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31日，国家医保局挂牌。当年底，“4+7”带量采购震动全行业以及资本市场。
　　伴随着带量采购制度化、常态化，这一携2万亿元医保基金入场的超级买方，将药品耗材的虚高水分渐次挤出，业界终于彻底认识到这一副部级新机构的威力。
　　国家医保局和带量采购，脱胎于三明医改。组织部门曾有动议，调主导三明医改的詹积富进京，担任国家医保局副局长。
　　但是，詹积富的思路，是“三医”联动全局，而非只谋一域。在仅仅担任了三个月的福建省医保局局长之后，他主动申请调回三明。2019年1月，57岁半的他获选为三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三明医改仍在路上。詹积富目光所及，是中国医改未竟之局。多部门“九龙治水”，权责不清。有些不该混在一起的权力，被置于一个部门，裁判员运动员角色不分;有些本该是上游部门应扎紧口子的监管，却流于放任，以致下游洪灾不断。三明医改九年间，詹积富边干边学，一直没有停止对医改体制的思考，这亦是三明医改能否全国复制的关键。
　　5月中旬，詹积富接受了《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

上游筑坝

　　《财经》：国家医保局成立三年来，进行了多轮药品耗材带量采购，成效显著。但是，我们在采访国家医保局时任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钟东波时，他说，每一轮集采，工作量都巨大。
　　詹积富：国家医保局在下游，面对滔天洪水，筑起千尺高墙阻拦，工作量小得了吗？
　　药价虚高，就是滔天洪水。它不是几十年一遇，而是每天都在掏患者的腰包。
　　如果长江流域频繁洪涝，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在上游修一座三峡大坝？药监局本该担负这一角色。
　　《财经》：上世纪末，“三级站”（各级医药管理局和医药公司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体系瓦解，医药公司和后来成立的药监局政企分开，药品和耗材价格已经完全市场化，药监局并无价格监管职能，即使有，恐怕也管不了。
　　詹积富：过去，是计委（发改委）管药价，这当然管不住。头几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好几位司长处长被抓，已经证明了这一方法失灵。
　　但是，能不能让虚高的价格在上游就回归到真实价格呢？药监局有这个本事。
　　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文号注册证，以及医药流通公司许可证，都归药监局发。如果药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违规，比如给医生医院回扣、行贿，药监局就可以把证书扣下，你没了呼吸，五分钟就死了。
　　药监局不是要直接管价格，而是要管住药企的违规行为，违令者斩。但目前的药监局，更多是在药品质量监管上下功夫，而对药企违规行为的处罚失之以宽。
　　我做了十年药监局长，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名字叫药品监督管理局，但实际上只是药品质量监督管理局。
　　药监局必须担负起全方位的药事责任。
　　《财经》：去年底，国家医保局下发了两份关于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文件，给医生医院回扣、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行为，都被列入失信范畴。严重失信者，从今年6月1日起，已中标或挂网的医药产品，如有其他企业保障供应或有替代品满足临床需要的，应予撤网，处罚可谓严厉。国家医保局还要求企业提交守信承诺书，但是，很多药企并没交，似乎在赌法不责众。
　　詹积富：2016年，三明曾经对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做下架处理。这家公司恶意中标，然后以各种理由要求提高价格，否则就断供。我们就把这家企业赶出三明市场，今后也不再采购。
　　你可以看到，国家药品耗材招采平台，包括各省的分平台，已经建立起来了，监管路线图也已经画好。但是，医保局是下游部门，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医保局。
　　如果上游筑起了坝，下游洪水少了，行贿受贿也就不是普遍行为了，那么，自然不存在法不责众的问题。这种不让你上架的处罚，自然也不会很多。

如何监管医生

　　《财经》：药企行贿，药监局和医保局处罚它;但医生受贿，你怎么办？卫健委如果吊销行医资格，未免打击过重，因为以药养医是体制问题，板子不能全拍在医生乃至医药代表身上。
　　詹积富：医生的从医资格，以及医疗质量的监管，掌握在卫健委手中。纸面上的文件，从来都很严格;板子拍下来的时候，往往就变轻了。
　　还是那句话，如果上游筑坝，踩红线的医生就会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有医生敢踩红线，板子就会变重。
　　《财经》：在部分法律法规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医生就算没有失去行医资格，医保部门大概率也会处罚他，而医保是医生的饭碗。
　　詹积富：三明就是这样。举个例子，如果一名医生有骗保行为，或者收受医药代表回扣，一旦被查出来，你开出的处方将不被医保报销。
　　但你一转身，又跑到深圳开诊所去了。医保定点平台全国没有一盘棋，你就可以钻空子;如果全国一盘棋，你就没法在国内混了，只好跑到国外去。在国外没有行医资格，就只好刷盘子。
　　医生违规，会毁了自己，医生就会格外珍惜自己的羽毛。

分与合

　　《财经》：3.0版三明医改中，县总医院负责人拥有了人财物的支配权，业界俗称其为“第二卫生局”，也就是说，总医院分了卫健委的權，三明市和各县区卫健委不再把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集于一身。
　　詹积富：管医和办医要分开，卫健委管医，总医院办医。卫生健康大系统内，医政是裁判员，医管是运动员，因此，卫生健康系统的医政医管局应该分开。
　　一个家庭里，管钱的只能是一个人。如果大家都插一手，吵来吵去，医院嗓门大，说不够吃，吃饭的标准就会抬高，最终会导致医保穿底的后果，家庭因此破产。
　　医疗体系一直存在一个问题：点菜的人不买单，买单的人不点菜。三明医保基金有30多亿元，全国2万亿元，是医保局负责埋单。那么，点菜权理应回归医保局。
　　医保局把医保基金按人头打包给总医院，粮食就这么多，结余归己，医院的行为才会从根儿上转变。
　　医保局当下有两大核心职能，一是基金监督，二是招标采购，但还缺一项核心职能，那就是医院管理权。也就是说，医管职能应整体划归医保局，国家医保局的编制也应从成立之初的80个，扩充至130个。
　　《财经》：这是否会导致医保局的权力过大？最近几年的集采，业界的行话是：代理大品种的人，从卫生局的小舅子变成了医保局的小舅子。
　　詹积富：医保局扩权的前提，是回归;卫健委交出办医权的前提，也是医保局回归。
　　我认为，应组建国家健康委员会，统管与国民健康相关的一切事务，副总理兼任国家健康委主任，另设一名正部级的常务副主任。
　　国家健康委旗下，包括现在的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新成立的国家疾控局，以及需要纳入的国家医保局。四个国家局全部为副部级架构。
　　医保部门隶属于卫生健康部门，是国际通例。
　　现在各部门平行，遇到问题时总是推来推去，结果经常是谁也不管了。设一个大家长，所有健康的问题，都向他问责，他自然就会理顺麾下各国家局的职能，以权责对称。
　　《财经》：1998年医保（社保）体系搭建之初，其职能放到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即后来的人社部）里面。最主要的考量是，部委分权有利于制衡。
　　你的方案，与三明医改集权的做法相似。但这对医改部门（国家健康委）一把手的品格，是巨大的考验。
　　詹积富：请你相信，全国上下，有大批廉洁奉公的公务员，其中很多人，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