釉、天蓝、粉青、东青、豆青釉等的月耳瓶、双陆瓶、菊瓣瓶、柳叶瓶、石榴尊、马蹄尊、马蹄式水盛、萝卜尊、日月罐、苹果尊、瓣口小盘等单色釉文玩瓷纳于这时期，即是刘源所设计的瓷样器形之一。这组文玩瓷器还包括了一些以青花或釉里红装饰的缠枝花卉、夔凤纹、蕉叶、漩涡团花纹摇铃尊、双陆尊，和“红花绿叶”（即釉里红绿彩和釉里红红绿彩）石榴尊，马蹄式水盛等。整组瓷器造型新颍，一洗明末以来笨拙粗糙，下开雍正以后的隽秀精致造型的先河，但是无论是青花、釉里红，或者红花绿叶，都有统一的设计格调，代表刘源瓷样设计中的庄重风格，表现了明末清初以来的文人风尚。
从传世康熙宫窑瓷中辨认出刘源瓷样，除了根据以上的底款特征以外，还可以将瓷器上的纹饰和刘源《凌烟阁功臣图》中的文字书法和对题装饰比较。上海学者已经注意到“康熙中期的青花、彩瓷上依稀见到刘源提供样稿的依据”，并且指出其中的怀素草书、小楷、龙纹与瓷器上题句、花纹相似。在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藏的康熙朝单色釉、青花、釉里红、五彩等品种上，可以看到云氣、云水、波涛、龙水等纹饰最常见。此外也有冰裂纹、火珠、鸟、凤、蝴蝶、丛竹、折枝花果等。张庚《国朝画征录》说刘源精“龙水”，故宫所藏的康熙十八年双龙端砚是很好的标本。刘源所设计的波涛特征是往往附有大漩涡，此砚也不例外。康熙十七年刘源贡墨14种之中，龙德、国宝、宋砚、有虞十二章、水灵五锭等波涛中也有大小不同的漩涡。此外，各品上的龙近龙头的颈部必弯曲成“S”形，强调了龙的盛猛，刻划出欲擒先纵，收放自如的动感。这些特征都可以在康熙中期官窑青花和釉里红装饰的瓷器中看到。
（注：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前馆长;本文文字及图片均摘自《龙翔九天——元明清龙纹御用瓷器展》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