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服务于终极目的的手段。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以来,十几年过去了,现在重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唯一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加快”两个字,这说明十几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传统增长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效益,对于这种模式,多年来社会上存在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这不是什么坏事。此外,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对于这样的结构性扭曲,有人认为我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偏下,投资基础设施有很大空间;同时,我国科技水平总体仍然比较落后,劳动力素质差,短期不能放弃低端出口品。这些认识恰恰对转变发展模式构成了很大障碍。
　　至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出口导向,国内外形势已使我们低端的出口难以维持下去,在银行信用紧缩情况下,即使危机后,美欧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回到危机以前。这场危机所带来的波动,不是单纯的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在各个地方,成本上升使我们出口企业正逐渐丧失原有优势,出口作为传统增长方式的一大支柱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们不能安于现状,更不能以增长模式转换的艰巨性、复杂性为借口力图维持现状,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欲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一系列弊病,单靠政府和中央号召没有用。没有体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以消费投资失衡为例说明体制改革对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传统的发展方式投资过重、消费过轻,现在的情况是外部需求疲软,国内产能过剩,由投资和出口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提升居民消费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无可选择之选。但当我们需要消费支持经济增长时,却发现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46%滑落到08年的35%,短短不到十年时间,消费占GDP比重降低了10个多百分点,这个数字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传统增长模式已经失去目标。
　　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服务于终极目的的手段,经济增长仅仅是一个手段,但我们多年强调GDP已经给我们养成了思维惯性,把手段本身看成目标,结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断下降。
　　造成消费不足的原因大概来自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保障体系落后、房价暴涨和财富的积累向国有部门倾斜等因素。因此,将增长的动力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就迎刃而解。
　　第一是通过减税增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第二财政政策要从投资领域中退出,让更多财政支出用于充实保障体系、调整经济结构以及提升消费。第三是要增加土地供给,平抑房价。最后是资产的再分配,就是财政分配向个人和家庭倾斜。
　　提升消费,抑制投资,需要制度改革,因为投资过重同样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如GDP挂帅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除此之外,还有人为压低土地价格、资金价格和能源价格,鼓励大家上项目,降低资本、要素成本,鼓励投资等,对此首先就是要改变官员的考核体系,放弃考核GDP,改为考核民众满意度。从GDP评选转向群众满意度,启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真正的土地市场,让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投资活动,让市场决定投资方向和规模,让企业和投资者承担投资收益。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