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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红军东征80周年，从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角度来分析东征，能够使我们充分领略到毛泽东战略决策的高明卓越，认识东征战役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地位。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成功摆脱国民党集团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后，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党和红军面临着新的抉择。一是要确保陕北地区成为党和红军的立足点和大本营。二是党和红军面临在新的形势和情况下应该如何发展，向何方向发展。这个历史性抉择的重担放在了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肩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依据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逐步提出了“经营山西”战略。这个战略随着东征的进行不断地得到完善和成熟，并成为红军东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依据。东征红军将士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灵活机动，初步完成了使命，在75天的战斗中，谱写了光辉精彩的乐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以后在华北地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长期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军事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党和红军的巩固发展问题催生毛泽东“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
毛泽东“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它是在解决党和红军生存和发展、向何处去这个关键性大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与陕北红军会合之后，虽然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但困难仍然很大。一是红军的力量比较弱小，当时红一军团只有10000人，红十五军团也只有7000余人，红二十八军则不足1500人。尤其是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但减员很多，而且过于疲劳，亟待补充和休整。而陕北根据地虽然占有西起甘肃、东濒黄河、南达鄜县、北接长城的20多个县份，但在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40余万人口，限制着红军兵源的补充。二是陕北地区经济落后，地瘠民贫，交通闭塞，无法解决红军兵员的补充和军需供给问题。当时一些国民党报纸曾幸灾乐祸地断言：“如果认为红军在那里能够存在下去，那将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可见红军的给养供应和物资补充都十分困难。三是陕北与华北之间有黄河天险与崇山峻岭的阻隔，红军难于一步跨向抗日前线。更为严峻的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重新调集陕、甘、宁、绥、晋五省军队联合“围剿”红军。红军四面受敌，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制造“华北事变”，妄图侵占中国华北地区，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
党和红军如何打破“围剿”，进而救亡图存，领导同志们的意见并不统一，部分人建议往西边向宁夏求发展；部分人主张往北边向内蒙古发展以背靠苏联；部分人建议向南发展，以抵挡住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进攻，堵住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的通道以巩固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则从政治军事战略高度，经过对上述意见的反复研究、深入比对，认为向北发展目前并不合适，时机未到，宁夏也不可取，向南的方针不可行，它会导致我们不仅要同西北军和东北军作战，更为严重的是还会把蒋系中央军引入西北，进一步加重陕北的严峻局面。应该向山西发展，唯此才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根本的方针是“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中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不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在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时明确指出：红军作战的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和红军本身的扩大。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东征山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红军东征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正确抉择。“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毛泽东通过把握全局、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说服工作，使大家充分认识到 东征发展战略的正确性，从而使得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发动红军东征的决定。
山西的省情为这个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现实可能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决策，是建立在他对山西的地理位置、战略地位以及阎锡山统治集团在山西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后得出的。第一，山西紧靠陕北，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历来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兵家要地。它处于西北和华北的中枢地带，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就可以打开一条通往华北抗日前线的道路。而且控制了山西，东进、南下、北上、西返都十分有利。第二，与陕北贫瘠落后不同的是，山西相对地广人密，经过阎锡山多年的经营，山西经济比较发达，物力、财力充裕。如果党和红军选择向东边山西求发展，红军的钱粮之筹集、部队给养、人员之补充，均可得到较好的解决。这将很好地解决红军的现实困难，改善我军的经济状况，增强红军的作战实力。尤其是大革命以来，山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20世纪30年代初期晋西红军游击队和平定兵变后红二十四军的建立，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深远，红军兵源的补充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第三，山西地形复杂，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地理条件优越，便于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是小股兵力驰骋纵横、进退自如的理想战场，便于红军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效地打击敌人，非常适合创建革命根据地作为陕北根据地的屏障和出师华北抗日的依托。第四，在山西建立根据地，可以使陕北根据地得到巩固发展，成为红军对日作战的后方。第五，阎锡山以5旅之众陈兵陕北，加重了对陕北的威胁，红军东渡黄河可以迫使阎军返晋，可以诱使围攻陕北的晋绥军回援山西，缓解陕北根据地的压力。
从现实角度来看，这个战略建立在客观现实性的基础之上。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科学的论证，193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东征山西方针的常委会议上指出，阎锡山有4个优势：优势兵力；本身作战能力；防御能力较强；社会力量强，有民团与保甲制度。但阎军有5个弱点：战略形式孤立，蒋介石、张学良暂时不能援助；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人民一般不满；作战指挥差；攻击精神差。与此相反，红军则有6个长处：是进攻的；能打运动战；有侦察条件；有陕西游击队、地方干部的配合；有人民的支援；红军能作战。鉴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在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强调指出：“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的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 由此可见，毛泽东“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是建立在对敌我客观情况的详尽的、周密的分析基础之上的。既不是迫不得已的临时举措，也不是单纯的战役行动，而是中共中央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与当时各方面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红军长远发展的大战略。其后红军东征的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是完全正确的。
红军东征是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的初步实践和完善
红军东征是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的初步实践，此战略与红军东征是相辅相成的。伴随着东征的全过程，经过红军东征山西，这个战略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成熟。
东征战役初期，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对红军行动、地方工作的部署，主要是立足于在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区建立一块与陕北相连的根据地，以“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1936年2月18日，毛泽东签发东征的作战命令，指出：“在党中央及军委会抗日讨卖国贼，向山西消灭阎锡山部队，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号召全国抗日讨卖国贼运动，并在军事上巩固向前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下，第一方面军第一步有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的任务。”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等部组成）发起东征战役，很快就突破阎锡山精心布置的黄河防线后，顺利进入山西境内，完成东征初步战略任务。毛泽东在2月23日进一步指出：“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200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如此就很明显说明毛泽东早在东征红军渡过黄河之初，就开始谋划并实施在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经营山西”战略，这就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抗战有效地结合起来。由此，2月24日毛泽东、彭德怀正式发布《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训令》，指出：红军胜利地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之后，“基本方针是在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内围石楼求得打增援部队，用大的速度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
红军进入山西后，发展顺利。连续取得关上、蓬门、兑九峪战斗胜利，给阎锡山晋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完成发展根据地的任务，毛泽东在郭家掌主持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三路南北展开。以红一军团为主的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向南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乘虚北上，创造晋西北游击根据地；以方面军直属队及红十五军团一部为中路军，担任钳制反击之敌，控制黄河渡口、维护后方交通等任务，从而形成了中路牵制晋绥军主力、左右两路分头北上南下发展的进攻态势。
在红军分兵三路进军期间，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隰县大麦郊附近的上益千村（今属交口县）、石楼县罗村和四江村等地举行了扩大会议（即晋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彭德怀、杨尚昆、林伯渠、凯丰、陆定一等。重点研究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依据红军东征以来自己随军对山西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情况的更加深入的了解，代表军委作报告，正式明确地向中央提出他的关于“经营山西”战略。他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要求“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指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向华北发展，“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强调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经营山西是战略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会议批准了毛泽东代表军委提出的有关“经营山西”等军事战略方针的提议。其后，为贯彻晋西会议的精神，毛泽东和彭德怀在 4月 2日发给红一军团的电示中，进一步阐明了“经营山西”、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与晋东北。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这一仗在东打那一仗在西打，没固定战线，全依情况决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实的指导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毛泽东此间明确系统地提出“经营山西”，在山西的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四面全方位地建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构想，不仅标志着他的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基本形成，而且通过在晋西会议上的深刻阐述，使之在政治局形成了共识，并最终成为党中央的决策。
依据会议精神，毛泽东、彭德怀为红军制定了行动方针。具体要求红一军团分5步“打网式”发展，最后占领正太铁路，然后依情况决定或出河北，或出长治、晋城；红十五军团在晋西北创建根据地，并配合在神府行动的红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打通与陕北的联系。
东征红军的节节胜利，使阎锡山非常恐惧，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央蒋介石求援。这正中蒋介石下怀，他正想通过插手山西的事情，削弱阎锡山的力量。于是，蒋介石在4月间派陈诚统一指挥关麟征、商震10个师进入山西，帮助阎锡山的晋绥军合力“围剿”红军，给红军造成巨大的军事困难。与此同时，在陕甘地区，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向陕北进攻，封锁黄河防线，企图将红军阻滞于山西一举歼灭。面对这种危险局面，如果我军继续坚持东进，势必扩大战争规模，很可能导致大的内战，同时也在蒋阎军的联合攻击下，孤军作战很难获取进展。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高兴的只会是日本侵略者。我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想将很难实现。 这个时候，中共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取得明显效果，东北军和西北军实际上停止了和红军的敌对行动。与此同时陕甘地区出现了红军发展的大好时机。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进行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一致抗日、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救亡等协定，并和西北军达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建立友好的互不侵犯的协定，双方决定同时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尽管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围剿”红军，但他们实际上已停止了对红军的敌对行动，这对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发展很有利。如此，这个时候，红军在山西作战已无有利条件。基于上述情形，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免内战的扩大，便于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果断决定变更原来的作战部署，决定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东征红军部队的果敢回师，体现了毛泽东对“经营山西”战略的顺时达变、灵活机变的韬晦把握。战争是敌我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形势和战场情况的新变化，指挥战争的统帅必须及时调整军事部署以适应新的情形，以追求己方战略目标的最大化。4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发布了《关于西渡黄河扩大陕甘苏区的命令》，指出：“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同日，毛泽东、彭德怀还致电张闻天，指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并坚定地指出：“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明确的方针。”就这样，从5月2日开始，红军陆续返回陕北。5月5日，红军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通电》指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经营山西”、向华北发展的战略不但是坚定不移的，而且是深思熟虑的。一年多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并将山西开创为华北抗战的特殊局面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经营山西”战略的正确性。
红军能及时回师西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政治上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斗争策略，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保存了抗日的力量，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军事上执行了扩大苏区的任务。我军回师之后便于5月19日出师西征，执行扩大陕北苏区的任务。在西征的两个多月战斗中，红军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师会师创造了条件。如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果断作出东征红军回师的决定是十分英明和正确的。如果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红军继续留在山西作战，一是很可能受到军事力量的损失；二是将会使红军陷入大规模内战的漩涡，不利于抗日统战需要；三是将使红军不能抓住机会，及时开辟陕北新区。当“经营山西”战略目标一时难以实现时，能在陕北根据地部分实现巩固扩大目标的情况下，回师陕北，就为战略层面的上上之策。
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与红军东征的伟大意义
红军东征历时75天，转战山西50余县，广播了革命火种。尽管暂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红军东征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及其历史意义，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的远见伟大。
首先，通过红军东征行动广泛宣传了党的新方针、新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使党和红军同广大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古县当时曾传唱一支歌曲：“活的不如人，提起来好伤心。地主老财骑马又坐轿，穷人赤脚到处跑。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苦到头，地主老财都拿光。受苦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打日本。”红军密切联系群众，把群众当作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和爱戴。群众把红军当作翻身解放的希望，主动为红军缝制军衣、做伙食，帮助收集情报，涌现出许多“红军妮”“红军爷”“红军耳目”等先进典型。
其次，指明了红军的发展方向，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东征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的任务。由于红军在山西的军事行动，打破了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困局，大大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为巩固扩大陕甘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回师后，红二十八军乘机收复了陕北根据地被占地区，建立了神木、府谷根据地，仅神府苏区就由东征前的六七个区扩展到28个区，并且和吴堡苏区连成了一片。红军东征在山西吸收新兵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门，组建地方游击队30余支，筹款30余万元，不仅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锻炼了部队，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为抗战爆发后奔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军事基础，而且，红军东征的伟大成果还缓解了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困难，从而为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创造了一定条件。
再次，通过东征山西，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决心，推动了山西和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后来的全面抗战做了战略上和现实上的准备；党和红军对山西省情有了更多的实际了解，也在政治上、军事上深深震撼了山西的阎锡山集团，逐步引起了其统治集团内部思想上、政治上的分化和动摇。这都为以后争取阎锡山政治态度的转变，促成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当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的建立，最终实现在山西形成抗战特殊局面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条件。在东征期间，毛泽东还亲自接见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通过他致信阎锡山，指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红军东征对晋绥军的军事打击与毛泽东对阎锡山的争取，促进了阎锡山政治态度的转变。红军回师不久，薄一波即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到山西，接办并改组了牺盟会，使山西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为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红军的东征，不但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种，唤醒了山西广大民众的抗日觉醒，建立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而且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党我军同全国各党派尤其是同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建立。红军东征开始后，党中央先后派李克农、周恩来同张学良举行了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并将“抗日反蒋”的方针适时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赢得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而且对促使张、杨此后发动“西安事变”，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这是红军发展的关键一步，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精彩一笔。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就是向东发展，创建抗日根据地。东征就是这个战略的初步实施和体现，并在东征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后来八路军依托山西在华北的发展更是对这个战略的最好诠释。后来毛泽东布置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就是这个战略的完美实践。这为开创山西团结抗战的特殊局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使八路军在山西和整个华北的敌后游击战争中立足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进而把山西发展成整个华北抗战的战略基地，最终实现“经营山西”的战略。足见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先见之明。
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和红军东征是伟大的，就如当年亲历东征的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所说：“作为抗日战争的前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红军东征将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载入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册。” “经营山西”战略和红军东征决策的提出、实施及所产生的伟大意义，都充分证明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政治战略和军事决策上英明卓越。正像彭德怀所说的那样：“进军山西，扩大宣传抗日主张，从此，共产党夺取了抗日领导权，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这次，毛泽东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决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东征红军将士自始至终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树立了党和红军的光荣形象，为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山西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党领导人民在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进行持久抗战做了战略上的准备和初步实践。
（责编 孟红）
党和红军的巩固发展问题催生毛泽东“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
毛泽东“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它是在解决党和红军生存和发展、向何处去这个关键性大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与陕北红军会合之后，虽然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但困难仍然很大。一是红军的力量比较弱小，当时红一军团只有10000人，红十五军团也只有7000余人，红二十八军则不足1500人。尤其是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但减员很多，而且过于疲劳，亟待补充和休整。而陕北根据地虽然占有西起甘肃、东濒黄河、南达鄜县、北接长城的20多个县份，但在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40余万人口，限制着红军兵源的补充。二是陕北地区经济落后，地瘠民贫，交通闭塞，无法解决红军兵员的补充和军需供给问题。当时一些国民党报纸曾幸灾乐祸地断言：“如果认为红军在那里能够存在下去，那将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可见红军的给养供应和物资补充都十分困难。三是陕北与华北之间有黄河天险与崇山峻岭的阻隔，红军难于一步跨向抗日前线。更为严峻的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重新调集陕、甘、宁、绥、晋五省军队联合“围剿”红军。红军四面受敌，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制造“华北事变”，妄图侵占中国华北地区，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
党和红军如何打破“围剿”，进而救亡图存，领导同志们的意见并不统一，部分人建议往西边向宁夏求发展；部分人主张往北边向内蒙古发展以背靠苏联；部分人建议向南发展，以抵挡住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进攻，堵住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的通道以巩固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则从政治军事战略高度，经过对上述意见的反复研究、深入比对，认为向北发展目前并不合适，时机未到，宁夏也不可取，向南的方针不可行，它会导致我们不仅要同西北军和东北军作战，更为严重的是还会把蒋系中央军引入西北，进一步加重陕北的严峻局面。应该向山西发展，唯此才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根本的方针是“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中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不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在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时明确指出：红军作战的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和红军本身的扩大。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东征山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红军东征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正确抉择。“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毛泽东通过把握全局、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说服工作，使大家充分认识到 东征发展战略的正确性，从而使得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发动红军东征的决定。
山西的省情为这个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现实可能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决策，是建立在他对山西的地理位置、战略地位以及阎锡山统治集团在山西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后得出的。第一，山西紧靠陕北，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历来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兵家要地。它处于西北和华北的中枢地带，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就可以打开一条通往华北抗日前线的道路。而且控制了山西，东进、南下、北上、西返都十分有利。第二，与陕北贫瘠落后不同的是，山西相对地广人密，经过阎锡山多年的经营，山西经济比较发达，物力、财力充裕。如果党和红军选择向东边山西求发展，红军的钱粮之筹集、部队给养、人员之补充，均可得到较好的解决。这将很好地解决红军的现实困难，改善我军的经济状况，增强红军的作战实力。尤其是大革命以来，山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20世纪30年代初期晋西红军游击队和平定兵变后红二十四军的建立，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深远，红军兵源的补充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第三，山西地形复杂，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地理条件优越，便于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是小股兵力驰骋纵横、进退自如的理想战场，便于红军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效地打击敌人，非常适合创建革命根据地作为陕北根据地的屏障和出师华北抗日的依托。第四，在山西建立根据地，可以使陕北根据地得到巩固发展，成为红军对日作战的后方。第五，阎锡山以5旅之众陈兵陕北，加重了对陕北的威胁，红军东渡黄河可以迫使阎军返晋，可以诱使围攻陕北的晋绥军回援山西，缓解陕北根据地的压力。
从现实角度来看，这个战略建立在客观现实性的基础之上。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科学的论证，193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东征山西方针的常委会议上指出，阎锡山有4个优势：优势兵力；本身作战能力；防御能力较强；社会力量强，有民团与保甲制度。但阎军有5个弱点：战略形式孤立，蒋介石、张学良暂时不能援助；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人民一般不满；作战指挥差；攻击精神差。与此相反，红军则有6个长处：是进攻的；能打运动战；有侦察条件；有陕西游击队、地方干部的配合；有人民的支援；红军能作战。鉴于上述分析，毛泽东在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强调指出：“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的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 由此可见，毛泽东“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是建立在对敌我客观情况的详尽的、周密的分析基础之上的。既不是迫不得已的临时举措，也不是单纯的战役行动，而是中共中央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与当时各方面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红军长远发展的大战略。其后红军东征的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是完全正确的。
红军东征是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的初步实践和完善
红军东征是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的初步实践，此战略与红军东征是相辅相成的。伴随着东征的全过程，经过红军东征山西，这个战略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成熟。
东征战役初期，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对红军行动、地方工作的部署，主要是立足于在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区建立一块与陕北相连的根据地，以“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1936年2月18日，毛泽东签发东征的作战命令，指出：“在党中央及军委会抗日讨卖国贼，向山西消灭阎锡山部队，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号召全国抗日讨卖国贼运动，并在军事上巩固向前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下，第一方面军第一步有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的任务。”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等部组成）发起东征战役，很快就突破阎锡山精心布置的黄河防线后，顺利进入山西境内，完成东征初步战略任务。毛泽东在2月23日进一步指出：“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200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如此就很明显说明毛泽东早在东征红军渡过黄河之初，就开始谋划并实施在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经营山西”战略，这就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抗战有效地结合起来。由此，2月24日毛泽东、彭德怀正式发布《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训令》，指出：红军胜利地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之后，“基本方针是在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内围石楼求得打增援部队，用大的速度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
红军进入山西后，发展顺利。连续取得关上、蓬门、兑九峪战斗胜利，给阎锡山晋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完成发展根据地的任务，毛泽东在郭家掌主持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三路南北展开。以红一军团为主的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向南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乘虚北上，创造晋西北游击根据地；以方面军直属队及红十五军团一部为中路军，担任钳制反击之敌，控制黄河渡口、维护后方交通等任务，从而形成了中路牵制晋绥军主力、左右两路分头北上南下发展的进攻态势。
在红军分兵三路进军期间，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隰县大麦郊附近的上益千村（今属交口县）、石楼县罗村和四江村等地举行了扩大会议（即晋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彭德怀、杨尚昆、林伯渠、凯丰、陆定一等。重点研究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依据红军东征以来自己随军对山西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情况的更加深入的了解，代表军委作报告，正式明确地向中央提出他的关于“经营山西”战略。他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要求“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指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向华北发展，“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强调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经营山西是战略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会议批准了毛泽东代表军委提出的有关“经营山西”等军事战略方针的提议。其后，为贯彻晋西会议的精神，毛泽东和彭德怀在 4月 2日发给红一军团的电示中，进一步阐明了“经营山西”、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与晋东北。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这一仗在东打那一仗在西打，没固定战线，全依情况决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实的指导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毛泽东此间明确系统地提出“经营山西”，在山西的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四面全方位地建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构想，不仅标志着他的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基本形成，而且通过在晋西会议上的深刻阐述，使之在政治局形成了共识，并最终成为党中央的决策。
依据会议精神，毛泽东、彭德怀为红军制定了行动方针。具体要求红一军团分5步“打网式”发展，最后占领正太铁路，然后依情况决定或出河北，或出长治、晋城；红十五军团在晋西北创建根据地，并配合在神府行动的红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打通与陕北的联系。
东征红军的节节胜利，使阎锡山非常恐惧，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央蒋介石求援。这正中蒋介石下怀，他正想通过插手山西的事情，削弱阎锡山的力量。于是，蒋介石在4月间派陈诚统一指挥关麟征、商震10个师进入山西，帮助阎锡山的晋绥军合力“围剿”红军，给红军造成巨大的军事困难。与此同时，在陕甘地区，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向陕北进攻，封锁黄河防线，企图将红军阻滞于山西一举歼灭。面对这种危险局面，如果我军继续坚持东进，势必扩大战争规模，很可能导致大的内战，同时也在蒋阎军的联合攻击下，孤军作战很难获取进展。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高兴的只会是日本侵略者。我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想将很难实现。 这个时候，中共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取得明显效果，东北军和西北军实际上停止了和红军的敌对行动。与此同时陕甘地区出现了红军发展的大好时机。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进行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一致抗日、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救亡等协定，并和西北军达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建立友好的互不侵犯的协定，双方决定同时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尽管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围剿”红军，但他们实际上已停止了对红军的敌对行动，这对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发展很有利。如此，这个时候，红军在山西作战已无有利条件。基于上述情形，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免内战的扩大，便于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果断决定变更原来的作战部署，决定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东征红军部队的果敢回师，体现了毛泽东对“经营山西”战略的顺时达变、灵活机变的韬晦把握。战争是敌我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形势和战场情况的新变化，指挥战争的统帅必须及时调整军事部署以适应新的情形，以追求己方战略目标的最大化。4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发布了《关于西渡黄河扩大陕甘苏区的命令》，指出：“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同日，毛泽东、彭德怀还致电张闻天，指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并坚定地指出：“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明确的方针。”就这样，从5月2日开始，红军陆续返回陕北。5月5日，红军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通电》指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经营山西”、向华北发展的战略不但是坚定不移的，而且是深思熟虑的。一年多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并将山西开创为华北抗战的特殊局面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经营山西”战略的正确性。
红军能及时回师西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政治上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斗争策略，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保存了抗日的力量，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军事上执行了扩大苏区的任务。我军回师之后便于5月19日出师西征，执行扩大陕北苏区的任务。在西征的两个多月战斗中，红军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师会师创造了条件。如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果断作出东征红军回师的决定是十分英明和正确的。如果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红军继续留在山西作战，一是很可能受到军事力量的损失；二是将会使红军陷入大规模内战的漩涡，不利于抗日统战需要；三是将使红军不能抓住机会，及时开辟陕北新区。当“经营山西”战略目标一时难以实现时，能在陕北根据地部分实现巩固扩大目标的情况下，回师陕北，就为战略层面的上上之策。
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与红军东征的伟大意义
红军东征历时75天，转战山西50余县，广播了革命火种。尽管暂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红军东征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及其历史意义，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经营山西”东征发展战略的远见伟大。
首先，通过红军东征行动广泛宣传了党的新方针、新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使党和红军同广大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古县当时曾传唱一支歌曲：“活的不如人，提起来好伤心。地主老财骑马又坐轿，穷人赤脚到处跑。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苦到头，地主老财都拿光。受苦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打日本。”红军密切联系群众，把群众当作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和爱戴。群众把红军当作翻身解放的希望，主动为红军缝制军衣、做伙食，帮助收集情报，涌现出许多“红军妮”“红军爷”“红军耳目”等先进典型。
其次，指明了红军的发展方向，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东征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的任务。由于红军在山西的军事行动，打破了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困局，大大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为巩固扩大陕甘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回师后，红二十八军乘机收复了陕北根据地被占地区，建立了神木、府谷根据地，仅神府苏区就由东征前的六七个区扩展到28个区，并且和吴堡苏区连成了一片。红军东征在山西吸收新兵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门，组建地方游击队30余支，筹款30余万元，不仅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锻炼了部队，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为抗战爆发后奔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军事基础，而且，红军东征的伟大成果还缓解了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困难，从而为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创造了一定条件。
再次，通过东征山西，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决心，推动了山西和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后来的全面抗战做了战略上和现实上的准备；党和红军对山西省情有了更多的实际了解，也在政治上、军事上深深震撼了山西的阎锡山集团，逐步引起了其统治集团内部思想上、政治上的分化和动摇。这都为以后争取阎锡山政治态度的转变，促成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当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的建立，最终实现在山西形成抗战特殊局面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条件。在东征期间，毛泽东还亲自接见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通过他致信阎锡山，指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红军东征对晋绥军的军事打击与毛泽东对阎锡山的争取，促进了阎锡山政治态度的转变。红军回师不久，薄一波即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到山西，接办并改组了牺盟会，使山西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为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红军的东征，不但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种，唤醒了山西广大民众的抗日觉醒，建立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而且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党我军同全国各党派尤其是同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抗日统战关系的建立。红军东征开始后，党中央先后派李克农、周恩来同张学良举行了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并将“抗日反蒋”的方针适时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赢得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而且对促使张、杨此后发动“西安事变”，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这是红军发展的关键一步，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精彩一笔。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就是向东发展，创建抗日根据地。东征就是这个战略的初步实施和体现，并在东征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后来八路军依托山西在华北的发展更是对这个战略的最好诠释。后来毛泽东布置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就是这个战略的完美实践。这为开创山西团结抗战的特殊局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使八路军在山西和整个华北的敌后游击战争中立足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进而把山西发展成整个华北抗战的战略基地，最终实现“经营山西”的战略。足见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先见之明。
毛泽东“经营山西”战略和红军东征是伟大的，就如当年亲历东征的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所说：“作为抗日战争的前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红军东征将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载入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册。” “经营山西”战略和红军东征决策的提出、实施及所产生的伟大意义，都充分证明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政治战略和军事决策上英明卓越。正像彭德怀所说的那样：“进军山西，扩大宣传抗日主张，从此，共产党夺取了抗日领导权，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这次，毛泽东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决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东征红军将士自始至终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树立了党和红军的光荣形象，为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山西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党领导人民在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进行持久抗战做了战略上的准备和初步实践。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