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期货创新不断，而其规范始终以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下称“《条例》”）为基础，其法律位阶和效力不够，不能满足期货市场创新发展的深层次法制需求，期货市场发展亟须一部基本法作为长远发展的法制保障。
　　近年来，期货市场更是持续稳定规范发展：
　　一是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如2012年期货市场成交14.5亿手，同比增长37.6%；成交金额171.1万亿元，同比增长24.4%。
　　二是期货市场品种结构日趋完善，2010年成功推出股指期货，结束了中国期货市场只有商品期货的历史。
　　三是期货品种数量不断增加，如过去五年来新上市了13个商品期货品种，目前期货品种涵盖了农产品、金属、能源、化工、金融等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和金融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商品和金融期货品种体系。
　　但期货市场始终以《条例》为基础进行规范，存在诸多问题，满足不了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创新发展，《期货法》制定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条例》法律位阶较低，规范内容有限，无法满足期货市场规范发展需要
　　目前，期货市场形成了以《条例》为中心，两个司法解释、若干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自律规则组成的期货市场法规体系。但期货市场法律体系位阶较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评估（FSAP）中，明确指出中国期货市场的法律层级不够。
　　同时，《条例》作为一部行政法规，囿于《立法法》的规定，缺少对期货市场基础法律关系、民事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方面的规范，也无法实现期货市场特别制度与《合同法》、《破产法》、《担保法》等普通民商事法律的协调。
　　（二）中国期货市场实现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需要《期货法》提供法律支撑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期货市场已经从“盲目发展阶段”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阶段”，亟须《期货法》支撑期货市场，以实现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的转变。
　　一是伴随中国股指期货推出并历经市场检验的若干制度创新，如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分级结算制度等，亟待以法律形式加以吸收和固化。
　　二是近年来，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参与期货市场的限制逐步放开、期货公司获准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期货市场 “混业经营”初露端倪，需要《期货法》对混业经营监管作出前瞻性规定。
　　三是为了提升中国对原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保障中国企业的稳定经营和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期货市场将进一步创新发展有关铁矿石、动力煤等战略性期货品种，加大对碳排放权、指数、期权等新兴交易工具的研发，需要《期货法》从基本制度上予以保障。
　　（三）要处理好证券与期货监管的边界，需要《期货法》予以厘清
　　证券与期货是境外成熟资本市场的两大传统领域，一般界限清晰，证券与期货分别立法也是境外成熟市场早期的典型做法。但随着股票期权与指数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证券与期货业务上出现了交叉，在监管上产生了冲突。境外成熟市场或者选择在立法规范中进行分工，或者通过制定统一的金融商品监管法律来应对。
　　《证券法》主要规范传统的股票、公司债券等。《条例》目前规范的主要是场内期货交易。对于“证券型”证券衍生品种和“契约型”证券衍生产品的界定和调整分工、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规范等问题在法律层面缺乏清晰的规定。当前，在中国制定统一的金融商品监管法律的时机还不成熟，通过《期货法》明确相关证券衍生品种的基本制度，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