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第八届“百川奖”作曲比赛决赛音乐会在贺绿汀音乐厅隆重举行。在11位担任现场评委的中外杰出作曲家和众多当代音乐爱好者的面前，著名指挥家高健和上海大地之歌室内交响乐团倾力呈现了十部入围的力作。
　　本场音乐会的所有作品均为中国乐器（笛箫、琵琶、二胡）与欧洲乐器（钢琴与弦乐器）的混合编制，数量从三件到九件不等，参演作品均为“标题音乐”，演出时间大多在5-8分钟。在这常见而有限的音色与音响资源和近乎命题作文的“囹圄”内，十位来自东亚和欧洲的中青年作曲家各擅胜场、竞展技艺，用高度个性化的形式表达了不俗的艺术追求与丰富的哲理性意蕴。这些作品给听众们带来的除了感官的印象外，更多是挥之不去的持久反思与联想。
　　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都体现出当代学院派作曲的基本特征：一种高度文学文本化的符号-声音艺术。现场的声音呈现触及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文本的自为性与意义理解的可能性，但却最终无法替代符号文本;而如果缺乏对于后者的深入阅读与不断理解，音乐会上的声音便会限制甚至简化文本中所贮藏的想象，进而削弱这种符号艺术的心理力量。这既是20世纪以来现代音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亦是其作为声音的艺术的阿喀琉斯之踵。当作曲完全成为一种文本行为后，便不得不重走文学的老路：期望突破并超越声音（语言或是乐音）的限制，但作为寄身于音乐的符号文本又不得不始终面对“二度诠释”的反制。无所不用其极，往往无所不败于极。这两种意在控制对方的创作，不得不在斗争中长久共存。
　　而从作曲家希望传递的“意义”来说，本场音乐会的作品都成功地昭示着个体生存与感知的困境，而这种困境的出现，则是以个体创造性的绝对自由为观念预设的。对于大多数形态繁复、内涵抽象并具有同质的精英美学旨趣的现代作品而言，最难做到的，却是恰到好处的简易与朴拙。之所以难，是因需要放弃，需要妥协，需要将“自我”视为某种暂时的无关痛痒的偶然。毕竟，音乐的基础是技术，是一种被植入的规训。那种被“伟大性”奴役或者说被传统和经典压迫所产生的美感与顺从不易消逝，故而现代人强有力的“自我”所产生的冲力，在其之前常常显得有理而无力。
　　而作曲家的智慧或许表现在如何动态地平衡这二者间的张力。譬如被评为一等奖的《孤独者的梦》：在朴实无华的内容表述的边际与缝隙，却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文化观照——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乐器音色，具有共同的前世与今生。时间与空间因此被赋予了新的元逻辑。六件乐器与钢琴和竹笛在姿态谈吐上致密而有差序的融合，呈现出使人吃惊的控制力。刹那间：从作曲升华为作乐的古老梦想，依稀实现了。
　　复古的力量很重要，在对过往最为虔诚之时，便足以抵消自我永恒的妄念。借复古而创新，不失为一种跪着革命的良法。这大约是《六幺》给予我们的启示。
　　此外，《抒情夜曲》《凛夜行》和《大漠甘泉》都通过各自不同的语感，将小说式的叙事性或说书人的家数引入到时间结构中。作曲家们让生动的冗长与简洁的空白交织交替、若即若离，在崎岖宛转的线性过程中带出散碎的局部。三部作品的故事性都很充分，使有组织的乐音和有意义的音声内化在了巧妙的控制与自然的间离中。（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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