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过不少有“政策乱动”性质且实实在在有得不偿失嫌疑的所谓“改革”。例如，1998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建立“9+2”的“大区行”制度就是一项纯粹失败的组织体制改革，新建的大区行并没有发挥应有的区域调控作用，原来以行政区划设立的省级分行由于降格为中心支行又弱化了角色定位。全国上下一共划分为9个层级，什么“正厅级中支”、“副厅级中支”、“副厅级中支其行长享正厅级待遇”……如此等等，混乱的组织编制体系把全国人民搞得晕头转向，人行系统内部的许多干部也牢骚满腹。再比如，前些年全国流行的拉郎配式的大学合并风潮，只是用规模求大的方式来搞所谓“创造一流大学”，其结果是被合并大学院校中很多都存在着多方面的摩擦和矛盾。还有近年来各省搞的“新闻出版集团”成立风潮，好像是改革，实际上是顺应了地方书报出版市场垄断势力要求，在市场化改革的幌子下加设了一道阻碍出版业新闻传播业跨区域竞争的新式藩篱。类似“政策乱动”例子还有很多。
　　鉴于以往的教训，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应注意的主要问题有三点：（1）微观层面的改革需要在机会公平的前提下强调效率提升，如果每一项微观改革都打着维护公平的旗号去损害效率，让微观主体去考虑全局调控者应当考虑的事项，方方面面的改革就可能停滞，甚至是走回头路。（2）宏观层面上的改革在政策设计上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要对改革举措进行分类，即分清哪些改革是着眼于社会稳定和谐目标的，哪些改革是为打造世界一流强国目标服务的，这两类改革即使是在舆论宣传上要突出前者，但在资源投入上一定要偏重于后者。（3）中国现在正处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最稳定最强盛的历史时期，这一切成果都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带来的，也只有靠继续深化改革和开放才能确保巩固和继续扩大中国业已在方方面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由于中国的改革具有“经济突出”特征，因此，在近30年的时间里那些严重落后于经济改革步调的各项改革包括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价值观的革新等也应当提上议事日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落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力求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中国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过程中调整上层建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应以防“左”反“左”为重点内容，当然也不容许出现所谓的“颜色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前提下的政府主导型，今后，无论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坚持前提（党的领导）不变，国体（社会主义）不变，但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都应该允许进行最优模式的探索。谁都知道，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雷区”，为了不触雷，我们可以先从利用差额选举促地方县乡镇一级党政干部的相互监督和人才竞争、从改进干部考评制度使基层政府干部的从政行为良性化、從反对形式主义反贪污腐败减少组织部门的人事任命权力等方面入手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体现改革精神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路子来。这样，遭许多人诟病的所谓“中国政经改革不协调”的矛盾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改进政治文明，只有政治文明才能对经济文明提供保障。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为做大GDP为做大政绩不惜破坏环境、肆意透支子孙资源等种种恶劣行为，从表面上看，产生这类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干部选拔和考评制度落后，深层原因则是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出现了矛盾和冲突。所以，解决某些经济痼疾的钥匙可能不是经改方案而是政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