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左公柳”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
　　1948年秋季，我上小学四年级，从省城来了——位音乐教师，除给县城的中学和师范学校带音乐课之外，还给我所在的岷县肃政街实验小学四年级兼带国文课。假期，这位老师组织了一台歌咏会，在县城公演，轰动一时。其中有一首歌名为《玉门出塞》的二部合唱特别精彩，很快便在中小学生中传唱开来。歌问是这样的：“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天山溶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滔滔。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更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带着对“左公柳”的疑问请教大人，父亲说：“因为是左大帅栽植的柳树，所以叫‘左公柳’。”这位友大帅便是曾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后来我还得知这首歌词的作者是罗家伦。
　　正是儿时的这一段美好记忆，使我对左公柳产生了兴趣。除了解其历史背景之外，近年来还对左公柳的生存状况做了些追踪考察。
　　清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始任陕甘总督，次年，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平息陕甘回变之后，又于光绪元年(1875)，奉命督办新疆军务，率大军入疆，用两年时间平定了外来势力煽动的分裂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左宗棠用兵陕甘和进军新疆期间，有一系列善举，修筑陕甘大道，并于沿途大量植树便是其中之一。
　　为进兵和后勤供应需要，左宗棠动员大量人力物力，修整了从潼关至嘉峪关外的陕甘大道，其后又延伸到新疆，路宽10～30米。自同治十年(1871)二月起，下令军队植树，沿陕甘大道两侧，栽植柳树(也有部分榆树)，少则一两行，多则四五行，连续数年，绵延数千里，被誉称为“左公柳”。光绪六年(1880)，当左宗棠离开甘肃时已是“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兰州)，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左宗棠《奏稿》)。兰州以东，“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左宗棠《书牍》)。
　　左公柳成为甘肃境内特有的风景线，引来名流大家的称颂。光绪五年(1879)，左宗棠的同乡好友、时任甘肃布政使的杨昌溶，在西行途中看到“绿如帷幄”的左公柳后有感而发，赋《左公柳》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被称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光绪十年(1884)后，跟随任职甘肃布政使的父亲寓居兰州，其间他游历过甘肃的许多地方，留下不少诗作，在《别兰州》一诗中写道：“前度别皋兰，驱车今又还。两行出塞柳，一带赴城山。”分明是在赞颂绿染塞外的左公柳与绕城而流的黄河水。
　　左宗棠离开西北以后，甘肃境内出了一个保护“左公柳”的布告：“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上世纪30年代，朱绍良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期间，还专门发了一道政令，要求对尚存的左公柳编号登记，严禁砍伐。但不管是布告还是禁令，都没有挡住沿途民众对左公柳的摧毁。时至今日，已很难寻觅左公柳的踪迹，“两行出塞柳”的景观已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
　　人们不禁会问：今天是否还有存活的左公柳?答案是：有，但为数奇少。
　　幸存的左公柳以兰州五泉山下为最多，至今尚能构成小群落。在五泉山公园及附近街巷，尚存的左公柳不少于30多株，已作为兰州市的文物树种挂牌保护。这批左公柳树围3～4．5米，高达10～18米，冠径14～22米，绿叶婆娑，郁郁葱葱，生存状态良好。
　　在酒泉市的酒泉公园内，有5株左公柳存活，其中2号树最为高大，树围4．32米，树高约18米，冠径近20米。五株老柳树自前至后，错落排列，仲夏季节，常有众多游人依荫纳凉。
　　最为难得者，在定西县的青岚山上，尚有一株左公柳存活，树围3．6米，树高15米，冠径14米，树皮大面积剥落，枝干多已枯萎，仅两侧枝尚有绿叶生长，迎风飘洒，观者悲悯。2005年初秋，笔者去现场观察，其景象令人担忧。很难说此株孤独的左公柳是否还会有来年!据文献记载，在甘肃中部地区，“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谁知时隔130多年后，在定西县的黄土高坡，10多万株友公柳独存其一。树若有知，回望悠悠岁月，感念艰难境况，也一定会发出深深的感叹。
　　有人说，在玉门境内仍有大量左公柳存活，初闻之，顿感欣喜。径往玉门查证，在玉门镇以西的公路两侧，确有榆柳成行，紧依现今公路边沟，继续而西，树身也算高大。经取量，树围多在2米以下，树龄尚不足百年，是为后期所植，并非左公柳。
　　左公柳的树种均为旱柳，树围3～4．5米，树高达10～20米。期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左公柳的存活状况，提供新的线索，进一步掌握左公柳遗存的确切数据，从而使这一自然与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