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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与健康的关系一直存在“有益”与“有害”的争论。基于文化背景下的体育史研究，为分析和解决两者争议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人类身体意识的变迁成为探究体育与健康关系的核心。在古希腊身体整体论下，体育形成身体、心灵与社会的“整体性”健康；在中世纪身心二元论下，健康被分裂，体育仅能形成身体健康；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与理论的发展，体育又与身体、心灵与社会的健康相关，但却是在理性力量的抽象下形成“分裂”健康。在人类身体意识史下，对体育与健康的关系梳理，一方面能化解当前对两者关系的矛盾认识，另一方面也使身体研究能落实于体育之中，让体育史研究反哺历史学研究。
关键词：体育史；体育；健康；身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1-0001-05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一直萦绕在体育研究者的争论之中。“体育有益于健康”、“体育有害于健康”，抑或是折中性的“适当的体育运动有益于健康”等观念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爱尔兰体育学者Tara Magdalinski较为细致阐述“体育有益于健康”与“体育有害于健康”两种观点的争议要旨。但他将体育的外在呈现与内在训练机制割裂：“体育有益健康”是体育的一种外在呈现，如运动中的身体形象、体育所传递的精神理念、体育所宣扬的健康效果，而“体育有害健康”则是现代体育中某些内在训练机制所形成的结果，如早期大量训练、为提高运动成绩使用医药手段等。其次Magdalinski将“体育”仅仅局限在现代竞技体育的范畴之下，而忽略在不同时代“体育”是以不同的面目呈现。体育与健康的关系也正是人类对身体的一种理解和意识的方式，而“人类对人体运动与人类自身自然变化之间的自觉意识，并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突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自发、自在、自觉逐渐发展到自为的复杂过程”，从而形成有别于“有害”抑或“有益”的提问方式：在身体意识层面上，人类是如何与为何从“意识不到”体育与健康之间的关联，发展到“意识到”体育与健康的关联？
鉴于此，在体育史层面上，以人类身体意识变迁为历史线索，展开体育与健康关系变化的历史考据是本研究的思路，具体展开为以下两种处理办法：首先，既然要展开体育与健康关系的史学讨论，那么需要寻找抽象、普遍意义上的体育概念，在不同时代的具体代表。根据本研究对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意义的体育行为的选取，划分为“古希腊竞技”、“中世纪竞赛”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身体锻炼”、“启蒙运动时代的身体锻炼与体育教育”；其次，在前者区分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时代体育与健康关系和人类身体意识之间互为构成的关联，解答为何会形成人类“意识”或者“意识不到”体育与健康之间联系的因由。
1身体整体论下的体育与健康
1.1古希腊竞技与整体性的“健康”
在古希腊“传统社会”中，身体、个人、社会、自然是同源的，是由构成大自然和宇宙的原材料，以不加区别的方式塑造而成的，身体作为宇宙的缩影与大自然各种元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人是不可分割的，身体不是分裂的对象，人被融入宇宙、大自然与群体当中。所以，在古希腊人的身体意识是整体性的。人的健康观与自然、社会相关联，既包含身体健康同时也不乏精神和社会的健康。
在这一身体意识与健康观下，古希腊竞技作为当时一种特定的身体行为，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彰显和追求的是社会、集体与个人身体的整体性健康。首先，古希腊竞技能直接形成身体健康。古希腊人有着强烈的“体热”信仰，认为只有热的身体才是活着、健康的身体，而正是在体操场上的各种运动带来身体的热。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说道：“四肢健壮的年轻人所进行的健康活动，刚好可以跟市集中那些苍白、无用、思考和复杂、耍聪明而唠叨不绝的人作一个对比。”桑内特细致描述了在体操场上年轻人所进行的不同锻炼行为，通过身体摩擦可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将体热永久地释放到肌肉中。
然而古希腊竞技对古希腊时代整体性健康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体热”及其形成的身体健康，更是通过竞技的“自然隐喻”色彩将人的身体与社会、自然融为一体：首先古希腊人用各种竞技动作和竞技规则模拟自然界的运动形式，隐喻着人的身体行为与自然的契合；其次，竞技中的“自然隐喻”色彩，被古希腊统治者用以展示他们“半神”的一面，认为获胜者更多得到了上天的垂青，由此形成道德上的善，赢得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最后古希腊竞技的比赛形式隐含着形式的“开放”和价值的“中立”，即以公开展示的方式，而并非付诸于“传统、权威、信仰和暴力”的方式，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共识”，以此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争端，隐喻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契合。
古希腊竞技是当时体育的形式，在古希腊社会扮演中介的作用，既使人的身体行为与自然相交融，也使个人行为与集体意愿契合，致力于实现个人身体、心灵、社会等整体性的健康。
1.2柏拉图身体二元论的态度转变
古希腊时代历时久远，传统社会的身体整体论相伴而行。哲人的思考往往预示着社会整体观念的改变。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斐多篇》与《理想国》两部作品中，对待身体与身体锻炼的骑墙态度形成时代的先声，预示着传统社会中人类身体意识的转变。
在《斐多篇》中，柏拉图秉承导师苏格拉底对身心关系的认识，坚信只有心灵才能获得“真知”，而身体却用那些不真实的感觉来愚弄人们，使人们远离“真知”。所以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极力诟病古希腊竞技，认为竞技者关注身体，极力训练以获得竞技比赛的胜利，但却让“无穷无尽麻烦之源”的身体去污染心灵。然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却对身体产生包容，为古希腊竞技寻找到存在的意义。他认为经过竞技锻炼，身体能保持健康，这样就能避免心灵因为身体的疾病而导致的不健康状态。但是柏拉图对身体和竞技深层次价值的挖掘却止步于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竞技与健康并举，并非出于重视两者的内在价值上的契合，而是迫于它们的衍生作用上的搭配：首先是在社会分层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必须存在的依靠身体力量保护“理想国”的护卫者阶层。他们需要进行竞技、军事的训练。但柏拉图又认为这一阶层是反应迟钝和生性无趣的；其次，在“理想国”中的统治者——“哲学王”也会参与竞技，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并非是身体健康，而是为实现个体自律、忍耐、勇敢等心灵品质。可见在柏拉图看来，竞技的确能带来身体健康的效果，但是这并非是体育所追求的。竞技需要实现的整个社会的健康、个人心灵的健康，而身体是否健康，却是逐渐隐于幕后，甚至在价值层面还受到了贬斥。可见在柏拉图的态度转变下，健康观不再一统而形成分裂。 作为时代的先声，柏拉图对待身体、竞技的态度形成了转变：从厌恶、排斥到宽容、接纳，但却在价值层面上将其排到等而次之的态度，形成了健康观念的分裂。固然柏拉图的著作和理念并不能完全代表古希腊晚期的社会观念。甚或说，古希腊晚期占据社会主流的身体观仍然处于整体性的论调之下。身体、社会与自然仍在一个整体之中，但是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成为突破传统社会身体整体论的时代先声。
2身心二元论下的体育与健康关系
“分裂”是中世纪人类身体意识的主题词。在中世纪社会上层精英与社会中下层人民之间的身体意识有着巨大的差异。由于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教义的多重作用，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观念成为当时上层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所以在上层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识中，灵魂的地位远高于身体，灵魂是赋有理性的特殊实体，以适应对身体的支配。但是社会中下层依旧保持与古希腊时代身体整体论相似的身体意识，人的身体、心灵与外在的世界仍然在“关联的大网”之中，动物、植物、人以及不可见的世界通通汇总到一起，共命运，同呼吸。这与上层社会抬高灵魂而贬低身体的身体意识有着明显的矛盾。但是由于中世纪社会矛盾的存在，中下层人民的身体观也没有完全继承古希腊身体整体论的衣钵，而更偏重于身体。“分裂”的身体观导致分裂的健康观。从此包容个人身体、心灵和社会的整体性健康在中世纪社会被撕裂。
正是由于中世纪人类身体意识的转变，中世纪体育的代表性活动——中世纪竞赛其实是充满了矛盾的联合体——优雅的举止与血腥的暴力、繁复的仪式与失范的竞技共存。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为文艺复兴时期体育与健康关系的重构埋下了伏笔。
中世纪不同社会阶层间身体意识的分裂，体现在中世纪体育的两个重要内容之中——贵族的宫廷竞赛与百姓阶层的传统竞赛活动。中世纪的宫廷竞赛虽然有着较为丰富的内容，如长枪比武、射猎等，但大多不是为彰显统治者个体所“拥有传奇般力量的神话”，就是为体现竞技者个体的“优雅、风度”，“某种魅力、某种仪表”及“运动的技艺”。由此可以看出，中世纪统治阶层所热衷的宫廷竞赛实质上是柏拉图身体二元论的一个延展，即并不关注身体本身的健康需要，而更追求身体之外的东西，实现心灵和社会层面的健康。但在百姓阶层所热衷的各种传统竞赛中，所实现的却是身体力量的增加、体型的康健乃至身体暴力的宣泄，与道德、仪表关涉不多。在这一层面上，身体的种种自然诉求，成为了中世纪民间传统竞赛活动的首要要求。但是这种诉求无疑是简单的，甚至野蛮的。如德国中世纪传统“足球”无论在规则还是形制上，都与现代足球有着巨大差异，既没有成文的规则，又对比赛过程中形成的流血伤害有较大宽容。正因如此，中世纪统治阶层对民众的传统竞赛活动持极大反感态度，不惜以严刑酷法加以禁止。由于身体意识的分裂，中世纪不同阶层人们对健康的理解也是截然不同的。体育与健康的关系是混乱的，身体的健康是中下层人民进行传统竞技运动的追求，而心灵、社会的健康则是上层统治阶层所追求的，两者间出现了相互鄙夷和冲突。
但是矛盾的身体意识、分裂的健康观，却在16世纪之后，国家机器对民间传统竞技的逐渐松绑中得到改观。虽然教会组织、世俗权力机构极尽所能对血腥的民间传统竞赛进行禁止，但是由于传统竞赛有着强大生命力，往往事与愿违，只能将这些运动交付给当地乡绅管理，世俗权力机构更多的是进行监控。这是权力机构与民间传统的一种妥协，是两种身体意识的交融，也是不同体育与健康关联方式的交汇：一方面使民间传统竞赛具备了合法性，下层民众也能组织、进入体育社团之中；但另一方面也使上层社会的某些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入组织与活动之中。
3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身体锻炼与体育
3.1体育与健康之间的骑墙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身体意识的流变，加之体育内部机制的变革，造就了体育与健康关系的新面目，呈现出从骑墙到接纳的变化。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身体锻炼和体育教育行为诠释了这一态度的转变。
在16世纪之初的欧洲，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是当时身体意识的主流，也形成对健康的理解。首先“体液说”使当时身体锻炼与健康之间形成了积极的关联。根据希波克拉底或者盖伦的观念——身体运动有助于排空身体，它能激发身体的各个部分，能使器官收缩，能将可引起心绪烦躁的凝滞的体液排出去。1580年昂布鲁瓦兹·帕雷更明言身体锻炼对健康的益处：运动增长自然的热度，随之而来便是更好的消化，最终获得充足的营养，将污物排出去，且使精气立时发生效用；管道通过此种方式得到净化。此外，通过各部分自然而然的摩擦、彼此碰撞，虽然不是很有力，亦非立刻就会活跃起来，但上述运动可使身体习惯、呼吸和其他行为更为强劲、更为持久和健壮，而且对农民和干体力活的各色人等效果更为明显。这就是锻炼的好处。
但是在那个时代，“体液说”也形成对身体锻炼与健康之间的消极关联。在健康问题上，“体液说”并不肯定身体锻炼的重要地位。它所产生的效果可被其他实践活动替代，如净化和放血：经由运动来排出体液的行为，或用解剖刀来放血的行为有暗通款曲之处；再者，人们还会担忧运动会使血液变热，使体液变质，使人发烧。激烈运动会威胁到某个尚难描述清楚的规则和尺度，它使毛孔大开，因耗尽体液或向身体提供‘有害的’气体而使身体脆弱不堪。……所以它不会再达到平衡，无望成为健康的身体。虽然，这种骑墙徘徊的态度并未使体育与健康关联得到完全正名，但是却实现两点突破：第一，与中世纪不同，文艺复兴时期身体健康已纳入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关注领域；第二，人们逐渐强化对身体锻炼与身体健康之间关联的深入认识，开始探讨其中的运行机理。
3.2体育与健康关系的重新接纳
“体液说”在启蒙运动中受到极大挑战，与之相关的身体意识与健康观发生巨大的转变。在18世纪后人们的身体意识中更为强调肺腑与神经，着重刺激的程序而非老的净化程序，所以体液的纯净与均衡不再是身体健康的要旨，而身体的力量与美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中心，活力、力量、柔韧性也成了身体的素质。放血等一些排除体液的方法被逐渐抛弃，反之锻炼对于身体形态的纠正，使之达到被社会所认可的健康状态，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促发体育教育逐渐成为了学校教育内容，成为当时体育的一种重要呈现方式。比如维尔迪耶1770年为有志于侍奉上帝与堪当国家栋梁之才的学生创立了教育课程，且言简意赅地建议学生通过锻炼来使身体改头换面。但是，有异于古希腊时代身体整体论下的身体教育，启蒙运动时代体育教育课程中的身体无疑是高度分裂的，不同的肢体部位对应着不同的运动方式：要求按照身体的各个编定的部分来分配活动：手臂、手或脚的运动，手臂的锻炼活动也就是靠球戏来达到，脚部的锻炼活动是通过跑步或某些学生的竞技活动来完成。这一做法已然完全抛弃古希腊时代身体、自然、社会结合为一个整体的状态。
关键词：体育史；体育；健康；身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1-0001-05
体育与健康的关系一直萦绕在体育研究者的争论之中。“体育有益于健康”、“体育有害于健康”，抑或是折中性的“适当的体育运动有益于健康”等观念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爱尔兰体育学者Tara Magdalinski较为细致阐述“体育有益于健康”与“体育有害于健康”两种观点的争议要旨。但他将体育的外在呈现与内在训练机制割裂：“体育有益健康”是体育的一种外在呈现，如运动中的身体形象、体育所传递的精神理念、体育所宣扬的健康效果，而“体育有害健康”则是现代体育中某些内在训练机制所形成的结果，如早期大量训练、为提高运动成绩使用医药手段等。其次Magdalinski将“体育”仅仅局限在现代竞技体育的范畴之下，而忽略在不同时代“体育”是以不同的面目呈现。体育与健康的关系也正是人类对身体的一种理解和意识的方式，而“人类对人体运动与人类自身自然变化之间的自觉意识，并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突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自发、自在、自觉逐渐发展到自为的复杂过程”，从而形成有别于“有害”抑或“有益”的提问方式：在身体意识层面上，人类是如何与为何从“意识不到”体育与健康之间的关联，发展到“意识到”体育与健康的关联？
鉴于此，在体育史层面上，以人类身体意识变迁为历史线索，展开体育与健康关系变化的历史考据是本研究的思路，具体展开为以下两种处理办法：首先，既然要展开体育与健康关系的史学讨论，那么需要寻找抽象、普遍意义上的体育概念，在不同时代的具体代表。根据本研究对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意义的体育行为的选取，划分为“古希腊竞技”、“中世纪竞赛”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身体锻炼”、“启蒙运动时代的身体锻炼与体育教育”；其次，在前者区分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时代体育与健康关系和人类身体意识之间互为构成的关联，解答为何会形成人类“意识”或者“意识不到”体育与健康之间联系的因由。
1身体整体论下的体育与健康
1.1古希腊竞技与整体性的“健康”
在古希腊“传统社会”中，身体、个人、社会、自然是同源的，是由构成大自然和宇宙的原材料，以不加区别的方式塑造而成的，身体作为宇宙的缩影与大自然各种元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人是不可分割的，身体不是分裂的对象，人被融入宇宙、大自然与群体当中。所以，在古希腊人的身体意识是整体性的。人的健康观与自然、社会相关联，既包含身体健康同时也不乏精神和社会的健康。
在这一身体意识与健康观下，古希腊竞技作为当时一种特定的身体行为，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彰显和追求的是社会、集体与个人身体的整体性健康。首先，古希腊竞技能直接形成身体健康。古希腊人有着强烈的“体热”信仰，认为只有热的身体才是活着、健康的身体，而正是在体操场上的各种运动带来身体的热。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说道：“四肢健壮的年轻人所进行的健康活动，刚好可以跟市集中那些苍白、无用、思考和复杂、耍聪明而唠叨不绝的人作一个对比。”桑内特细致描述了在体操场上年轻人所进行的不同锻炼行为，通过身体摩擦可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将体热永久地释放到肌肉中。
然而古希腊竞技对古希腊时代整体性健康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体热”及其形成的身体健康，更是通过竞技的“自然隐喻”色彩将人的身体与社会、自然融为一体：首先古希腊人用各种竞技动作和竞技规则模拟自然界的运动形式，隐喻着人的身体行为与自然的契合；其次，竞技中的“自然隐喻”色彩，被古希腊统治者用以展示他们“半神”的一面，认为获胜者更多得到了上天的垂青，由此形成道德上的善，赢得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最后古希腊竞技的比赛形式隐含着形式的“开放”和价值的“中立”，即以公开展示的方式，而并非付诸于“传统、权威、信仰和暴力”的方式，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共识”，以此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争端，隐喻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契合。
古希腊竞技是当时体育的形式，在古希腊社会扮演中介的作用，既使人的身体行为与自然相交融，也使个人行为与集体意愿契合，致力于实现个人身体、心灵、社会等整体性的健康。
1.2柏拉图身体二元论的态度转变
古希腊时代历时久远，传统社会的身体整体论相伴而行。哲人的思考往往预示着社会整体观念的改变。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斐多篇》与《理想国》两部作品中，对待身体与身体锻炼的骑墙态度形成时代的先声，预示着传统社会中人类身体意识的转变。
在《斐多篇》中，柏拉图秉承导师苏格拉底对身心关系的认识，坚信只有心灵才能获得“真知”，而身体却用那些不真实的感觉来愚弄人们，使人们远离“真知”。所以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极力诟病古希腊竞技，认为竞技者关注身体，极力训练以获得竞技比赛的胜利，但却让“无穷无尽麻烦之源”的身体去污染心灵。然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却对身体产生包容，为古希腊竞技寻找到存在的意义。他认为经过竞技锻炼，身体能保持健康，这样就能避免心灵因为身体的疾病而导致的不健康状态。但是柏拉图对身体和竞技深层次价值的挖掘却止步于此。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竞技与健康并举，并非出于重视两者的内在价值上的契合，而是迫于它们的衍生作用上的搭配：首先是在社会分层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必须存在的依靠身体力量保护“理想国”的护卫者阶层。他们需要进行竞技、军事的训练。但柏拉图又认为这一阶层是反应迟钝和生性无趣的；其次，在“理想国”中的统治者——“哲学王”也会参与竞技，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并非是身体健康，而是为实现个体自律、忍耐、勇敢等心灵品质。可见在柏拉图看来，竞技的确能带来身体健康的效果，但是这并非是体育所追求的。竞技需要实现的整个社会的健康、个人心灵的健康，而身体是否健康，却是逐渐隐于幕后，甚至在价值层面还受到了贬斥。可见在柏拉图的态度转变下，健康观不再一统而形成分裂。 作为时代的先声，柏拉图对待身体、竞技的态度形成了转变：从厌恶、排斥到宽容、接纳，但却在价值层面上将其排到等而次之的态度，形成了健康观念的分裂。固然柏拉图的著作和理念并不能完全代表古希腊晚期的社会观念。甚或说，古希腊晚期占据社会主流的身体观仍然处于整体性的论调之下。身体、社会与自然仍在一个整体之中，但是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成为突破传统社会身体整体论的时代先声。
2身心二元论下的体育与健康关系
“分裂”是中世纪人类身体意识的主题词。在中世纪社会上层精英与社会中下层人民之间的身体意识有着巨大的差异。由于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教义的多重作用，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观念成为当时上层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所以在上层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识中，灵魂的地位远高于身体，灵魂是赋有理性的特殊实体，以适应对身体的支配。但是社会中下层依旧保持与古希腊时代身体整体论相似的身体意识，人的身体、心灵与外在的世界仍然在“关联的大网”之中，动物、植物、人以及不可见的世界通通汇总到一起，共命运，同呼吸。这与上层社会抬高灵魂而贬低身体的身体意识有着明显的矛盾。但是由于中世纪社会矛盾的存在，中下层人民的身体观也没有完全继承古希腊身体整体论的衣钵，而更偏重于身体。“分裂”的身体观导致分裂的健康观。从此包容个人身体、心灵和社会的整体性健康在中世纪社会被撕裂。
正是由于中世纪人类身体意识的转变，中世纪体育的代表性活动——中世纪竞赛其实是充满了矛盾的联合体——优雅的举止与血腥的暴力、繁复的仪式与失范的竞技共存。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为文艺复兴时期体育与健康关系的重构埋下了伏笔。
中世纪不同社会阶层间身体意识的分裂，体现在中世纪体育的两个重要内容之中——贵族的宫廷竞赛与百姓阶层的传统竞赛活动。中世纪的宫廷竞赛虽然有着较为丰富的内容，如长枪比武、射猎等，但大多不是为彰显统治者个体所“拥有传奇般力量的神话”，就是为体现竞技者个体的“优雅、风度”，“某种魅力、某种仪表”及“运动的技艺”。由此可以看出，中世纪统治阶层所热衷的宫廷竞赛实质上是柏拉图身体二元论的一个延展，即并不关注身体本身的健康需要，而更追求身体之外的东西，实现心灵和社会层面的健康。但在百姓阶层所热衷的各种传统竞赛中，所实现的却是身体力量的增加、体型的康健乃至身体暴力的宣泄，与道德、仪表关涉不多。在这一层面上，身体的种种自然诉求，成为了中世纪民间传统竞赛活动的首要要求。但是这种诉求无疑是简单的，甚至野蛮的。如德国中世纪传统“足球”无论在规则还是形制上，都与现代足球有着巨大差异，既没有成文的规则，又对比赛过程中形成的流血伤害有较大宽容。正因如此，中世纪统治阶层对民众的传统竞赛活动持极大反感态度，不惜以严刑酷法加以禁止。由于身体意识的分裂，中世纪不同阶层人们对健康的理解也是截然不同的。体育与健康的关系是混乱的，身体的健康是中下层人民进行传统竞技运动的追求，而心灵、社会的健康则是上层统治阶层所追求的，两者间出现了相互鄙夷和冲突。
但是矛盾的身体意识、分裂的健康观，却在16世纪之后，国家机器对民间传统竞技的逐渐松绑中得到改观。虽然教会组织、世俗权力机构极尽所能对血腥的民间传统竞赛进行禁止，但是由于传统竞赛有着强大生命力，往往事与愿违，只能将这些运动交付给当地乡绅管理，世俗权力机构更多的是进行监控。这是权力机构与民间传统的一种妥协，是两种身体意识的交融，也是不同体育与健康关联方式的交汇：一方面使民间传统竞赛具备了合法性，下层民众也能组织、进入体育社团之中；但另一方面也使上层社会的某些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入组织与活动之中。
3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身体锻炼与体育
3.1体育与健康之间的骑墙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身体意识的流变，加之体育内部机制的变革，造就了体育与健康关系的新面目，呈现出从骑墙到接纳的变化。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身体锻炼和体育教育行为诠释了这一态度的转变。
在16世纪之初的欧洲，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是当时身体意识的主流，也形成对健康的理解。首先“体液说”使当时身体锻炼与健康之间形成了积极的关联。根据希波克拉底或者盖伦的观念——身体运动有助于排空身体，它能激发身体的各个部分，能使器官收缩，能将可引起心绪烦躁的凝滞的体液排出去。1580年昂布鲁瓦兹·帕雷更明言身体锻炼对健康的益处：运动增长自然的热度，随之而来便是更好的消化，最终获得充足的营养，将污物排出去，且使精气立时发生效用；管道通过此种方式得到净化。此外，通过各部分自然而然的摩擦、彼此碰撞，虽然不是很有力，亦非立刻就会活跃起来，但上述运动可使身体习惯、呼吸和其他行为更为强劲、更为持久和健壮，而且对农民和干体力活的各色人等效果更为明显。这就是锻炼的好处。
但是在那个时代，“体液说”也形成对身体锻炼与健康之间的消极关联。在健康问题上，“体液说”并不肯定身体锻炼的重要地位。它所产生的效果可被其他实践活动替代，如净化和放血：经由运动来排出体液的行为，或用解剖刀来放血的行为有暗通款曲之处；再者，人们还会担忧运动会使血液变热，使体液变质，使人发烧。激烈运动会威胁到某个尚难描述清楚的规则和尺度，它使毛孔大开，因耗尽体液或向身体提供‘有害的’气体而使身体脆弱不堪。……所以它不会再达到平衡，无望成为健康的身体。虽然，这种骑墙徘徊的态度并未使体育与健康关联得到完全正名，但是却实现两点突破：第一，与中世纪不同，文艺复兴时期身体健康已纳入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关注领域；第二，人们逐渐强化对身体锻炼与身体健康之间关联的深入认识，开始探讨其中的运行机理。
3.2体育与健康关系的重新接纳
“体液说”在启蒙运动中受到极大挑战，与之相关的身体意识与健康观发生巨大的转变。在18世纪后人们的身体意识中更为强调肺腑与神经，着重刺激的程序而非老的净化程序，所以体液的纯净与均衡不再是身体健康的要旨，而身体的力量与美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中心，活力、力量、柔韧性也成了身体的素质。放血等一些排除体液的方法被逐渐抛弃，反之锻炼对于身体形态的纠正，使之达到被社会所认可的健康状态，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促发体育教育逐渐成为了学校教育内容，成为当时体育的一种重要呈现方式。比如维尔迪耶1770年为有志于侍奉上帝与堪当国家栋梁之才的学生创立了教育课程，且言简意赅地建议学生通过锻炼来使身体改头换面。但是，有异于古希腊时代身体整体论下的身体教育，启蒙运动时代体育教育课程中的身体无疑是高度分裂的，不同的肢体部位对应着不同的运动方式：要求按照身体的各个编定的部分来分配活动：手臂、手或脚的运动，手臂的锻炼活动也就是靠球戏来达到，脚部的锻炼活动是通过跑步或某些学生的竞技活动来完成。这一做法已然完全抛弃古希腊时代身体、自然、社会结合为一个整体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