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会与一些特定的地理达成某种默契。出生地是一处，那是一个生命的起源，那是天数，由不得生命本身的执拗与反对。之后，就不同了，因为有些命定的因素，真去寻找，总是得不偿失。譬如北京，我总觉得，那是一座与我无缘的城市。为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只是一向坚决地这样想，这样认为，并且与实际情况并无多少出入。
　　1992年春天，写完《凤凰琴》后，我紧接着又写了一部名为《暮时课诵》的中篇小说。然而情况并不像前几篇小说那样顺利，因为写了一座庙，以及庙里的几个和尚。从北京开始，连续投寄了几家刊物，都被退了回来。有些说了原因，有些没有说原因，只是希望再寄新作。所说的原因最厉害的一条是，作品涉及到宗教问题，不好把握。那几年，文学界接连出了一些虽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但硬被人扯到一块的这种问题。编辑为难，我也理解。有一阵，连自己都对这篇小说失去了信心。只是自己太偏爱这篇小说，后来雷达先生所评论的那些缘故，也许有，也许没有，不管怎样，即使是现在来看，作品中的某些小说元素，一直是值得我十分珍惜的。正因为这样，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放了几个月后，我又将它翻出来，邮寄到《上海文学》。
　　时间很短，大约就在十天十五天之间，就收到卫竹兰大姐的来信，言及，前几天编辑部开编前会时，周介人先生专门提请大家注意，新出现一个名叫刘醒龙的作者，并要负责湖北片稿件的卫竹兰与我取得联系。话音刚落，《暮时课诵》就到了。卫大姐在信中对我形容了周先生当时高兴的样子。很快，《暮时课诵》就在《上海文学》上以头条位置发表出来，并被《新华文摘》等多种选刊转载，日本《中国现代小说》也译载了。后来的评论家，也时常提及这部作品。
　　在1994年11月12日的《新民晚报》上有篇名为《怀抱“金鸡”来上海》的采访文章，其中提到我是“昨晚”从长沙抵达上海的。因为那篇众所周知的小说改编为电影，使我像捡“洋落”一样，在电影界拿到几座奖杯，其中包括镀金的“金鸡奖”，那年的电影节在长沙举行。在我就要去火车站，离开长沙时，老作家张弦突然将电话打入房间，约我见一面，一番遗憾之后，他从自己的小说在上海电影厂改编成电影说起，直到最后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千万别触“电”，他自己已是不能自拔了。从长沙开往上海的直快列车，晚点得一塌糊涂，因为是去领取《上海文学》奖，杂志社安排张重光到车站接我。上了火车才知道，上海车站有两个出口。这之前，除了从上海走出去的国家领导人以外，再也没有人是我认识的，杂志社的人也不例外，因为那是我开始写小说后，第一次来上海。在晚点几个小时以后，列车驶入上海车站，我在犹豫之中，最后一个离开软卧车厢。下车走了一阵，站台上有个男人匆匆地迎面走来。我们擦肩而过，反向走了几步后，下意识地一回头，没想到对方也在回头，就在那一刹那间，我们都毫不犹豫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说来也怪，茫茫人海，过客匆匆，就凭那心中的一点灵犀，在有两个出口的火车站，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居然没错过。
　　第一次在上海，有两个人最让我难忘。按见面的顺序，第一个人当然是周介人，如果说默契的上海是雅致的，周先生一定是将这种雅致溶入骨髓，变成了中国文坛上我所见到过的最清瘦的男人。当我情不自禁地问他为何瘦成这样时，他竟然局促地回答，自己的身体很好。默契是用不着细想的，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一种生活常识。周先生那时一定已经与自己的生命达成了某种默契，他这样说时，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对。第二位则是茹志鹃先生，那天晚上，在一家川菜馆里，茹先生比我们早到了。编辑部专门安排的，没有其他人。后来，我在上海又见到过茹先生，她说她是第一次见到我。旁边的王安忆提醒说，这是第二次了。老人开心地笑了。一如先前见到的慈善与慈祥，让人难以置信，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除了说这是生命与现实达成的默契，很难再能想起别的。
　　记得那次，韩小蕙约我写一篇关于湖北人性格的文章。信笔写来，不禁地提起毛泽东一生当中先后二十六次来到我所居住的武汉。这件事，一直被人引为趣谈，亦或成了相关学者研究中国当代史时的神来之笔。实际上，用不着太夸张，也用不着视为党史国事中某种神秘，简简单单地说，武汉之于毛泽东，也存在着一种默契，地理上的，人文上的，或者只有毛泽东和武汉这当事的二者才知道，或者连毛泽东和武汉这当事的二者都不知道。默契不是选择，默契是浑然天成的。
　　譬如上海，与它形成默契的人太多了，导致这座城市本身都成了一种默契。那一年，又是去领《上海文学》奖。夜幕降临后，一群人坐着中型面包车去喝咖啡，车到新锦江饭店门口，正好遇上红灯停下。突然间，看到有人跳出车窗，就在铁栅栏旁做了一件常人不应该做的龌龊事。车上的我们惊得大叫。而马路旁的行人，并没有如我们所料，作出应该作出的反应。他们站在原地不动，侧目相向，等待其人从原路爬回他的车窗，才继续该疾走的疾走，该慢行的慢行。那一刻里，我有些迷糊，长时间地想，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后来，我终于明白，这也是一种默契。至于这样的默契意味着什么，那就要看我们每个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