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顾金池在全省组织开展了“进场入轨”大讨论，一时间，辽宁政界、企业界、理论界等众多人士包括普通职工，都把“进场入轨”挂在嘴边，似乎辽宁振兴指日可待。但在2015年初，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王珉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辽宁“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服务业比重过低、民营经济不发达、开放型经济水平较低……”
　　整整20年过去，辽宁怎么了？东北怎么了？
　　王珉接受采访时还称，辽宁“急需通过深化改革和实施新一轮振兴战略，统筹加以解决。”中央的呼应积极而迅速。2015年倒数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此前，国务院还批准了《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方案》。
　　沈阳、辽宁又有希望了，东北又开始振兴了！可问题是，从2003年10月起，东北已经实施一次振兴战略了，12年后再施振兴战略，是重走一回老路，错失又一个机遇，还是抓住要害，更新观念、优化制度，脱胎换骨，另辟蹊径，让辽宁乃至东北真正进场入轨？俨然一个大问题。
　　黑龙江社科院笪志刚研究员曾发文急呼：重振东北需东北人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虽然文章还是在历史和现实、计划和市场间作宏大叙事，稍显文不对题，但这一建议仍算振聋发聩。不摒弃计划经济思维，不在精神和意识上进场入轨，辽宁乃至东北的二次振兴战略，恐怕仍会坎坷艰难。
　　在这方面，我们至少有3个辨析维度，一、要么以市场经济环境，促进并强化东北人的市场经济意识；二、要么以东北人的市场经济意识，在东北创造一个浓郁的市场经济氛围；三、要么人和环境次第影响，两者渐次提升。现实不是精确数学，因此，前两个维度过于理论和公式，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相对来看，第三个维度的可操作性或许强一些。
　　把问题放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两个决策的背景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就会看到，政策有了，那如何放大政策效应？所谓放大，不仅指技术操作层面，更多是指如何使政策内化为人的市场经济意识，我们都有同样体会，京、沪、深等地工作的年轻人的观念和工作创意与本地人有相当大的不同。吸纳一流人才，引领广大东北人不仅愿意，也逐渐善于、乐于、沉浸于创造和创新，并反哺和强化人的市场经济意识；就是说，使项目不仅创造经济效益，也创造精神效益，即在项目的市场化、管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应把宏观管理者和具体操作者过于工具化，以真正市场经济人的动力和理性，让所有参与者有认知上的进步，有思维方式上的改善，有行为上的转变。任何具体的项目都属于器物层面，认知和思维方式等才具有价值属性。
　　正如笪志刚研究员在文中所说：如何逾越历史和现实中有形和无形的障碍，既需要东北人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也考验着东北人的胆识和魄力。不难理解，笪志刚所称胆识和魄力，最先应指东北人是否有续写东北辉煌的壮志，是否有“自我为非”的勇气，是否有改善自己生活和命运的诉求。
　　更主要的，还应在胆识和魄力之外加上智慧——冲破禁锢，按市场经济理念重塑东北社会时，自己不趴下、也不被别人打趴下的亦柔亦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