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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报纸新闻文体发展史的研究中，清末民初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开始从古典文学襁褓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文体形式，并逐步发展完善，奠定了以后报纸文体发展的基础。消息、通讯等新闻报道类文体在这一时期逐步成熟，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变。这些逐步成熟的新闻报道类文体，不仅满足了当时受众的多种需要，更为以后新闻文体的创新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清末民初；报纸文体；新闻报道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128—06
作者简介：刘英钦，男，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开封475001）。
在报纸新闻文体发展史的研究中，近代特别是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20余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化时期，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激烈，民族危机严重，社会中充满了改良与保守、革命与保皇、共和与立宪、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展开反复较量，各种政治力量内部也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而这些政治力量纷纷把报刊作为舆论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大量报纸出现并迅速发展，形成了我国报业的两次发展高潮（维新前后报业大发展和辛亥革命时期报刊大发展）。伴随着报业的大发展，报纸文体也在迅速发生着变化。之前在古典文学襁褓中生存的旧的报纸文体已经满足不了新的形势发展需要，新的报纸文体应运而生，并成为独立的体裁，各种文体包括消息、通讯、言论、副刊文学以及新闻图片、资料的密切配合，使整张报纸浑然一体。在这一时期，消息、通讯、言论等报纸文体成为独立的体裁形式，为以后报纸文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报纸文体的研究就显得重要而有意义。在近代特别是晚清时期，报纸和期刊的界限一直比较模糊，并无明确的区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境内的刊物，仅有《中外杂志》、《东方杂志》等极少数刊物称“杂志”，其他刊物大都称“报”，如《万国公报》、《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强学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其中，《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无疑属于报纸，而其余几种则是书册——期刊的形式。从内容上看，有的论说文字偏多，有的注重于介绍专业知识，介乎报纸与期刊之间。虽称“报”，但又像期刊。①由于这样的情况，以致后来学者也无法强行将其划分为报纸或期刊。因此，借用著名报学前辈戈公振在其《中国报学史》绪论中所说的：“惟报字称谓简而含义广，且习用已久，故本书之所谓报，尝包括杂志及其他定期刊物而言。”②本文题目虽然是报纸新闻文体研究，但也涉及到了一些带有时事性质的期刊，如《新民丛报》、《新青年》等，这类期刊在近代新闻文体的演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也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一、文体的涵义与清末民初报纸新闻文体的
主要类型1.文体的涵义“体”和“文体”是中国古文论中经常出现的一组概念，其涵义十分丰富，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考察：在中国古文论中，“体”和“文体”最起码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体裁的规范，二是语体的创造，三是风格的追求。文体的三个层面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体裁制约着一定的语体，语体发展到极致转化为风格。③现代许多学者也分别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出发，对文体的内涵作出了界定。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丁往道教授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出发，认为：“英文style一词涵义颇多，既可指某一时代的文风，又可指某一作家使用语言的习惯；既可指某种体裁的语言特点，又可指某一作品的语言特色。它包含语体和风格两方面的意思。”④张惠仁在《现代新闻写作学》一书中指出，文体是指“文章的体裁、体式、或样式，是一篇文章、一部著作呈现内容、表达特点和结构方式的整体面貌”⑤。
从对文体涵义历史流变的回顾和部分现代学者对其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文体就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而新闻文体就是新闻事实在新闻报道中呈现出的信息内容、表达特色、结构方式和风格样式的整体形态。
2.清末民初报纸新闻文体的主要类型
根据我们对文体涵义的分析，结合当时我国报纸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入手把清末民初的报纸新闻大致做一分类。
首先，是新闻报道类文体。这类文体是对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事实的报道。它向读者传播具有时效性、新鲜性、信息性的客观存在，强调用“事实说话”，给读者以“知”，至于新闻本身更深层的意义，一般是留给读者去思考。表达方式上以记叙为主，以讲清事实为基本要素，这类文体按照篇幅长短和信息量的大小又分为消息和通讯两种文体形式。在清末民初，这两类文体形式经历了由萌芽到逐步成熟的过程。
其次，是新闻评论类文体。这类文体以新闻提供的事实为出发点，深入挖掘事实表象所掩盖的本质现象，主要给读者以“感”和“悟”。表达方式上以议论为主，讲究概念、判断、推理，要求论点准确，论据充分，论证有逻辑。而清末民初这段时期是中国报纸评论变化最为迅速的时期，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在这一时期真正确立，新闻评论开始成为真正独立的文体形式。
最后，就是杂交类文体。这类文体是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文体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新品种。这一时期，报刊上活跃的调查报告、报告文学、杂文等就属于杂交类文体。这些活跃着的新兴新闻文体，不仅满足了当时受众的多种需要，更为以后新闻文体的创新打下了基础。
二、新闻报道类文体的变革发展
在清末民初这20余年的时间里，由于时局的急遽变化，人们对新闻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要求新闻越快越好，越多越好，之前被广泛使用的夹叙夹议的消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并且随着交通、电讯的发展，电讯稿开始在报纸上广泛使用。电讯稿简洁朴实直陈其事，新闻五要素相对齐全，成为消息体裁渐趋成熟的一个标志。到了五四时期，欧风东渐，西方的新闻写作方法被介绍到中国，新闻导语开始在消息写作中得到广泛应用，导语的广泛使用标志着消息作为新闻报道的文体形式已经成熟。同时，我国土生土长的新闻文体形式——通讯，在经历了新闻记事、纪事通讯和解释性通讯的形式发展后，在黄远见、邵飘萍等人的努力下，也逐步成熟，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变。 （一）消息的演变
消息，历来是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然而直到中国近代报刊诞生半个世纪以后，它才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母腹中脱胎而出，正式成为独立于文学样式之外的新闻报道体裁。我国报刊上早期的消息是由记叙文发展而来的，那时的消息平铺直叙，就事报事，按时间顺序先远后近，先因后果，和今日的消息正好相反。⑥真正的消息是随着电磁电报应用于新闻传播后才正式形成的。美国人莫尔斯发明电磁电报后，1851年美联社首次应用于新闻传递。而中国直到1881年底才架通了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次年2月23日《申报》首开中国电讯新闻之先河，刊登了天津发来的朝廷谕旨四则。最初的电讯新闻没有固定格式，因当时电报费用昂贵而以简要为宗旨。到了清末民初这段时期，随着交通、电讯的迅速发展，使得新闻传递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加上时局的急遽变化，读者对新闻的需求更加迫切，有些报纸尤其是资产阶级政党报纸自觉地运用新闻作为宣传手段。这一切，都推动着消息从内容到形式发生巨大的变化。
1.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所占的比重增加并客观公正地叙述事实
在报纸初创时期，电讯主要用来传达“上谕”，报社自己采访的新闻并不多。而到了清末民初，电讯稿从“上谕”中解放出来，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新闻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首先是军政消息在报纸中的比重增大。表现为电讯在版面中占主要地位。每遇重大军政事件，《申报》、《时报》、《民立报》等许多报纸往往整版整版地刊载电讯，多的三五十条，少的一二十条。重要的电讯还使用大号黑体字刊出，并在字旁标以黄豆大的黑点或圆圈，以求醒目。由于电讯数量增多，编辑在处理时往往根据其来源或对象的不同，分成专电、外电、通电、公电等名目，其中“本报专电”时效性强，最受欢迎。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发生的事件，第二天在上海的报纸上就能看到，如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上海《民国日报》就刊出了“袁世凯一命呜呼”的“本报专电”。除了军政消息，其他消息也受到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受此影响许多报纸也加强了商情和经济新闻的报道。
随着消息关注内容的变化，这时期的消息开始力图客观地叙述事实。首先表现为夹叙夹议的消息在大多数报纸上大大减少。早期近代报刊中新闻事实和评论不分，很多消息的着笔与落笔处为政治方面的议论或感慨。如《申报》1874年12月25日刊登的天台民变消息，其中写到“窃思伏戎于莽，揭竿启衅，推其缘故，要为钱漕而起。民虽易于作乱，而官亦有其责任焉。官府苟因解费不敷，必欲商量增加，亦宜禀请上官。由督抚准行出示，则民众亦能照办，岂有行凶之举乎”。消息中一大段话都是发表对事件的评论。还有后来《申报》关于“杨月楼案”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更是将议论置于事实之上。《申报》对“杨月楼案”的报道最初是猎奇，后来则发展为对相关酷吏腐败的讨伐，对中国法律酷刑逼供问题的批判，甚至有关于新闻自由问题的讨论。消息成为报人表达意见的工具。而到了20世纪初，随着受众对新闻越来越关注，加上报人文体自觉意识的增强，夹叙夹议的消息逐渐减少，如1902年出版的《新民丛报》夹叙夹议的消息仅占6%。⑦1904年《时报》提出新闻要“博、速、确、直、正”五字要求，客观报道为多数人所接受。如《中国日报》上，1904年3月5日、4月5日，1907年3月5日、4月5日共114条消息，夹叙夹议仅5条。自此以后，“公正客观”逐渐为一般人所接受，各报以此相标榜。其次，大多数消息都客观、简明地叙述事实，议论、文学手法在消息中已经少见。早期报刊新闻由于分不清新闻与文学故事的关系，加上受中国传记文学和笔记小说的影响，一些情节曲折、饶有趣味的人物故事被当作新闻，写作风格、体裁结构、语言文字、表现手法等，亦多是从中国古代文字中移植过来。例如在一则《弛马角胜》的关于赛马报道中，用文学描写来代替事实报道，其中关于观众的描述如下，“至于游人来往，士女如云，则大有溱洧间风景。或篮舆简轿，得得远来；或油壁小车，辚辚乍过；或徒倚于楼上，或隐约于帘中。莫不注目凝神，观兹奇景”⑧。而到了清末民初时期，大多数消息都开始客观、简明地叙述事实，议论、文学手法在消息中已经少见。如《民呼日报》一则消息：“（北京电）粤汉、川汉两路，共借英金五百五十万镑，乃汇丰、德华、汇理三银行承借；工师用英、德、法三国人。材料亦英、德、法三国匀摊。先在柏林议定，将在北京订约签字。”⑨又如“粤汉、川汉二路借款条约，现已决议，拟于本月初十日签押云”⑩。这二则消息都是简洁、客观地叙述事件发生的经过，看不出任何特别贬褒之处，更谈不上文学色彩了。
2.电讯的普及和消息形式的日趋完善
我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报纸上就有“电讯”。当时以上海为中心，有两条和国外联系的有线电报线路。早期的电讯就是从这两条线路传来的，1874年1月30日《申报》刊载的报道英内阁改组消息的“伦敦电”，是中文报纸上刊载的第一条新闻电讯。不过在当时，这一类电讯大部分是从洋行往来电报存底中抄来的，发表时只含糊地标出“伦敦电讯”、“纽约电讯”、“电音汇录”等字样，一般不注明出处。在20世纪初，中国日报开辟本报专栏，主要刊登来自日本的电讯，每天有二三条，视为珍品。以后凡报皆辟“本报专电”，以电讯多而快作为竞争手段。但是在有线电报开通后的很长时间里，报馆拍发电报都与其他电报收费相同：“每字一角起，每间一局递加一分。当时系以线路之远近，定收费之多寡。”这一收费标准对于当时的报馆来说，是十分高昂的。所以虽然有线电报的开通大大缩短了消息传递的时间，但只有重要新闻才用电报传递，而一般的新闻和篇幅较长的通讯仍然是由陆路或水路传递，所费时日还是较多。在这种情形下，几条主要铁路的建成通车，对于报业的消息传递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1911年津浦铁路的通车，使京津与上海之间的通信往来更加方便。到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这就大大促进了电讯普及。在辛亥革命前后，《民立报》、《申报》等，整版整版刊登电讯，每天多到三五十条。 五四运动前后，时代的变革，进一步推动了新闻文体的发展。这时期中国报纸上的消息形式已日趋完善。20世纪头20年里报纸是分栏编排，设“本报专电”、“西报译电”、“本市新闻”、“外埠新闻”等栏目。20年代起，一些报纸采用混合编排，即将新闻按内容分类，同一内容的许多消息编在一起，一个标题下有十几条乃至几十条消息。这样编排，内容集中，但很零乱，读者不得要领，须看完全部消息才知事件全貌。于是编辑们就试图将一栏内的众多消息加以综合，形成一个归纳性话语放在消息头上，这就是新闻导语的雏形。其次是消息的结构突破了传统的先远后近、先因后果、先人后事的记叙文结构，开始把最新鲜、最重要的内容放在前头，倒金字塔的新闻结构开始形成。这一切都表明在这个时期，中国报纸上的。
（二）通讯的发展
通讯是地道的“国粹”，因为西方没有通讯这种体裁。19世纪的中文报纸是采用辞典式编排的，有的不分类、不分栏，有的分“要闻”栏、“新闻”栏，但都无标题，只是在每条消息头上划个“△”或其他的标志以示篇别。这个时期的报纸上分不出消息和通讯，编辑的头脑中也无自觉区分的意识。当时报上的文体只有两种：电报和叙事文。电报传递的是简短的要闻。那些重要性较差、时间也不太急的新闻，就由该报访员或自由撰稿人写成叙事文，通过信函方式寄到报馆。通讯最早用“通信”二字，就因为是用通信的方式传递到报馆的。到清末民初这段时期，随着社会的大变动，通讯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开始成为独立的新闻体裁，并逐步完善成熟。
1.“新闻记事”，又可称为“概要记事”
近代的报纸，最早只有消息，只是传播新闻、交流情报，所以报纸又称新闻纸。随着封建经济的日益解体，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仅仅是结论性的报道、简短的消息已不能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要。特别是某些重大事件，人们普遍关心的事件，不介绍具体情节很难满足读者需要。于是，报纸就用“新闻记事”的形式，发表本报派出的访员（即外勤记者）或投稿人从本埠和外埠写来的信函短稿。“新闻记事”可以比较从容地叙述事实，但也很难和消息严格区别开来，大体上相当于写信和电报的区别。但当时的新闻记事大多借鉴古典文学中的文学手法，运用文学观念去进行新闻写作，文章往往不重视信息的传递，而是一味追求文章的文艺性和故事性，很多情节是凭道听途说或闭门造车写成。与其说是在报道社会新闻，不如说是在进行文学创作。到了“戊戌变法”之后，西方新闻理念传入国内，加上报人新闻意识的增强，受众对新闻真实性、时效性的追求也渐渐强烈起来，用文学手法来写新闻的情况才逐渐减少。从当时社会需要看，人们虽不满足于结论性的简讯，但一般也只要求了解一下事情的基本情况、大概面貌。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前，新闻记事大都只有概要的叙述，很少有详尽地反映某一事件来龙去脉的报道。当时生气勃勃的报刊，主要是改良派用来宣传自己政见的政论性报刊，没有把新闻报道放在主要的地位。
2.纪实通讯的兴旺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新思想、新事物、新情况。革命后所进行的一些社会改革，也为新闻报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面临着这种客观条件和客观需要，报纸意识到自己有发挥更大影响和作用的天地，便自然而然地减少了议论性文字，增加了沟通新鲜情况的新闻报道。报道在叙述事实时力求具体，并注重于事件的“全过程”。比较详尽地报道新闻事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长篇记事因适应读者的需要迅速发展起来，前期的新闻记事开始了向纪实通讯的发展。纪实通讯在报道范围上沿着纵、横两个方面发展。纵向发展形成事件通讯，报道事件发展的详细经过。横向发展沿着新闻记事的道路继续前进，形成概貌通讯又称情况通讯，全面概括地反映一时一地的最新情况。
概貌通讯，即报道一地一时的最新事态。如《民立报》在武昌起义后，大量刊登各地通讯，如《革命声中之奉天》、《革命声中之清江》、《革命声中之扬州》等，全面地介绍这些地区在光复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各阶层动向。概要通讯是从“横”的方面全面反映一地一时的情况。如《民立报》上的《革命声中之天津》分十个小标题：“报馆”、“造币”、“学生”、“辫子”、“鸦片”、“侦探抢人”、“何尝有病”、“取缔报馆”、“王克敏碰钉”、“袁项城招鬼”，反映武昌起义后，当地的政府要员、商人、报人、学生等人的各种态度和行动。
事件通讯，报道一个新闻事件的始末，是更详细的新闻记事，当时有人称“详记”，有人称“委曲”。“委曲者，尽力求详之谓。凡遇重大或特注人目之事件，如国会之会议、名人之演说、国务总理施政方针之宜布、裁判所要案之开庭等类，用此等叙法，即速记体记事是也。”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国家要事，包括重要的社会新闻，报人以客观报道的形式，向读者作详细的、系统的、负责的报告。事件通讯一般和消息密切配合，先由电讯作简短报道，一般只讲结果，然后记者撰写一篇详细的报道，来描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如1911年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被炸事件。1911年8月4日《民立报》在“本报专电”上刊出消息，8月18日至22日该报连续五天刊登《李准弹血逃生记》的长篇通讯，通讯开头说：粤水师提督李准于19日（阴历）在双门底被炸弹击伤，已详见本报专电。兹得粤中详信，分述如下。事件通讯从“纵”的方面报道事件详细经过，按时间先后或事件发生先后为序来写。概貌通讯和事件通讯的共同特点是叙事平实，报道客观。前一阶段的新闻记事是抓住一个典型事例展开具体的描述，有很浓的文学色彩。而发展到纪实通讯时已基本消除了文学色彩，没有描写和议论，而是用概括的语言老老实实地叙述事实，使读者清楚地了解一个新闻事件的始末和一地一时的最新事态。这基本上符合了通讯写作要求。通讯已从中国古典文学中脱胎而出，成为独立的一种新闻文体。
3.解释性通讯的出现和发展
纪实通讯虽然能详细地报道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其格式大同小异，但求其细，不求其美，叙述方式比较呆板、平淡，缺少突出的描写和行文的波澜。加上当时中国历史新旧交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各种各样的新闻像万花筒似的，读者不仅要详细地了解各个事件，而且迫切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会产生什么影响，导致什么后果。平实的纪实通讯难以承担这样的任务。于是，报人们就开始进一步探索起新的表现方法。其中著名记者黄远生在《时报》、《申报》等报上发表的“北京特约通讯”风靡一时。他的通讯真实地报道了当时人们最迫切要求了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反映了当时风云变幻的时代面貌。他的通讯秉笔直书，敢于言常人不敢言、不能言之事。通讯的表现手法也别具一格。李良荣先生把这种新的通讯形式称之为解释性通讯。是因为这种通讯不像纪实通讯那样平实地报告一件事，而是围绕一个新闻事件，提供大量的背景材料，揭示事件的本质，分析其利弊得失，预示其发展趋势，不仅报告“是什么”、“怎么样”，重点在提示“为什么”。这在当时是新颖的表现手法，很像目前西方流行的解释性新闻。 黄远生的解释性通讯，善于分析和综合材料。在他的通讯里，材料不是杂乱无章各不相连的片断，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有条有理；也不是观点加例子，油水相离，而是把观点和材料水乳交融在一起；也不是像上个时期叙中加议或叙后加评的消息那样，而是边叙述边分析。通过对重大而复杂的新闻事件内部矛盾的中肯分析，向读者解释事件的含义、性质或原因，进行深度报道。如他的解释性通讯代表作《借款内脉之解剖》，把袁世凯向英法等六国银行借款的内幕进行揭露。开篇说：
借款事情，杂见中外记载，而以其内容之复杂、观者或莫得要领所在；且得其要领矣，或莫知其内部所伏外交上离合从横之故，视此事之于吾国前途，仅认为经济上与财政上之关系，而不知其有外交生死关系在内也。记者因综合中外记载，纬以所闻及所观察者，以解剖之，著为此篇。虽其中有涉旧闻者，以见闻浅陋，或所论谬于事实者，又或有近于武断者，要之足自成为一种见解。于吾国民之热心研究此一大问题者，不无流壤之助，则所敢自信者也。
然后，立即通过对六国借款团中各国相互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分析，为读者解释了六国借款团矛盾重重何以不分裂，巴黎会议何以召开；同时分析了协商借款的会议从伦敦转移到巴黎的原因。随后在简单扼要介绍巴黎会议的情况时，又能得其要领，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其中一条，即令一国提出异议，则此合同即可作废，为读者指出其将来重大危害在于将各国在中国于条约上所定的势力范围一一确定，中国的命运生死系之；在介绍借款之根本条件后，又提醒读者应注意的几点借款内幕，如借款与外交的勾连及其私下交易。最后指出借款实质“纯然以外交为主动，纯然六大强国对中国均势上根本之外交政策为主动”；并进一步分析了此后借款的结果，预测借款走向。活灵活现地勾画了袁世凯等一群军阀政客卖国求荣的丑态，同时也揭露了英、法、德、美、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勾心斗角和对中国敲诈勒索的罪行，激发并推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袁群众运动。
黄远生的解释性通讯是在全面准确地描述事件来龙去脉基础上，进一步地做出评论，以画龙点睛式的议论来深化报道。黄远生说：“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同时他发挥主张时极为审慎，“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除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其撷取其他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对事件描述的同时，对新闻事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较准确的预测。如在写于1914年9月《外交界之现象与评论》一文中所谈及日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到，“吾向者谓将来战事终结，列国间必有如拿破仑败后之维也纳会议之发生，而人皆在此等处分之中，此之谓也”。这个预测不幸在战后于1919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成为事实。这样精准的预测报道内容在作品中不胜枚举。
黄远生开创的解释性通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成为我国新闻记者长期仿效、学习的范本。黄远生之后，许多报人都开始了解释性通讯的创作，如《时报》的徐彬彬、舜华，《新闻报》的张季鸾、陶菊隐，《申报》的邵飘萍等。一时间，风靡全国。
从新闻记事到纪实通讯的兴起，再到解释性通讯的出现并发展，清末民初，通讯开始从古典文学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新闻文体形式，并逐渐发展成熟。
注释
①李焱胜：《中国报刊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2011年，第1页。③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页。④秦秀白：《文体学概论》（第2版），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页。⑤张惠仁：《现代新闻写作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9页。⑥吴鸿业：《中国新闻文体探源》，《新闻三昧》1994年第9期。⑦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54页。⑧《申报》创刊号，1873年。⑨《川粤铁路借款》，《民呼日报》1905年5月17日。⑩《民呼日报》1905年5月26日。刘磊：《电报与近代中国报业》，《传媒》2002年第4期。尹德刚、周胜：《当代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1页。《时报》1912年7月9日。黄远生：《本报之新生命》，《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2—106页。黄远生：《外交界之现象与评论》，《远生遗著》卷四，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9页。
关键词：清末民初；报纸文体；新闻报道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128—06
作者简介：刘英钦，男，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开封475001）。
在报纸新闻文体发展史的研究中，近代特别是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20余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化时期，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激烈，民族危机严重，社会中充满了改良与保守、革命与保皇、共和与立宪、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展开反复较量，各种政治力量内部也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而这些政治力量纷纷把报刊作为舆论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大量报纸出现并迅速发展，形成了我国报业的两次发展高潮（维新前后报业大发展和辛亥革命时期报刊大发展）。伴随着报业的大发展，报纸文体也在迅速发生着变化。之前在古典文学襁褓中生存的旧的报纸文体已经满足不了新的形势发展需要，新的报纸文体应运而生，并成为独立的体裁，各种文体包括消息、通讯、言论、副刊文学以及新闻图片、资料的密切配合，使整张报纸浑然一体。在这一时期，消息、通讯、言论等报纸文体成为独立的体裁形式，为以后报纸文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报纸文体的研究就显得重要而有意义。在近代特别是晚清时期，报纸和期刊的界限一直比较模糊，并无明确的区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境内的刊物，仅有《中外杂志》、《东方杂志》等极少数刊物称“杂志”，其他刊物大都称“报”，如《万国公报》、《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强学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其中，《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无疑属于报纸，而其余几种则是书册——期刊的形式。从内容上看，有的论说文字偏多，有的注重于介绍专业知识，介乎报纸与期刊之间。虽称“报”，但又像期刊。①由于这样的情况，以致后来学者也无法强行将其划分为报纸或期刊。因此，借用著名报学前辈戈公振在其《中国报学史》绪论中所说的：“惟报字称谓简而含义广，且习用已久，故本书之所谓报，尝包括杂志及其他定期刊物而言。”②本文题目虽然是报纸新闻文体研究，但也涉及到了一些带有时事性质的期刊，如《新民丛报》、《新青年》等，这类期刊在近代新闻文体的演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也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一、文体的涵义与清末民初报纸新闻文体的
主要类型1.文体的涵义“体”和“文体”是中国古文论中经常出现的一组概念，其涵义十分丰富，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考察：在中国古文论中，“体”和“文体”最起码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体裁的规范，二是语体的创造，三是风格的追求。文体的三个层面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体裁制约着一定的语体，语体发展到极致转化为风格。③现代许多学者也分别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出发，对文体的内涵作出了界定。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丁往道教授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出发，认为：“英文style一词涵义颇多，既可指某一时代的文风，又可指某一作家使用语言的习惯；既可指某种体裁的语言特点，又可指某一作品的语言特色。它包含语体和风格两方面的意思。”④张惠仁在《现代新闻写作学》一书中指出，文体是指“文章的体裁、体式、或样式，是一篇文章、一部著作呈现内容、表达特点和结构方式的整体面貌”⑤。
从对文体涵义历史流变的回顾和部分现代学者对其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文体就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而新闻文体就是新闻事实在新闻报道中呈现出的信息内容、表达特色、结构方式和风格样式的整体形态。
2.清末民初报纸新闻文体的主要类型
根据我们对文体涵义的分析，结合当时我国报纸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入手把清末民初的报纸新闻大致做一分类。
首先，是新闻报道类文体。这类文体是对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事实的报道。它向读者传播具有时效性、新鲜性、信息性的客观存在，强调用“事实说话”，给读者以“知”，至于新闻本身更深层的意义，一般是留给读者去思考。表达方式上以记叙为主，以讲清事实为基本要素，这类文体按照篇幅长短和信息量的大小又分为消息和通讯两种文体形式。在清末民初，这两类文体形式经历了由萌芽到逐步成熟的过程。
其次，是新闻评论类文体。这类文体以新闻提供的事实为出发点，深入挖掘事实表象所掩盖的本质现象，主要给读者以“感”和“悟”。表达方式上以议论为主，讲究概念、判断、推理，要求论点准确，论据充分，论证有逻辑。而清末民初这段时期是中国报纸评论变化最为迅速的时期，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在这一时期真正确立，新闻评论开始成为真正独立的文体形式。
最后，就是杂交类文体。这类文体是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文体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新品种。这一时期，报刊上活跃的调查报告、报告文学、杂文等就属于杂交类文体。这些活跃着的新兴新闻文体，不仅满足了当时受众的多种需要，更为以后新闻文体的创新打下了基础。
二、新闻报道类文体的变革发展
在清末民初这20余年的时间里，由于时局的急遽变化，人们对新闻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要求新闻越快越好，越多越好，之前被广泛使用的夹叙夹议的消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并且随着交通、电讯的发展，电讯稿开始在报纸上广泛使用。电讯稿简洁朴实直陈其事，新闻五要素相对齐全，成为消息体裁渐趋成熟的一个标志。到了五四时期，欧风东渐，西方的新闻写作方法被介绍到中国，新闻导语开始在消息写作中得到广泛应用，导语的广泛使用标志着消息作为新闻报道的文体形式已经成熟。同时，我国土生土长的新闻文体形式——通讯，在经历了新闻记事、纪事通讯和解释性通讯的形式发展后，在黄远见、邵飘萍等人的努力下，也逐步成熟，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变。 （一）消息的演变
消息，历来是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然而直到中国近代报刊诞生半个世纪以后，它才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母腹中脱胎而出，正式成为独立于文学样式之外的新闻报道体裁。我国报刊上早期的消息是由记叙文发展而来的，那时的消息平铺直叙，就事报事，按时间顺序先远后近，先因后果，和今日的消息正好相反。⑥真正的消息是随着电磁电报应用于新闻传播后才正式形成的。美国人莫尔斯发明电磁电报后，1851年美联社首次应用于新闻传递。而中国直到1881年底才架通了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次年2月23日《申报》首开中国电讯新闻之先河，刊登了天津发来的朝廷谕旨四则。最初的电讯新闻没有固定格式，因当时电报费用昂贵而以简要为宗旨。到了清末民初这段时期，随着交通、电讯的迅速发展，使得新闻传递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加上时局的急遽变化，读者对新闻的需求更加迫切，有些报纸尤其是资产阶级政党报纸自觉地运用新闻作为宣传手段。这一切，都推动着消息从内容到形式发生巨大的变化。
1.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所占的比重增加并客观公正地叙述事实
在报纸初创时期，电讯主要用来传达“上谕”，报社自己采访的新闻并不多。而到了清末民初，电讯稿从“上谕”中解放出来，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新闻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首先是军政消息在报纸中的比重增大。表现为电讯在版面中占主要地位。每遇重大军政事件，《申报》、《时报》、《民立报》等许多报纸往往整版整版地刊载电讯，多的三五十条，少的一二十条。重要的电讯还使用大号黑体字刊出，并在字旁标以黄豆大的黑点或圆圈，以求醒目。由于电讯数量增多，编辑在处理时往往根据其来源或对象的不同，分成专电、外电、通电、公电等名目，其中“本报专电”时效性强，最受欢迎。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发生的事件，第二天在上海的报纸上就能看到，如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上海《民国日报》就刊出了“袁世凯一命呜呼”的“本报专电”。除了军政消息，其他消息也受到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受此影响许多报纸也加强了商情和经济新闻的报道。
随着消息关注内容的变化，这时期的消息开始力图客观地叙述事实。首先表现为夹叙夹议的消息在大多数报纸上大大减少。早期近代报刊中新闻事实和评论不分，很多消息的着笔与落笔处为政治方面的议论或感慨。如《申报》1874年12月25日刊登的天台民变消息，其中写到“窃思伏戎于莽，揭竿启衅，推其缘故，要为钱漕而起。民虽易于作乱，而官亦有其责任焉。官府苟因解费不敷，必欲商量增加，亦宜禀请上官。由督抚准行出示，则民众亦能照办，岂有行凶之举乎”。消息中一大段话都是发表对事件的评论。还有后来《申报》关于“杨月楼案”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更是将议论置于事实之上。《申报》对“杨月楼案”的报道最初是猎奇，后来则发展为对相关酷吏腐败的讨伐，对中国法律酷刑逼供问题的批判，甚至有关于新闻自由问题的讨论。消息成为报人表达意见的工具。而到了20世纪初，随着受众对新闻越来越关注，加上报人文体自觉意识的增强，夹叙夹议的消息逐渐减少，如1902年出版的《新民丛报》夹叙夹议的消息仅占6%。⑦1904年《时报》提出新闻要“博、速、确、直、正”五字要求，客观报道为多数人所接受。如《中国日报》上，1904年3月5日、4月5日，1907年3月5日、4月5日共114条消息，夹叙夹议仅5条。自此以后，“公正客观”逐渐为一般人所接受，各报以此相标榜。其次，大多数消息都客观、简明地叙述事实，议论、文学手法在消息中已经少见。早期报刊新闻由于分不清新闻与文学故事的关系，加上受中国传记文学和笔记小说的影响，一些情节曲折、饶有趣味的人物故事被当作新闻，写作风格、体裁结构、语言文字、表现手法等，亦多是从中国古代文字中移植过来。例如在一则《弛马角胜》的关于赛马报道中，用文学描写来代替事实报道，其中关于观众的描述如下，“至于游人来往，士女如云，则大有溱洧间风景。或篮舆简轿，得得远来；或油壁小车，辚辚乍过；或徒倚于楼上，或隐约于帘中。莫不注目凝神，观兹奇景”⑧。而到了清末民初时期，大多数消息都开始客观、简明地叙述事实，议论、文学手法在消息中已经少见。如《民呼日报》一则消息：“（北京电）粤汉、川汉两路，共借英金五百五十万镑，乃汇丰、德华、汇理三银行承借；工师用英、德、法三国人。材料亦英、德、法三国匀摊。先在柏林议定，将在北京订约签字。”⑨又如“粤汉、川汉二路借款条约，现已决议，拟于本月初十日签押云”⑩。这二则消息都是简洁、客观地叙述事件发生的经过，看不出任何特别贬褒之处，更谈不上文学色彩了。
2.电讯的普及和消息形式的日趋完善
我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报纸上就有“电讯”。当时以上海为中心，有两条和国外联系的有线电报线路。早期的电讯就是从这两条线路传来的，1874年1月30日《申报》刊载的报道英内阁改组消息的“伦敦电”，是中文报纸上刊载的第一条新闻电讯。不过在当时，这一类电讯大部分是从洋行往来电报存底中抄来的，发表时只含糊地标出“伦敦电讯”、“纽约电讯”、“电音汇录”等字样，一般不注明出处。在20世纪初，中国日报开辟本报专栏，主要刊登来自日本的电讯，每天有二三条，视为珍品。以后凡报皆辟“本报专电”，以电讯多而快作为竞争手段。但是在有线电报开通后的很长时间里，报馆拍发电报都与其他电报收费相同：“每字一角起，每间一局递加一分。当时系以线路之远近，定收费之多寡。”这一收费标准对于当时的报馆来说，是十分高昂的。所以虽然有线电报的开通大大缩短了消息传递的时间，但只有重要新闻才用电报传递，而一般的新闻和篇幅较长的通讯仍然是由陆路或水路传递，所费时日还是较多。在这种情形下，几条主要铁路的建成通车，对于报业的消息传递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1911年津浦铁路的通车，使京津与上海之间的通信往来更加方便。到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这就大大促进了电讯普及。在辛亥革命前后，《民立报》、《申报》等，整版整版刊登电讯，每天多到三五十条。 五四运动前后，时代的变革，进一步推动了新闻文体的发展。这时期中国报纸上的消息形式已日趋完善。20世纪头20年里报纸是分栏编排，设“本报专电”、“西报译电”、“本市新闻”、“外埠新闻”等栏目。20年代起，一些报纸采用混合编排，即将新闻按内容分类，同一内容的许多消息编在一起，一个标题下有十几条乃至几十条消息。这样编排，内容集中，但很零乱，读者不得要领，须看完全部消息才知事件全貌。于是编辑们就试图将一栏内的众多消息加以综合，形成一个归纳性话语放在消息头上，这就是新闻导语的雏形。其次是消息的结构突破了传统的先远后近、先因后果、先人后事的记叙文结构，开始把最新鲜、最重要的内容放在前头，倒金字塔的新闻结构开始形成。这一切都表明在这个时期，中国报纸上的。
（二）通讯的发展
通讯是地道的“国粹”，因为西方没有通讯这种体裁。19世纪的中文报纸是采用辞典式编排的，有的不分类、不分栏，有的分“要闻”栏、“新闻”栏，但都无标题，只是在每条消息头上划个“△”或其他的标志以示篇别。这个时期的报纸上分不出消息和通讯，编辑的头脑中也无自觉区分的意识。当时报上的文体只有两种：电报和叙事文。电报传递的是简短的要闻。那些重要性较差、时间也不太急的新闻，就由该报访员或自由撰稿人写成叙事文，通过信函方式寄到报馆。通讯最早用“通信”二字，就因为是用通信的方式传递到报馆的。到清末民初这段时期，随着社会的大变动，通讯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开始成为独立的新闻体裁，并逐步完善成熟。
1.“新闻记事”，又可称为“概要记事”
近代的报纸，最早只有消息，只是传播新闻、交流情报，所以报纸又称新闻纸。随着封建经济的日益解体，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仅仅是结论性的报道、简短的消息已不能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要。特别是某些重大事件，人们普遍关心的事件，不介绍具体情节很难满足读者需要。于是，报纸就用“新闻记事”的形式，发表本报派出的访员（即外勤记者）或投稿人从本埠和外埠写来的信函短稿。“新闻记事”可以比较从容地叙述事实，但也很难和消息严格区别开来，大体上相当于写信和电报的区别。但当时的新闻记事大多借鉴古典文学中的文学手法，运用文学观念去进行新闻写作，文章往往不重视信息的传递，而是一味追求文章的文艺性和故事性，很多情节是凭道听途说或闭门造车写成。与其说是在报道社会新闻，不如说是在进行文学创作。到了“戊戌变法”之后，西方新闻理念传入国内，加上报人新闻意识的增强，受众对新闻真实性、时效性的追求也渐渐强烈起来，用文学手法来写新闻的情况才逐渐减少。从当时社会需要看，人们虽不满足于结论性的简讯，但一般也只要求了解一下事情的基本情况、大概面貌。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前，新闻记事大都只有概要的叙述，很少有详尽地反映某一事件来龙去脉的报道。当时生气勃勃的报刊，主要是改良派用来宣传自己政见的政论性报刊，没有把新闻报道放在主要的地位。
2.纪实通讯的兴旺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迫切需要了解新思想、新事物、新情况。革命后所进行的一些社会改革，也为新闻报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面临着这种客观条件和客观需要，报纸意识到自己有发挥更大影响和作用的天地，便自然而然地减少了议论性文字，增加了沟通新鲜情况的新闻报道。报道在叙述事实时力求具体，并注重于事件的“全过程”。比较详尽地报道新闻事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长篇记事因适应读者的需要迅速发展起来，前期的新闻记事开始了向纪实通讯的发展。纪实通讯在报道范围上沿着纵、横两个方面发展。纵向发展形成事件通讯，报道事件发展的详细经过。横向发展沿着新闻记事的道路继续前进，形成概貌通讯又称情况通讯，全面概括地反映一时一地的最新情况。
概貌通讯，即报道一地一时的最新事态。如《民立报》在武昌起义后，大量刊登各地通讯，如《革命声中之奉天》、《革命声中之清江》、《革命声中之扬州》等，全面地介绍这些地区在光复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各阶层动向。概要通讯是从“横”的方面全面反映一地一时的情况。如《民立报》上的《革命声中之天津》分十个小标题：“报馆”、“造币”、“学生”、“辫子”、“鸦片”、“侦探抢人”、“何尝有病”、“取缔报馆”、“王克敏碰钉”、“袁项城招鬼”，反映武昌起义后，当地的政府要员、商人、报人、学生等人的各种态度和行动。
事件通讯，报道一个新闻事件的始末，是更详细的新闻记事，当时有人称“详记”，有人称“委曲”。“委曲者，尽力求详之谓。凡遇重大或特注人目之事件，如国会之会议、名人之演说、国务总理施政方针之宜布、裁判所要案之开庭等类，用此等叙法，即速记体记事是也。”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国家要事，包括重要的社会新闻，报人以客观报道的形式，向读者作详细的、系统的、负责的报告。事件通讯一般和消息密切配合，先由电讯作简短报道，一般只讲结果，然后记者撰写一篇详细的报道，来描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如1911年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被炸事件。1911年8月4日《民立报》在“本报专电”上刊出消息，8月18日至22日该报连续五天刊登《李准弹血逃生记》的长篇通讯，通讯开头说：粤水师提督李准于19日（阴历）在双门底被炸弹击伤，已详见本报专电。兹得粤中详信，分述如下。事件通讯从“纵”的方面报道事件详细经过，按时间先后或事件发生先后为序来写。概貌通讯和事件通讯的共同特点是叙事平实，报道客观。前一阶段的新闻记事是抓住一个典型事例展开具体的描述，有很浓的文学色彩。而发展到纪实通讯时已基本消除了文学色彩，没有描写和议论，而是用概括的语言老老实实地叙述事实，使读者清楚地了解一个新闻事件的始末和一地一时的最新事态。这基本上符合了通讯写作要求。通讯已从中国古典文学中脱胎而出，成为独立的一种新闻文体。
3.解释性通讯的出现和发展
纪实通讯虽然能详细地报道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其格式大同小异，但求其细，不求其美，叙述方式比较呆板、平淡，缺少突出的描写和行文的波澜。加上当时中国历史新旧交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各种各样的新闻像万花筒似的，读者不仅要详细地了解各个事件，而且迫切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会产生什么影响，导致什么后果。平实的纪实通讯难以承担这样的任务。于是，报人们就开始进一步探索起新的表现方法。其中著名记者黄远生在《时报》、《申报》等报上发表的“北京特约通讯”风靡一时。他的通讯真实地报道了当时人们最迫切要求了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反映了当时风云变幻的时代面貌。他的通讯秉笔直书，敢于言常人不敢言、不能言之事。通讯的表现手法也别具一格。李良荣先生把这种新的通讯形式称之为解释性通讯。是因为这种通讯不像纪实通讯那样平实地报告一件事，而是围绕一个新闻事件，提供大量的背景材料，揭示事件的本质，分析其利弊得失，预示其发展趋势，不仅报告“是什么”、“怎么样”，重点在提示“为什么”。这在当时是新颖的表现手法，很像目前西方流行的解释性新闻。 黄远生的解释性通讯，善于分析和综合材料。在他的通讯里，材料不是杂乱无章各不相连的片断，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有条有理；也不是观点加例子，油水相离，而是把观点和材料水乳交融在一起；也不是像上个时期叙中加议或叙后加评的消息那样，而是边叙述边分析。通过对重大而复杂的新闻事件内部矛盾的中肯分析，向读者解释事件的含义、性质或原因，进行深度报道。如他的解释性通讯代表作《借款内脉之解剖》，把袁世凯向英法等六国银行借款的内幕进行揭露。开篇说：
借款事情，杂见中外记载，而以其内容之复杂、观者或莫得要领所在；且得其要领矣，或莫知其内部所伏外交上离合从横之故，视此事之于吾国前途，仅认为经济上与财政上之关系，而不知其有外交生死关系在内也。记者因综合中外记载，纬以所闻及所观察者，以解剖之，著为此篇。虽其中有涉旧闻者，以见闻浅陋，或所论谬于事实者，又或有近于武断者，要之足自成为一种见解。于吾国民之热心研究此一大问题者，不无流壤之助，则所敢自信者也。
然后，立即通过对六国借款团中各国相互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分析，为读者解释了六国借款团矛盾重重何以不分裂，巴黎会议何以召开；同时分析了协商借款的会议从伦敦转移到巴黎的原因。随后在简单扼要介绍巴黎会议的情况时，又能得其要领，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其中一条，即令一国提出异议，则此合同即可作废，为读者指出其将来重大危害在于将各国在中国于条约上所定的势力范围一一确定，中国的命运生死系之；在介绍借款之根本条件后，又提醒读者应注意的几点借款内幕，如借款与外交的勾连及其私下交易。最后指出借款实质“纯然以外交为主动，纯然六大强国对中国均势上根本之外交政策为主动”；并进一步分析了此后借款的结果，预测借款走向。活灵活现地勾画了袁世凯等一群军阀政客卖国求荣的丑态，同时也揭露了英、法、德、美、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勾心斗角和对中国敲诈勒索的罪行，激发并推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袁群众运动。
黄远生的解释性通讯是在全面准确地描述事件来龙去脉基础上，进一步地做出评论，以画龙点睛式的议论来深化报道。黄远生说：“吾曹对于政局，对于时事，乃至对于一切事物，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同时他发挥主张时极为审慎，“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除其他主张，且吾曹有所主张，以及其撷取其他主张之时，其视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较之凭恃理想发挥之空论，尤为宝贵”。对事件描述的同时，对新闻事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较准确的预测。如在写于1914年9月《外交界之现象与评论》一文中所谈及日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到，“吾向者谓将来战事终结，列国间必有如拿破仑败后之维也纳会议之发生，而人皆在此等处分之中，此之谓也”。这个预测不幸在战后于1919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成为事实。这样精准的预测报道内容在作品中不胜枚举。
黄远生开创的解释性通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成为我国新闻记者长期仿效、学习的范本。黄远生之后，许多报人都开始了解释性通讯的创作，如《时报》的徐彬彬、舜华，《新闻报》的张季鸾、陶菊隐，《申报》的邵飘萍等。一时间，风靡全国。
从新闻记事到纪实通讯的兴起，再到解释性通讯的出现并发展，清末民初，通讯开始从古典文学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新闻文体形式，并逐渐发展成熟。
注释
①李焱胜：《中国报刊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2011年，第1页。③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页。④秦秀白：《文体学概论》（第2版），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页。⑤张惠仁：《现代新闻写作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9页。⑥吴鸿业：《中国新闻文体探源》，《新闻三昧》1994年第9期。⑦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54页。⑧《申报》创刊号，1873年。⑨《川粤铁路借款》，《民呼日报》1905年5月17日。⑩《民呼日报》1905年5月26日。刘磊：《电报与近代中国报业》，《传媒》2002年第4期。尹德刚、周胜：《当代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1页。《时报》1912年7月9日。黄远生：《本报之新生命》，《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2—106页。黄远生：《外交界之现象与评论》，《远生遗著》卷四，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