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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边缘
1.中国过去靠什么发展？
中国30年的增长奇迹曾经让世界叹为观止，背后的动因有三：人口红利、制度红利与入世红利。人口红利指的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制度红利指的是制度改革导致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入世红利指的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通过参与国际市场、发挥比较优势获得的高额回报。
而30年过去了，这些曾经为人津津乐道的红利已经被逐步释放甚至消耗殆尽。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峰值出现在2011年人口老龄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10%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是8.1%，2014年增长为10.1%，未富先老的格局已然形成，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红利这几年已经逐步释放，新三板、互联网金融等新的改革成效尚不显著，制度红利处于空档期；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也逐渐减弱，去年8月的汇率中间价参考前日收盘价的调整也意味着中国通过强行压低汇率来获得出口优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入世红利也在减弱。三大红利逐渐远离，中国的下一脚会不会踩进“中等收入陷阱”？
2.当下的困境与思考
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为“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经济维持30余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实属奇迹，何况这表面光鲜的数字背后是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损耗，增速放缓一是客观条件的限制（红利丧失）；二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需要，经济增速换挡期理所应当。
不同的发展模式要求不同的经济结构，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新的集约型创新型的发展模式要求人力资本的提升，要求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要求更加完善的产权保护……这都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能急功近利。
这3个时期的任何一个单拿出来都足以造成社会阵痛，何况三期叠加？这三期处理得好，中国必将脱胎换骨，处理不好，就极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认为，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内忧指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亟待改革，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亟待突破。外患指前有欧美技术压制，后有印度穷追不舍。欧美设置的技术壁垒是技术模仿的隐形天花板，专利制度在保护欧美已有成果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国创新的抑制，已有技术和待开发技术之间存在断层，技术研发面临困境；三明治理论指出，低收入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在一定区间内提高会产生“追逐效应”，拉大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因此印度等的追逐效应对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起促进作用。
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曾经指出，“目前，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情况类似于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台湾，以及1997年的韩国，这3国家在此后的20年都维持了高增长。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之后的发展战略类似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所以中国应有潜力再维持20年8%的增长。”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关键在如何释放中国潜在的能量。
方法一：教育——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教育推动创新，创新激发企业家精神，三者一脉相承。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培养员工的教育，而不是培养领袖的教育，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模仿的专家而不是创新的天才。事实上，韩国的跨越离不开教育的红利。“去年10月25日，亚洲开放银行（ADB）发布一份题为《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的研究报告称，通过培育中产阶级以及转换到知识经济，韩国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教育，永远是最后的也是最硬的底牌。“全民创业”热潮不退的同时要警惕盲目创业与资源误配，这把火若是没烧好，也容易出大麻烦。
方法二：制度改革——释放新一轮的制度红利
一是收入分配结构改革。拉美“增长性贫困”是前车之鉴，经济和贫困率的同步增长使社会愈发脆弱。收入分配的改革不只是社会公平的问题，还有刺激内需的作用。穷人想花没钱花，富人有钱没处花，这才造成了内需疲软，缩小收入差距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
二是农业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农业改革是将劳动力从土地里解放出来，过去廉价的劳动力是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而如今这一流动过程基本完成，其余农业人口几乎都从事于农业生产。目前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性，没有当地户口就享受不到大部分的公共福利，因此劳动力流动成本上升，劳动力供给弹性受到限制。放开户籍管制无疑会增加劳动力供给弹性，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
三是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做得好实体经济才能风生水起。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提供稳健的金融环境。互联网金融、新三板等尝试是一个好的开端。
方法三：技术创新——寻找新的贸易红利
国际贸易目前形成 “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的三角模式。消费国以长期贸易逆差的欧美为代表，生产国以主要出口制造加工品的中国为代表，资源国以主要出口资源的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为代表。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暗示了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加工贸易的优势在逐渐丧失，若想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立稳脚跟，产业链低端的位置就必须要改变，进到出口高端科技产品的层次。创新是唯一的路，必须完善专利保护制度，改进大学教育模式，加大创新科研投入。
三、结语
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教育为本、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国会安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中国过去靠什么发展？
中国30年的增长奇迹曾经让世界叹为观止，背后的动因有三：人口红利、制度红利与入世红利。人口红利指的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制度红利指的是制度改革导致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入世红利指的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通过参与国际市场、发挥比较优势获得的高额回报。
而30年过去了，这些曾经为人津津乐道的红利已经被逐步释放甚至消耗殆尽。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峰值出现在2011年人口老龄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10%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是8.1%，2014年增长为10.1%，未富先老的格局已然形成，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红利这几年已经逐步释放，新三板、互联网金融等新的改革成效尚不显著，制度红利处于空档期；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也逐渐减弱，去年8月的汇率中间价参考前日收盘价的调整也意味着中国通过强行压低汇率来获得出口优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入世红利也在减弱。三大红利逐渐远离，中国的下一脚会不会踩进“中等收入陷阱”？
2.当下的困境与思考
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为“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经济维持30余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实属奇迹，何况这表面光鲜的数字背后是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损耗，增速放缓一是客观条件的限制（红利丧失）；二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需要，经济增速换挡期理所应当。
不同的发展模式要求不同的经济结构，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新的集约型创新型的发展模式要求人力资本的提升，要求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要求更加完善的产权保护……这都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能急功近利。
这3个时期的任何一个单拿出来都足以造成社会阵痛，何况三期叠加？这三期处理得好，中国必将脱胎换骨，处理不好，就极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认为，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内忧指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亟待改革，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亟待突破。外患指前有欧美技术压制，后有印度穷追不舍。欧美设置的技术壁垒是技术模仿的隐形天花板，专利制度在保护欧美已有成果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国创新的抑制，已有技术和待开发技术之间存在断层，技术研发面临困境；三明治理论指出，低收入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在一定区间内提高会产生“追逐效应”，拉大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因此印度等的追逐效应对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起促进作用。
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曾经指出，“目前，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情况类似于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台湾，以及1997年的韩国，这3国家在此后的20年都维持了高增长。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之后的发展战略类似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所以中国应有潜力再维持20年8%的增长。”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关键在如何释放中国潜在的能量。
方法一：教育——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教育推动创新，创新激发企业家精神，三者一脉相承。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培养员工的教育，而不是培养领袖的教育，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模仿的专家而不是创新的天才。事实上，韩国的跨越离不开教育的红利。“去年10月25日，亚洲开放银行（ADB）发布一份题为《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的研究报告称，通过培育中产阶级以及转换到知识经济，韩国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教育，永远是最后的也是最硬的底牌。“全民创业”热潮不退的同时要警惕盲目创业与资源误配，这把火若是没烧好，也容易出大麻烦。
方法二：制度改革——释放新一轮的制度红利
一是收入分配结构改革。拉美“增长性贫困”是前车之鉴，经济和贫困率的同步增长使社会愈发脆弱。收入分配的改革不只是社会公平的问题，还有刺激内需的作用。穷人想花没钱花，富人有钱没处花，这才造成了内需疲软，缩小收入差距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
二是农业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农业改革是将劳动力从土地里解放出来，过去廉价的劳动力是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而如今这一流动过程基本完成，其余农业人口几乎都从事于农业生产。目前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性，没有当地户口就享受不到大部分的公共福利，因此劳动力流动成本上升，劳动力供给弹性受到限制。放开户籍管制无疑会增加劳动力供给弹性，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
三是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做得好实体经济才能风生水起。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提供稳健的金融环境。互联网金融、新三板等尝试是一个好的开端。
方法三：技术创新——寻找新的贸易红利
国际贸易目前形成 “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的三角模式。消费国以长期贸易逆差的欧美为代表，生产国以主要出口制造加工品的中国为代表，资源国以主要出口资源的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为代表。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暗示了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加工贸易的优势在逐渐丧失，若想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立稳脚跟，产业链低端的位置就必须要改变，进到出口高端科技产品的层次。创新是唯一的路，必须完善专利保护制度，改进大学教育模式，加大创新科研投入。
三、结语
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教育为本、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国会安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