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明朝中叶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说，到今天仍有研究价值。下面将讨论该思想与文学观的关系。
　　从哲学观看，“阳明心学”在内容上主要分三部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王阳明认为“心”是宇宙的“天渊”，万物的“主宰”，“立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①，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心”的本体地位的强调。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 “知”是一種德性，要求清除心中的不善之念，而“行”必须与“知”相统一。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的理论并非空洞论述，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这种将认识与实践结合起来的认识论无疑切合了辩证唯物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致良知”是王阳明晚年对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概括，“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②。 “良知”就是天理，就是评判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文学观中。就以往研究来看，并未得到文论界的充分重视。从心学思想出发，王阳明提出了如何阅读圣人之书。王阳明认为，成为圣人的渠道不是向外，而应该求之于自己的内心。在王阳明看来，心是本体，“立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那么，“六经”就是阐释“心”的“经”，王阳明他认为“六经”是圣人为后世所作。因此，在他看来，如何读经就很要紧了。王阳明反对的是当时歪曲圣人原意的解释。他认为，“六经”存于人心，求诸“良知”才可以真正理解。王阳明此说的意义在于对“尊孔孟”的读经方式有了别样发挥：他既强调读圣人之书，同时也认为应该以自己的“心”作为衡量尺度。在文学观上，王阳明的思考仍然在于什么是“良知”和如何反映“良知”。王阳明说：“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总然都做得，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养得来，若养得此心中和，则其言自别。”③
　　王阳明的这种文学观念充分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王阳明的早期作品也讲究辞章华丽，后期发生了变化。他更多在诗中宣传自己的主张：“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谁？知得良知却是谁？自家痛痒自家知。若将痛痒从人问，痛痒何须更问为？”这样的诗当然也有缺点，就是过于讲理，损失了诗歌的文学性。不过，瑕不掩瑜，正是王阳明的哲理追求，使他的诗充满“格物致知”的美感。
　　虽然王阳明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文论和写作上，但是他对文艺的影响确实深远。王阳明之后大量的文学家受他影响，比如后来的李贽倡导“童心”、“公安三袁”倡导“性灵”。从文学发展看，历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论争不断，此起彼伏，并未脱离王阳明的讨论领域。因此，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