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政篇
内阁短命、换相频繁，是日本政坛痼疾。仅以平成时期前23年（1989?2012年安倍二次拜相）为例，共经历22届政府、17位首相。能够打破魔咒的只有两位首相：三度拜相的小泉纯一郎、四度拜相的安倍晋三。四次当选、长期执政，安倍在内政方面是成功的吗？
如果要评估安倍执政以来的情况，内政方面的反馈可能是最为复杂的。首先，内政涵盖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领域，是日本公众对政府政策感受最为直接的方面，体会可能千差万别。其次，内政涉及修宪等日本国内政治分歧最大、争论最多的问题，同样会造成意见的严重分化。再次，内政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在落实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效果与初衷之间可能会出现较大差距，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评价。因此，在日本学界和舆论界的很多调查和评估中，对安倍政权在大部分内政领域的政策及其实施结果都是臧否参半，换算成百分制的话，基本在50分上下徘徊。
这一结果在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三个领域体现得更加突出。
第一是财政领域。对于日本财政，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是“寅吃卯粮”，即政府基础财政收支赤字长期存在且愈来愈大，只能靠发行公债维持。截至2019年，公债累积总额几乎相当于日本15年的税收总额。安倍政权第二次上台后， 于2013年8月发表《中期财政计划》， 对财政健全化做出了一系列承诺，例如到2020年度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但“寅吃卯粮”是长期积累出来的问题，解决并非朝夕之功。在安倍政府的调节政策下，近年基础财政收支情况确实有所改善， 但与其财政健全化目标仍然有较大差距。2018年6月15日， 安倍政府通过了平成时代最后一份关于财政的方针文件《经济财政运营和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2018》，明确将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的目标推迟到2025年。
日本社会发展的形势使未来的财政压力有增无减。去年日本18岁以下人口数量创历史新低，国民预期寿命则不断延长。随着少子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现在已达到1/3，而且还将增长。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以后财政方面的问题将日益加剧。尽管目前购买公债的主力是日本家庭和企业部门的剩余资金，不至于出现南欧式的“国家破产”危机，但这种模式依然不可持续，已经成为日本一大隐忧。
解决财政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是通过增税提高政府收入。其中，消费税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2014年4月，安倍政府将消费税从原来的5%提高到8%，今年10月将再次提高至10%。但增加消费税同样是一把双刃剑，这对于高收入者构不成太大压力，对低收入者来说则压力相当明显。根据此前日本的经验，一旦增税，很可能给政府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安倍政府对此非常清楚，所以消费税增加的时间被一拖再拖。而且，增税2%对整体财政改善作用有多大也无法确定。增税是有限的，但日本教育无偿化等新措施需要增加支出，军费更是年年增长，收支平衡将愈加困难。
第二是社会保障领域。从各种舆论调查看，目前至少有一半日本公众对个人未来态度悲观。一方面是日益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危机，另一方面是日本并不十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都使人感到不安。为此，安倍提出打造“全年龄层型”社会保障制度，即在谋求充实保育、护理服务，为在职人员提供便于兼顾家庭与工作的环境的基础上，“以低收入家庭儿童为中心，使真正有需要的儿童的高等教育（高中）实现免费化”。
2019年8月8日，示威者在日本首相官邸外举行抗議，敦促政府尽快修复日韩贸易关系并为战争暴行道歉。
这一政策方向得到日本公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但其细化和实施也面临着重重挑战。首先，日本社会情况的巨大变化挑战社保改革的速度和力度。日本已进入超老龄社会，而且老龄化趋势仍在加剧。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那一代人很快将进入75岁，而这一代人数量极大，也就是说大批新的“超高龄老人”在涌入。同时，日本家庭形式和工作形式都在快速变化，很多家庭夫妇双方都在工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但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根据传统标准日本家庭状况设定的，即先生是正社员（正式员工），太太是专职主妇。从目前看，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更新跟不上形势的变化。
其次，安倍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结果与预期存在一定差距。例如，超老龄化和家庭、工作形式的变化使老年护理问题日益突出，其重要性可能会超过医疗问题。今后老龄人口护理将越来越社会化或商业化，这就需要各种形式的保险。以前这种保险是公费（国家）自费（企业和个人）各出一半，企业部分包括健保组合（主要是财力较雄厚的大企业参加）和协会健保（主要是中小企业参加）两个机制，国库每年向经费困难的协会健保补助1500亿日元。2017年的改革措施废除了这笔补助，改由大企业所在的健保组合进行部分出资，剩余部分由投保者个人支付。按说这样会减少中小企业的负担，但是结果2019年大企业的健保组合、小企业的协会健保、个人负担全面增加。这是因为，改革后协会健保按“总报酬量”收到的保险金减少，要报销的金额却在增加。所以很多人认为安倍政府在转嫁责任。
第三是就业和收入领域。安倍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就业、提高收入的政策，包括延长退休时间、鼓励女性就业、提升最低工资等。此外还采取很多细致的措施加以辅助，如制定各种培训计划、给予雇用正社员的企业政府补助等。由于这些政策，民众最低工资的确有所提高，就业率也在上升。但日本舆论仍然对于政策的实际效果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尽管就业率上升，但其实正社员并没有增加，增加的大都是派遣制员工，或者打零工的女性和老人，其收入非常有限。政府鼓励就业措施也执行不力，2017年对于雇用正社员的企业补助预算为5.3亿日元，但最终只支出了765万日元。
内阁短命、换相频繁，是日本政坛痼疾。仅以平成时期前23年（1989?2012年安倍二次拜相）为例，共经历22届政府、17位首相。能够打破魔咒的只有两位首相：三度拜相的小泉纯一郎、四度拜相的安倍晋三。四次当选、长期执政，安倍在内政方面是成功的吗？
如果要评估安倍执政以来的情况，内政方面的反馈可能是最为复杂的。首先，内政涵盖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领域，是日本公众对政府政策感受最为直接的方面，体会可能千差万别。其次，内政涉及修宪等日本国内政治分歧最大、争论最多的问题，同样会造成意见的严重分化。再次，内政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在落实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效果与初衷之间可能会出现较大差距，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评价。因此，在日本学界和舆论界的很多调查和评估中，对安倍政权在大部分内政领域的政策及其实施结果都是臧否参半，换算成百分制的话，基本在50分上下徘徊。
财政、社保、就业
这一结果在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三个领域体现得更加突出。
第一是财政领域。对于日本财政，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是“寅吃卯粮”，即政府基础财政收支赤字长期存在且愈来愈大，只能靠发行公债维持。截至2019年，公债累积总额几乎相当于日本15年的税收总额。安倍政权第二次上台后， 于2013年8月发表《中期财政计划》， 对财政健全化做出了一系列承诺，例如到2020年度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但“寅吃卯粮”是长期积累出来的问题，解决并非朝夕之功。在安倍政府的调节政策下，近年基础财政收支情况确实有所改善， 但与其财政健全化目标仍然有较大差距。2018年6月15日， 安倍政府通过了平成时代最后一份关于财政的方针文件《经济财政运营和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2018》，明确将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的目标推迟到2025年。
日本社会发展的形势使未来的财政压力有增无减。去年日本18岁以下人口数量创历史新低，国民预期寿命则不断延长。随着少子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现在已达到1/3，而且还将增长。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以后财政方面的问题将日益加剧。尽管目前购买公债的主力是日本家庭和企业部门的剩余资金，不至于出现南欧式的“国家破产”危机，但这种模式依然不可持续，已经成为日本一大隐忧。
解决财政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是通过增税提高政府收入。其中，消费税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2014年4月，安倍政府将消费税从原来的5%提高到8%，今年10月将再次提高至10%。但增加消费税同样是一把双刃剑，这对于高收入者构不成太大压力，对低收入者来说则压力相当明显。根据此前日本的经验，一旦增税，很可能给政府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安倍政府对此非常清楚，所以消费税增加的时间被一拖再拖。而且，增税2%对整体财政改善作用有多大也无法确定。增税是有限的，但日本教育无偿化等新措施需要增加支出，军费更是年年增长，收支平衡将愈加困难。
第二是社会保障领域。从各种舆论调查看，目前至少有一半日本公众对个人未来态度悲观。一方面是日益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危机，另一方面是日本并不十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都使人感到不安。为此，安倍提出打造“全年龄层型”社会保障制度，即在谋求充实保育、护理服务，为在职人员提供便于兼顾家庭与工作的环境的基础上，“以低收入家庭儿童为中心，使真正有需要的儿童的高等教育（高中）实现免费化”。
这一政策方向得到日本公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但其细化和实施也面临着重重挑战。首先，日本社会情况的巨大变化挑战社保改革的速度和力度。日本已进入超老龄社会，而且老龄化趋势仍在加剧。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那一代人很快将进入75岁，而这一代人数量极大，也就是说大批新的“超高龄老人”在涌入。同时，日本家庭形式和工作形式都在快速变化，很多家庭夫妇双方都在工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但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根据传统标准日本家庭状况设定的，即先生是正社员（正式员工），太太是专职主妇。从目前看，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更新跟不上形势的变化。
其次，安倍政府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结果与预期存在一定差距。例如，超老龄化和家庭、工作形式的变化使老年护理问题日益突出，其重要性可能会超过医疗问题。今后老龄人口护理将越来越社会化或商业化，这就需要各种形式的保险。以前这种保险是公费（国家）自费（企业和个人）各出一半，企业部分包括健保组合（主要是财力较雄厚的大企业参加）和协会健保（主要是中小企业参加）两个机制，国库每年向经费困难的协会健保补助1500亿日元。2017年的改革措施废除了这笔补助，改由大企业所在的健保组合进行部分出资，剩余部分由投保者个人支付。按说这样会减少中小企业的负担，但是结果2019年大企业的健保组合、小企业的协会健保、个人负担全面增加。这是因为，改革后协会健保按“总报酬量”收到的保险金减少，要报销的金额却在增加。所以很多人认为安倍政府在转嫁责任。
第三是就业和收入领域。安倍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就业、提高收入的政策，包括延长退休时间、鼓励女性就业、提升最低工资等。此外还采取很多细致的措施加以辅助，如制定各种培训计划、给予雇用正社员的企业政府补助等。由于这些政策，民众最低工资的确有所提高，就业率也在上升。但日本舆论仍然对于政策的实际效果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尽管就业率上升，但其实正社员并没有增加，增加的大都是派遣制员工，或者打零工的女性和老人，其收入非常有限。政府鼓励就业措施也执行不力，2017年对于雇用正社员的企业补助预算为5.3亿日元，但最终只支出了765万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