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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月12日至20日，应日本货币协会、关西古泉研究会、福冈古泉学会以及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等四家单位的邀请，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锡全率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9天的钱币文化交流活动。行程涉及东京、京都、福冈三地。访问团成员除中国钱币学会3人外，另有来自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安徽、贵州、河南、内蒙古、新疆、西安、荆州等11家省市钱币学会的12人，及翻译1人，共计16人。
访日行程的首站是东京。5月12日下午16点40分我们搭乘国航CA421航班从首都机场起飞，于东京时间晚上21时抵达位于东京千叶县的成田机场。因北京和东京之间只跨一个时区，实际空中仅飞行3个小时。出发前得知日方未见到我们因故改变航班的电子邮件，致使小林茂之会长及菅谷信、菅谷爱子、丹野昌弘、川田晋一等五位日本货币协会的同仁在东京机场已等候了近10个小时，其中有三位已是70多岁的高龄。我们心中非常愧疚和不安，出关后立即向他们深表歉意！随后，五位日本友人又同车将我们送到宾馆再转乘末班高铁回家，时间已是半夜。虽然是刚到日本，还没有交流，但是，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钱币界友人的热情周到和友好情谊。
二
根据日方的安排，第二天即13日上午，代表团参观日本银行及日本货币博物馆。日本银行是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际局新川陆一先生陪同下，我们观看了20分钟的介绍短片，参观了日本银行历任总裁的画像和简介、营业厅以及金库等。日本银行开放的管理模式以及有序的办公环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货币博物馆归属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在田勼隆士馆长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日本货币博物馆，尽管展览面积有限但却很精致，展出的日本货币中有日本最早铸造的货币——“富本”钱和以“和同开珎”为代表的皇朝十二钱。在日本历史上流通使用的货币中，见到许多熟悉的唐宋以及元明时期的中国货币，这不仅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而且也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日本货币的深远影响。应我们的要求，日本货币博物馆还特别取出了馆藏的8枚中国战国时期珍稀货币——“三孔布”，它们是奥平昌洪在《东亚钱志》书中收录的实物原件，使我们大饱眼福。
参观结束后，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高橋亘先生设午宴招待了我们。因为这是中日两国中央银行所属的钱币（货币）博物馆的首次正式访问，意义重大。席间我们相互介绍了各自博物馆围绕为中央银行服务开展的工作以及体会。另就中国铁钱、日本“天宝通宝”等货币采用椭圆形的寓意、幕府末期新井白石的货币政策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最后互赠了书刊资料并合影留念。下午安排观看了一场被视为日本国粹的相扑比赛。人气最旺的两位来自蒙古国的相扑选手白鹏、朝青龙不负众望，都轻松战胜身躯高大的对手。第一次现场观看相扑比赛的我们，被他们瞬间制服对手的精湛技艺所折服，来自内蒙古钱币学会的额尔德尼会长，更是感到很自豪。晚上，日本货币协会的丹野昌弘先生和菅谷信、菅谷爱子伉俪又在包租的一个仿日本江户时代的传统游船上宴请了部分老朋友并游览了东京湾夜景，大家品酒论泉，相谈甚欢。
14日上午，参观了位于东京上野公园的国立博物馆。上野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最大的博物馆，创建于明治四年（1871），收藏有10多万件日本历史文物和美术珍品，其中有70多件被定为国宝。使我喜出忘外的是在展柜里看到了新井白石当年制止货币改铸的手稿原件。新井白石（1656—1725）是日本江户中期第六、七两代将军德川家宣、家继的幕臣，担任“儒者之职”，为将军讲书，并参与幕府政治，以敢作敢为深得将军信任且多有建树，我国著名的日本史专家周一良教授认为新井“是德川时代地位虽不高而影响却极大的政治家”。将军纲吉时期掌管财政的荻原重秀（1658—1713）为解救财政困难，曾以改铸货币之名降低金银成色，造成社会混乱。家宣继位后废止了改铸的货币。荻原不仅贪污受贿并又向家宣献改铸金银货币之策，白石坚决反对，弹劾荻原，使其免官并最终制止了以降低金银成色为目的的货币改铸。尽管对白石的货币政策也多有分歧，但是其维护货币信誉的努力则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
下午，与日本货币协会联合召开的“中日货币文化交流会”，在东京著名的四季酒店举行。四季酒店坐落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并被誉为“维新后三杰”之一的山县有朋故居上。山县有朋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新建立的议会政体下的第一位首相。酒店四周绿树成荫，环境幽静，属于典型的日本园林式酒店。
这次“中日货币文化交流会”是我们此次访日最重要的交流活动。中日两国货币文化同出一源，共同构成了两国历史上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多年来两国钱币界一直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如1984年曾在大阪举办过“中国历代货币展”，1985年在上海博物馆同时举办了“中日历代货币展”，1998年日本货币协会应邀访问北京，第二年中国钱币学会组团进行了回访。2003年中国钱币学会接到日本货币协会邀请，曾计划组团出访，但因“非典”疫情而未能成行。后来更因为日本货币协会德高望重的会长船越康先生的去世，中日两国钱币学术界交流基本中断。
我们此次出访是在日本货币协会新任会长小林茂之的盛情邀请下成行的，是中断了9年后中国钱币学会和日本货币协会间的首次联系，意义重大，双方都很重视。日本特别对等安排有20余名代表出席，为方便交流，还特别聘请了三位翻译。会议由富有激情的丹野昌弘先生主持，日本货币协会会长小林茂之首先致欢迎词。他谈到中国和日本的交流历史非常悠久，中国的许多文物曾传到日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汉字，而给经济带来最深远影响的则是货币。当初的遣唐使给日本带来了“开元通宝”，日本最早的自铸货币“和同开珎”就仿自开元通宝钱，由此奠定了日本古代货币与中国货币一脉相承的关系。黄锡全副理事长在讲话中首先对日本货币协会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说此次访日适值中日建交30周年，又恰好是胡锦涛总书记访日刚刚结束，我们一行的目的旨在继续加强中日钱币文化交流，巩固彼此之间的友谊。在介绍了中国钱币学会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后，并向日本货币协会发出了访华邀请。随后，进行了学术交流，首先由黄锡全教授做了题为《近年来中国早期货币的重要发现》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近年中国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并就疑难古文字进行了解释。日方的川田晋一、石原永郎分别做了题为《从中国传来宋钱的概况》和《北宋、南宋钱币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我应邀报告了对“高昌吉利”钱币的考证。双方代表并就一些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学术交流结束后中日双方互相交换了书刊资料，并鉴赏了日本代表带来的钱币藏品，其中使我们吃惊的是发现了“抱残守缺斋”收藏的钱币。“抱残守缺斋”是清朝末年曾取得过多方面成就，并被称为“奇人”的著名学者刘鹗生前的自号。刘鹗一生字号众多，但以“铁云”最为著名。他32岁时就因成功治理黄河决口而一举成名，后又开采山西煤矿并修筑铁路；发现并研究甲骨文著有《铁云藏龟》，这是我国甲骨文拓片的首次石印成书；著《老残游记》，曾被鲁迅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庚子变乱时因从俄国占领军手中贱买太仓米赈济北京难民而被诬“勾结外人，盗卖仓米”流放新疆，后病死在乌鲁木齐，年仅53岁。刘鹗还是清末一位著名的钱币学家和收藏家，著有《铁云藏货》一书传世，所藏钱币均注“抱残守缺斋藏”字样，后不知去向，今天在这里发现真是意外收获！
另有两件事使我们深为感动：一是为四川地震捐款。12号登机前我们得知四川发生了地震，有伤亡但情况不详，到日本看电视后才知伤亡惨重。下午一进交流会场，我们就发现门口会务组桌上摆有一个为四川地震捐款的纸箱。晚宴上田宫健三先生又号召日本代表为四川地震捐款，后来在福冈又募捐一次。中日两国代表两次共捐款17.3万日元和1200元人民币，这种义举完全是一种自发的感情流露，我们除表示谢意外，也很受感动，回国后，立即将捐款交给北京红十字会，并将收据和感谢信寄给了日本货币协会。另一件事是菅谷信、菅谷爱子伉俪特别赠送我和黄锡全馆长各一套《东亚钱志》。《东亚钱志》是日本钱币界三大巨著之一（另两部为今井贞吉著《古泉大全》和平尾聚泉著《昭和泉谱》）。奥平昌洪博士在昭和八年（1933）著成，昭和十三年（1938）发行，共十八卷，图文并茂，考核详博。丁福保当年编《古钱大辞典》时，很多资料就是引自该书。在出发前和菅谷爱子女士联系行程时，我们个人曾表示想托她代买两套《东亚钱志》。不想这套书早已绝版，市面也很难买到，他们竟将自己的藏书慷慨相赠，使我们深为感动！
三
15日中午，代表团乘新干线从东京赶到京都，开始了第二站的访问交流。京都位于本州岛的关西地区，是日本著名的历史文化古都。自公元794年平安京城建都于此，历经大政奉远直至1868年明治政府迁都东京为止的一千多年间，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以拥有数百座著名的神社、神阁等古刹名寺而闻名。京都被认为是古代受中国影响最深的日本城市，这从古代寺庙的建筑风格以及保留至今的店铺名称中的汉字上，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15日下午，经过2个多小时的车程便到了京都，当天晚上，关西古泉研究会事务局局长吉田昭二先生邀请黄锡全副理事长、翻译刘飞燕和我三人去他家中鉴赏他的藏品。吉田先生的家位于城中，是个典型的日式三层小楼。二楼是书房，更准确地讲应该叫“库房”，因为就象博物馆的藏品库房一样，四周的墙壁有一面全是木制的壁橱，里面全是分类收藏的钱币实物。壁橱对面的整个墙则全是书柜，上海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河南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以及部分《中国钱币丛书》都摆在上面。除书柜和壁橱外，整个书房另用汉代瓦当拓片或中国钱币拓图装饰的别有特色。吉田先生非常喜爱宋钱，他给自己的书房起名叫“淳丰堂”，就是源自“淳化通宝”和“元丰通宝”两种宋钱。热情好客的吉田先生夫人给我们略备了日本烧酒和小菜，品酒论泉，岂不快哉！
根据关西古泉研究会的安排，16日，我们参观了金阁寺、岚山、平安神宫、京都塔以及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寺庙——清水寺。
17日下午，在京都兴正寺妇人会馆与关西古泉研究会进行了学术交流。吉田昭二先生和黄锡全副理事长致辞后就立即进入学术交流与讨论。交流的内容主要是中日学者围绕宋钱展开的，吉田先生报告的题目为《日本与宋朝钱币的关系》，河南钱币学会秘书长刘森报告的题目为《宋钱版别研究》。宋钱特别是小平钱中的对钱（日本称符合钱）的版别是日本钱币界研究的重点，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可分出1178个版别（《新订北宋符合泉志》）。其方法是否科学姑且不论，但其治学的专研精神确有我们学习之处。会场上，日方的钱币爱好者还专门展示了他们收藏的钱币珍品，中国钱币主要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空首布、各种明朝钱、压胜钱以及新疆钱币等。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钱币界对中国钱币关注的面是非常宽的。除钱币外，展示的还有吉田先生收藏的钱币书籍，其中日本最早出版的洪遵《泉志》较有版本价值。
18日，代表团赶往大阪，参观了日本重点文物保护遗迹——大阪城。大阪城原是丰臣秀吉居住的城堡，当年的城堡早已毁于战火，现在的建筑都是后来修复的。城堡旁边是大阪市立博物馆，1984年3月20日，中国钱币学会曾在这里举办了“中国历代货币展览”。当晚，乘夜班渡轮经濑户内海于第二天早晨赶到福冈，开始了最后一站的交流活动。
19日上午，我们在雨中乘车浏览了福冈市容，下午在福冈著名的三光园会议馆与福冈古泉学会进行学术交流。交流会由专程从东京赶来给我们送行的田宫健三先生主持，福冈古泉学会会长崛本正先生和黄锡全副理事长代表日中双方致词后就开始了学术交流。首先是实物观摩和鉴赏活动，福冈古泉学会展示了会员珍藏的全套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券，以及部分日本的金银货币。鉴赏期间，还解答了日本代表关于纸币上冠字的疑问。实际上这种冠字的功能主要有三：一是便于统计发行量、二是限定流通地域、三是防伪造。随后崛本正会长做了题为《近代日本纸币发展史》的主题报告，详细论述了日本纸币发展的起源、沿革，以及印刷技术和购买力等。日本纸币从形制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因受中国古代纸币的影响均为竖式并印有龙凤等图案，明治维新以后受西方影响纸币改为横式，图案则多为人物或建筑物。当交流会进行到14点28分时，根据中方访问交流团黄锡全团长的提议，为向四川地震遇难同胞表示哀悼，中日代表全体起立，集体默哀。
学术交流结束后，安排了晚宴。根据日方的议程安排，晚宴由我简单致辞后宣布开始，田宫健三先生特意从东京邀请来的专业女歌手给大家演唱了日本传统歌曲，中日代表也有多人一展歌喉。晚宴最后在全体代表合唱“北国之春”的歌声中宣告结束。
四
19日晚回到驻地后，团长黄锡全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开了总结会。大家一致认为此次交流活动圆满成功，收获良多：日本学者严谨敬业的工作作风、普通市民的友好善良和文明礼貌、街道的清洁卫生、社区的和谐安定，以至垃圾的分类回收等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另外，我们还体会到：
（一）日本钱币界对中国普遍持友好态度
可能是因为对货币文化的共同兴趣，或者更是因为日本货币文化本身就源自中国，访日期间我们所接触到的日本人士，无论是大学教授、机关职员、企业主，还是自由职业的收藏家，都普遍对中国很友好。如：两次主动地为四川汶川地震募捐表示慰问；田宫健三先生代表日本货币协会专程从东京赶到福冈来为我们送行；佐藤成男先生因为错过了在东京的交流而特地赶到车站给我们送行以便见上一面；中塚潤一郎先生为参加交流会更是带着藏品专程从东京赶到京都；菅谷信夫妇、丹野昌弘先生自费款待我们；吉田昭二先生则请我们去家里做客；上野博物馆为使我们不被雨淋，特意给我们开放内部通道的等等事例，都反映了日本友人对我们的友好情谊。
（二）应加强对日本货币文化的研究
访日交流过程中，比较遗憾的是和日本钱币界探讨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有关中国货币的题目，这说明日本对中国货币的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对日本货币的研究。这是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应加强对日本货币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货币制度上日本向西方的学习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与当时的清政府做一对比研究，应是极有意义的课题。另外，今后与日本货币文化界的交流中，除中国钱币学会与日本货币协会间的交流外，我们还可以围绕宣传货币文化，为央行服务这一主题，加强中国钱币博物馆与日本货币博物馆间的交流；交流的方式上，除共同举办钱币展览、定期出访、交换书刊资料外，还可以就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合作攻关，甚至联合出书。
（三）中日民间文化交流潜力巨大
日本自公元645年以唐为师的大化改新开始，直至1868年完全西化的明治维新结束，在长达12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主要是在向中国学习：全盘引进了汉字、唐朝服饰、儒家思想以及三省六部制的社会制度。文化上日本基本都模仿中国，这在文化的载体货币上就有更为形象而具体的反映。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是中日文化的共同基础，拥有巨大的交流潜力。民间交流因为立足于文化传统，可以不受或少受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并能达到最终影响官方的作用。如中日建交就是由民间推动官方进行的。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巨大潜力，并注意挖掘，为中日和平造福。
20日中午12点50分，我们搭乘国航CA914航班自日本福冈返回北京，历时9天的访日交流活动圆满结束。
（责任编辑 高聪明）
5月12日至20日，应日本货币协会、关西古泉研究会、福冈古泉学会以及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等四家单位的邀请，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锡全率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9天的钱币文化交流活动。行程涉及东京、京都、福冈三地。访问团成员除中国钱币学会3人外，另有来自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安徽、贵州、河南、内蒙古、新疆、西安、荆州等11家省市钱币学会的12人，及翻译1人，共计16人。
访日行程的首站是东京。5月12日下午16点40分我们搭乘国航CA421航班从首都机场起飞，于东京时间晚上21时抵达位于东京千叶县的成田机场。因北京和东京之间只跨一个时区，实际空中仅飞行3个小时。出发前得知日方未见到我们因故改变航班的电子邮件，致使小林茂之会长及菅谷信、菅谷爱子、丹野昌弘、川田晋一等五位日本货币协会的同仁在东京机场已等候了近10个小时，其中有三位已是70多岁的高龄。我们心中非常愧疚和不安，出关后立即向他们深表歉意！随后，五位日本友人又同车将我们送到宾馆再转乘末班高铁回家，时间已是半夜。虽然是刚到日本，还没有交流，但是，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钱币界友人的热情周到和友好情谊。
二
根据日方的安排，第二天即13日上午，代表团参观日本银行及日本货币博物馆。日本银行是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际局新川陆一先生陪同下，我们观看了20分钟的介绍短片，参观了日本银行历任总裁的画像和简介、营业厅以及金库等。日本银行开放的管理模式以及有序的办公环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货币博物馆归属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在田勼隆士馆长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日本货币博物馆，尽管展览面积有限但却很精致，展出的日本货币中有日本最早铸造的货币——“富本”钱和以“和同开珎”为代表的皇朝十二钱。在日本历史上流通使用的货币中，见到许多熟悉的唐宋以及元明时期的中国货币，这不仅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而且也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日本货币的深远影响。应我们的要求，日本货币博物馆还特别取出了馆藏的8枚中国战国时期珍稀货币——“三孔布”，它们是奥平昌洪在《东亚钱志》书中收录的实物原件，使我们大饱眼福。
参观结束后，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高橋亘先生设午宴招待了我们。因为这是中日两国中央银行所属的钱币（货币）博物馆的首次正式访问，意义重大。席间我们相互介绍了各自博物馆围绕为中央银行服务开展的工作以及体会。另就中国铁钱、日本“天宝通宝”等货币采用椭圆形的寓意、幕府末期新井白石的货币政策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最后互赠了书刊资料并合影留念。下午安排观看了一场被视为日本国粹的相扑比赛。人气最旺的两位来自蒙古国的相扑选手白鹏、朝青龙不负众望，都轻松战胜身躯高大的对手。第一次现场观看相扑比赛的我们，被他们瞬间制服对手的精湛技艺所折服，来自内蒙古钱币学会的额尔德尼会长，更是感到很自豪。晚上，日本货币协会的丹野昌弘先生和菅谷信、菅谷爱子伉俪又在包租的一个仿日本江户时代的传统游船上宴请了部分老朋友并游览了东京湾夜景，大家品酒论泉，相谈甚欢。
14日上午，参观了位于东京上野公园的国立博物馆。上野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最大的博物馆，创建于明治四年（1871），收藏有10多万件日本历史文物和美术珍品，其中有70多件被定为国宝。使我喜出忘外的是在展柜里看到了新井白石当年制止货币改铸的手稿原件。新井白石（1656—1725）是日本江户中期第六、七两代将军德川家宣、家继的幕臣，担任“儒者之职”，为将军讲书，并参与幕府政治，以敢作敢为深得将军信任且多有建树，我国著名的日本史专家周一良教授认为新井“是德川时代地位虽不高而影响却极大的政治家”。将军纲吉时期掌管财政的荻原重秀（1658—1713）为解救财政困难，曾以改铸货币之名降低金银成色，造成社会混乱。家宣继位后废止了改铸的货币。荻原不仅贪污受贿并又向家宣献改铸金银货币之策，白石坚决反对，弹劾荻原，使其免官并最终制止了以降低金银成色为目的的货币改铸。尽管对白石的货币政策也多有分歧，但是其维护货币信誉的努力则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
下午，与日本货币协会联合召开的“中日货币文化交流会”，在东京著名的四季酒店举行。四季酒店坐落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并被誉为“维新后三杰”之一的山县有朋故居上。山县有朋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新建立的议会政体下的第一位首相。酒店四周绿树成荫，环境幽静，属于典型的日本园林式酒店。
这次“中日货币文化交流会”是我们此次访日最重要的交流活动。中日两国货币文化同出一源，共同构成了两国历史上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多年来两国钱币界一直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如1984年曾在大阪举办过“中国历代货币展”，1985年在上海博物馆同时举办了“中日历代货币展”，1998年日本货币协会应邀访问北京，第二年中国钱币学会组团进行了回访。2003年中国钱币学会接到日本货币协会邀请，曾计划组团出访，但因“非典”疫情而未能成行。后来更因为日本货币协会德高望重的会长船越康先生的去世，中日两国钱币学术界交流基本中断。
我们此次出访是在日本货币协会新任会长小林茂之的盛情邀请下成行的，是中断了9年后中国钱币学会和日本货币协会间的首次联系，意义重大，双方都很重视。日本特别对等安排有20余名代表出席，为方便交流，还特别聘请了三位翻译。会议由富有激情的丹野昌弘先生主持，日本货币协会会长小林茂之首先致欢迎词。他谈到中国和日本的交流历史非常悠久，中国的许多文物曾传到日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汉字，而给经济带来最深远影响的则是货币。当初的遣唐使给日本带来了“开元通宝”，日本最早的自铸货币“和同开珎”就仿自开元通宝钱，由此奠定了日本古代货币与中国货币一脉相承的关系。黄锡全副理事长在讲话中首先对日本货币协会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说此次访日适值中日建交30周年，又恰好是胡锦涛总书记访日刚刚结束，我们一行的目的旨在继续加强中日钱币文化交流，巩固彼此之间的友谊。在介绍了中国钱币学会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后，并向日本货币协会发出了访华邀请。随后，进行了学术交流，首先由黄锡全教授做了题为《近年来中国早期货币的重要发现》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近年中国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并就疑难古文字进行了解释。日方的川田晋一、石原永郎分别做了题为《从中国传来宋钱的概况》和《北宋、南宋钱币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我应邀报告了对“高昌吉利”钱币的考证。双方代表并就一些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学术交流结束后中日双方互相交换了书刊资料，并鉴赏了日本代表带来的钱币藏品，其中使我们吃惊的是发现了“抱残守缺斋”收藏的钱币。“抱残守缺斋”是清朝末年曾取得过多方面成就，并被称为“奇人”的著名学者刘鹗生前的自号。刘鹗一生字号众多，但以“铁云”最为著名。他32岁时就因成功治理黄河决口而一举成名，后又开采山西煤矿并修筑铁路；发现并研究甲骨文著有《铁云藏龟》，这是我国甲骨文拓片的首次石印成书；著《老残游记》，曾被鲁迅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庚子变乱时因从俄国占领军手中贱买太仓米赈济北京难民而被诬“勾结外人，盗卖仓米”流放新疆，后病死在乌鲁木齐，年仅53岁。刘鹗还是清末一位著名的钱币学家和收藏家，著有《铁云藏货》一书传世，所藏钱币均注“抱残守缺斋藏”字样，后不知去向，今天在这里发现真是意外收获！
另有两件事使我们深为感动：一是为四川地震捐款。12号登机前我们得知四川发生了地震，有伤亡但情况不详，到日本看电视后才知伤亡惨重。下午一进交流会场，我们就发现门口会务组桌上摆有一个为四川地震捐款的纸箱。晚宴上田宫健三先生又号召日本代表为四川地震捐款，后来在福冈又募捐一次。中日两国代表两次共捐款17.3万日元和1200元人民币，这种义举完全是一种自发的感情流露，我们除表示谢意外，也很受感动，回国后，立即将捐款交给北京红十字会，并将收据和感谢信寄给了日本货币协会。另一件事是菅谷信、菅谷爱子伉俪特别赠送我和黄锡全馆长各一套《东亚钱志》。《东亚钱志》是日本钱币界三大巨著之一（另两部为今井贞吉著《古泉大全》和平尾聚泉著《昭和泉谱》）。奥平昌洪博士在昭和八年（1933）著成，昭和十三年（1938）发行，共十八卷，图文并茂，考核详博。丁福保当年编《古钱大辞典》时，很多资料就是引自该书。在出发前和菅谷爱子女士联系行程时，我们个人曾表示想托她代买两套《东亚钱志》。不想这套书早已绝版，市面也很难买到，他们竟将自己的藏书慷慨相赠，使我们深为感动！
三
15日中午，代表团乘新干线从东京赶到京都，开始了第二站的访问交流。京都位于本州岛的关西地区，是日本著名的历史文化古都。自公元794年平安京城建都于此，历经大政奉远直至1868年明治政府迁都东京为止的一千多年间，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以拥有数百座著名的神社、神阁等古刹名寺而闻名。京都被认为是古代受中国影响最深的日本城市，这从古代寺庙的建筑风格以及保留至今的店铺名称中的汉字上，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15日下午，经过2个多小时的车程便到了京都，当天晚上，关西古泉研究会事务局局长吉田昭二先生邀请黄锡全副理事长、翻译刘飞燕和我三人去他家中鉴赏他的藏品。吉田先生的家位于城中，是个典型的日式三层小楼。二楼是书房，更准确地讲应该叫“库房”，因为就象博物馆的藏品库房一样，四周的墙壁有一面全是木制的壁橱，里面全是分类收藏的钱币实物。壁橱对面的整个墙则全是书柜，上海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河南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以及部分《中国钱币丛书》都摆在上面。除书柜和壁橱外，整个书房另用汉代瓦当拓片或中国钱币拓图装饰的别有特色。吉田先生非常喜爱宋钱，他给自己的书房起名叫“淳丰堂”，就是源自“淳化通宝”和“元丰通宝”两种宋钱。热情好客的吉田先生夫人给我们略备了日本烧酒和小菜，品酒论泉，岂不快哉！
根据关西古泉研究会的安排，16日，我们参观了金阁寺、岚山、平安神宫、京都塔以及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寺庙——清水寺。
17日下午，在京都兴正寺妇人会馆与关西古泉研究会进行了学术交流。吉田昭二先生和黄锡全副理事长致辞后就立即进入学术交流与讨论。交流的内容主要是中日学者围绕宋钱展开的，吉田先生报告的题目为《日本与宋朝钱币的关系》，河南钱币学会秘书长刘森报告的题目为《宋钱版别研究》。宋钱特别是小平钱中的对钱（日本称符合钱）的版别是日本钱币界研究的重点，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可分出1178个版别（《新订北宋符合泉志》）。其方法是否科学姑且不论，但其治学的专研精神确有我们学习之处。会场上，日方的钱币爱好者还专门展示了他们收藏的钱币珍品，中国钱币主要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空首布、各种明朝钱、压胜钱以及新疆钱币等。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钱币界对中国钱币关注的面是非常宽的。除钱币外，展示的还有吉田先生收藏的钱币书籍，其中日本最早出版的洪遵《泉志》较有版本价值。
18日，代表团赶往大阪，参观了日本重点文物保护遗迹——大阪城。大阪城原是丰臣秀吉居住的城堡，当年的城堡早已毁于战火，现在的建筑都是后来修复的。城堡旁边是大阪市立博物馆，1984年3月20日，中国钱币学会曾在这里举办了“中国历代货币展览”。当晚，乘夜班渡轮经濑户内海于第二天早晨赶到福冈，开始了最后一站的交流活动。
19日上午，我们在雨中乘车浏览了福冈市容，下午在福冈著名的三光园会议馆与福冈古泉学会进行学术交流。交流会由专程从东京赶来给我们送行的田宫健三先生主持，福冈古泉学会会长崛本正先生和黄锡全副理事长代表日中双方致词后就开始了学术交流。首先是实物观摩和鉴赏活动，福冈古泉学会展示了会员珍藏的全套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券，以及部分日本的金银货币。鉴赏期间，还解答了日本代表关于纸币上冠字的疑问。实际上这种冠字的功能主要有三：一是便于统计发行量、二是限定流通地域、三是防伪造。随后崛本正会长做了题为《近代日本纸币发展史》的主题报告，详细论述了日本纸币发展的起源、沿革，以及印刷技术和购买力等。日本纸币从形制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因受中国古代纸币的影响均为竖式并印有龙凤等图案，明治维新以后受西方影响纸币改为横式，图案则多为人物或建筑物。当交流会进行到14点28分时，根据中方访问交流团黄锡全团长的提议，为向四川地震遇难同胞表示哀悼，中日代表全体起立，集体默哀。
学术交流结束后，安排了晚宴。根据日方的议程安排，晚宴由我简单致辞后宣布开始，田宫健三先生特意从东京邀请来的专业女歌手给大家演唱了日本传统歌曲，中日代表也有多人一展歌喉。晚宴最后在全体代表合唱“北国之春”的歌声中宣告结束。
四
19日晚回到驻地后，团长黄锡全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开了总结会。大家一致认为此次交流活动圆满成功，收获良多：日本学者严谨敬业的工作作风、普通市民的友好善良和文明礼貌、街道的清洁卫生、社区的和谐安定，以至垃圾的分类回收等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另外，我们还体会到：
（一）日本钱币界对中国普遍持友好态度
可能是因为对货币文化的共同兴趣，或者更是因为日本货币文化本身就源自中国，访日期间我们所接触到的日本人士，无论是大学教授、机关职员、企业主，还是自由职业的收藏家，都普遍对中国很友好。如：两次主动地为四川汶川地震募捐表示慰问；田宫健三先生代表日本货币协会专程从东京赶到福冈来为我们送行；佐藤成男先生因为错过了在东京的交流而特地赶到车站给我们送行以便见上一面；中塚潤一郎先生为参加交流会更是带着藏品专程从东京赶到京都；菅谷信夫妇、丹野昌弘先生自费款待我们；吉田昭二先生则请我们去家里做客；上野博物馆为使我们不被雨淋，特意给我们开放内部通道的等等事例，都反映了日本友人对我们的友好情谊。
（二）应加强对日本货币文化的研究
访日交流过程中，比较遗憾的是和日本钱币界探讨的内容，几乎全部都是有关中国货币的题目，这说明日本对中国货币的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对日本货币的研究。这是我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应加强对日本货币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货币制度上日本向西方的学习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与当时的清政府做一对比研究，应是极有意义的课题。另外，今后与日本货币文化界的交流中，除中国钱币学会与日本货币协会间的交流外，我们还可以围绕宣传货币文化，为央行服务这一主题，加强中国钱币博物馆与日本货币博物馆间的交流；交流的方式上，除共同举办钱币展览、定期出访、交换书刊资料外，还可以就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合作攻关，甚至联合出书。
（三）中日民间文化交流潜力巨大
日本自公元645年以唐为师的大化改新开始，直至1868年完全西化的明治维新结束，在长达12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主要是在向中国学习：全盘引进了汉字、唐朝服饰、儒家思想以及三省六部制的社会制度。文化上日本基本都模仿中国，这在文化的载体货币上就有更为形象而具体的反映。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是中日文化的共同基础，拥有巨大的交流潜力。民间交流因为立足于文化传统，可以不受或少受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并能达到最终影响官方的作用。如中日建交就是由民间推动官方进行的。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巨大潜力，并注意挖掘，为中日和平造福。
20日中午12点50分，我们搭乘国航CA914航班自日本福冈返回北京，历时9天的访日交流活动圆满结束。
（责任编辑 高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