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元旦从省城回老家，说起来是回来搬家。
　　我们老家的村子要造水库的消息已传了一些年头，一直没有动静，我都早以为不造了。元旦前，我娘却打电话来说，这次是真的了，全村都要搬迁。我娘说，整个村庄都搬到镇里，过年前要将房子搬走，坟墓统一迁移到茶山上面的新公墓。
　　我娘和继父一家十多年前就搬到镇里了，有用的家什也早搬到镇里，老家那间房子早已空空荡荡。记得几年前打开那把锈迹斑斑的锁进去看过，门窗飘摇，屋顶漏光，楼板起翘，地上墙上都是灰尘，说不出的荒凉和压抑，我很快就跑出来，之后再也没进去过。一间房子拆了也就是无用的石头和可以烧饭的木头。我娘如果需要，可以拆些地板去烧饭。
　　坟墓倒是个严肃的问题。本想不搬的，让我爹睡在水底，整个美丽的水库就是我爹的坟，以后清明节上坟，就到水库边祭拜一下。但一个研究风水的朋友说，这绝对不行，这会对后代有损的。我不大相信，但我又不敢和不可知的事物作对。和几个姐姐商量好了，老爹的坟由她们负责移，移到新公墓去，爷爷、奶奶的坟墓和太公、太婆的坟墓，几个叔叔会移的。
　　这些事情在电话里都商量好了，但我还是回来了。
　　这次回来主要是再看一眼村庄，看一眼还没有移走的坟墓。我出生在这个村庄，又在这个村里度过十几年时光，它即将消失，总该去告别一下，村里人说是“送终”。
　　至于坟墓，本来好像是活着的，一移就死了。祖先们种在地上那么多年，已经扎下根，一移动好像把多年前的悲伤、多年来的思念都移丢了。据说，村里的新公墓，一排排像麦行一样整齐，你靠着我我挤着你，占地非常小，行距也很密。墓碑当然也窄窄的，原来的大墓碑都要扔掉。
　　这次回老家，我顺便还要找一张照片，那是我的第一张照片，八岁的时候拍的，它是我童年最珍贵的东西。
　　每年春天，我家门前的梨花开得像一场悬在半空的雪，这个时候镇里总有拍照片的人来到村里。
　　我家已经十多年没有拍照片了。挂在餐桌上面的照相框里，只有我爹在煤矿工作时拍的几张，拍那些照相时，我和几个姐姐都还没出生呢。我多么希望有一张自己的照片啊。但爸爸卧病在床，我们家已经是全村最穷的了，我哪好意思提出这个想法，即使提出来，我娘也是肯定不会答应的。拍不起照片，只好流着口水远远地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神气活现地拍照片。
　　村里的小孩子里面，只有小军才有坐在飞机上的照片，他每天可以看到自己坐在飞机上的样子。那架飞机很漂亮，比天上飞的飞机要漂亮。据小军说，他那张照片是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拍的，那飞机只是几块木板而已。
　　我们全村的小孩都很羡慕小军，羡慕他的爸爸是工作人员，在县城上班，羡慕他吃得好、穿得好，还可以不用干活，羡慕他有海军衫，有照片。我们还羡慕他叫爹叫洋气的“爸爸”，我们都叫土气的“爹”。我们知道“爹”就是“爸爸”，“爸爸”就是“爹”，但我们又知道“爹”和“爸爸”的巨大差别。
　　小军爸爸当过解放军，现在城里钢铁厂当车间主任。他的发型，讲话的声调，即使走路的姿势都与我们的爹有明显不同。他身上好像藏着一个美丽的县城，走过的地方，站过的地方都显得比平时精神，好像晃动着一些神秘的光。这种光其实也不陌生，当我们想起小镇和县城的时候，想起电影的时候，想起汽车和电话的时候，想起天安门和毛主席的时候，它就会在脑袋里出现。
　　与村里的很多孩子一样，我也很希望出生在小军这样的家庭，有小军爸爸这样神气的爹。但这是注定的，没法换的，可能的话，可以拜个像样的干爹。在过年和生日的时候，干爹会给你买全套的新衣服，从头到脚都要新的，过年的时候还要给很多的压岁钱。
　　小军有一个干爹，是镇里食品站站长，每年過年都骑着三轮摩托车雄赳赳地来看小军。我们里村的一个人想拜小军他爸为干爹，但小军他爸不答应，但那小孩还是每年来拜年，连我们小孩子都觉得这种硬扯的关系有点别扭。干爹也是富人家专有的，我奶奶说过，穷人攀富佬，一世攀不好。
　　除了有钱人家的孩子，村里还要拍照片的是几个快要出嫁的大姑娘。大姑娘们像一朵朵花，开在村子的角角落落，把村庄点缀得像一个美丽的花园。她们的香味吸引里外三村的后生们来我们村庄看电影、吃花生、干重活。每一个姑娘，没有定下对象之前，都有好几个男人希望能够替她家干重活。如果女方不想嫁给他，那么他想干重活也是没机会的。
　　村子都沿河流两岸分布，越处于下游的，村子越大，生活条件也越好，这条河的最下游就叫海游，是我们的县城，河流就在那里出海。人们都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跟水往下游走正好就是一条生活条件向上的道路。所以，沿岸的姑娘们都“顺流而下”嫁到更下游的村子，而后生们则“逆流而上”，到相对上游的村子里讨一个姑娘当老婆。那时候，我们村子里的人认为县城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所以，嫁到县城去几乎是这辈子难以思忖的梦想，嫁到镇里倒是这辈子或许可以实现的希望。
　　很多陌生的外村人来到我们村子里，先是来我们村吃炒花生，再是到我们村来干农活、挑猪粪、挖番薯、插秧割稻。农忙时节，好像事先约好了一样，他们整批从下游来到村庄，整天忙碌得像一群勤劳的蜜蜂。
　　他们来村子劳动的时间多了，我们就和他们熟悉了。他们大部分都是比我们村里的后生见过世面的样子，给我们不断带来外面的新鲜气息。那时候村里也没电视，晚上大家都到村口的大樟树下瞎聊，而这些准女婿们不是吹牛的主角就是被取笑的对象。会吹牛的女婿带着略微不同的口音讲些好笑的大话，把边上的大人小孩都逗乐得要死。让我们也觉得谁家姑娘就该配这样的男人，村里小毛呀、大头呀、和尚呀、乌人呀，就不配娶谁家姑娘，他们只配到上游的村里去讨山里人老婆。
　　为了把某男和某女一一撮合成夫妻，媒人这种古老的业余职业像一股暗流流淌在村子与村子之间。我爷爷就是一个做媒能手，他曾经给一户人家祖孙三代说媒，这是他做媒历史上最骄傲的典故。
　　我八岁那年，我爷爷或许正处在他人生最风光的日子。除了种好田地，他主要的业余爱好就是替人做媒。他种了很多生姜，除了自己用来煎茶、煮鱼、煨肉，每到市日，一大早就挑到镇里去赶市。那一天，他会穿上像样点的衣服，一路上微笑着和人打招呼，到了镇上，将担子摆在熟人的家门口卖生姜。不知不觉间，就有一个其他村庄和他差不多年纪的老头坐到他边上，一起抽老烟，嘻嘻哈哈地聊天。 　　说着说着，两老头的头就挨近了，声音就压低了，互相打听对方亲戚里或村里有没有待嫁的姑娘或待娶的后生，就像在贩卖人口。他们其实是在做媒。各自通知当事人以后，如果双方有意向就安排见面，安排女方看男方的后生和家底。爷爷做媒比较负责任，要么在熟人中互相直销，要么就亲自去打听清楚情况后再向女方汇报。由于爷爷说媒从不坑蒙拐骗，又善于传达双方的意愿，做媒的成功率超过百分之一百，经常达到一拖二的效果——说好是撮合一对的，结果撮合成了两对，所以，他做媒的名气就越来越大。
　　七八个回合的较量，两三个回合的起死回生以后，接着就是结婚了。我从小住在爷爷家，耳濡目染，很熟悉这一套。在婚礼上，捉弄媒人是一个保留节目，一般经常说媒的人都是能说会道，必要时也会装疯卖傻。我爷爷那天穿着唯一像样的新衣服，在婚礼上主动配合，让大家玩高兴。此时的他仿佛是获得爱情世界杯冠军队的总教练，心里的得意显露无遗。媒人不但是男女双方的介绍人，让陌生的人变熟悉。同时，爱情如果是一场主客场不断交换的球赛，那么媒人又是裁判，如果事情搞砸了，不得不去公社调解或上法院，那么媒人又是最重要的证人，被逼上了两边不讨好的境界。
　　他替别人的女儿做媒总希望别人爽快一点，让他这个老媒人省点口舌，少跑几趟，嫁自己的女儿就不一样了。我姑妈是村里待嫁姑娘的中心，她读过中学，在学校里还当过团支书，能说会唱。里外三村的男人都知道她的美丽，但是真正有勇气来求婚的人几乎没有，大家虽没听她亲口说过自己的找对象标准，但觉得她就有资格眼光高，觉得很想与她找对象又最怕与她找对象，担心思念和劳动都将白白付出。我爷爷则一心想把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吃工作饭的人，甚至想把她嫁到县城去。
　　我天天盼望着唯一的姑妈嫁到县城去。她成功嫁到县城的话，我就有了县城里的亲戚，就可以到城里拜年了，可以回来向小朋友们炫耀几天。我想她至少也要嫁到镇里，而不是嫁给下游的随便哪个村子，更不可能嫁给村子里的那些后生了。村子里哪个姑娘嫁的男人有出息，哪个姑娘嫁了个四不象，大家都是一清二楚的，即使暂时不清楚，很快也会水落石出的。村里的每个姑娘都希望能嫁个好男人，又生怕别的姑娘嫁得比自己好，不但不如别人幸福，也不如别人有面子。
　　村庄有村庄的形象和名声，在婚礼唱歌比赛上要团结一致，每个村都想出这个风头，抢这个赢头。在婚礼上赢了唱歌比赛，新娘会觉得很有面子，为以后在新的村子里生活起了一个灿烂的头。所以，村里的姑娘一有空就到我姑妈家里来练习唱歌。她有个漂亮的硬面笔记本和一本书，笔记本里记着流行歌曲的歌词，那本书是《越剧戏考》。我姑妈还要教会她们唱一些歌，虽然她唱得好，一个人能唱几十首歌，但一次集体比赛总不能由她一个人独唱。另外，很多已经唱得很好的姑娘出嫁了，一出嫁就不是村子里的人了，也没有资格当伴娘了，所以，随着姑娘们的不断出嫁，伴娘就要不断地补充，就要不断地练习唱歌。除了练习好几个传统的曲目，还得了解最新的流行歌曲，如果一次婚礼的唱歌比赛下来，没有唱一首新歌，那就让人觉得很土，就会让人看不起，就会觉得给自己村子倒了面子。
　　每次我看见一群姑娘在练习唱歌，我心里就有点悲欣交集，因为这意味着又有姑娘要嫁到下游去过好日子了，村庄总是每年将一朵朵成熟的花朵移到下游去。
　　其中有个叫小毛的后生也老杂在姑娘堆里，故意和人挤山堆，每天总要被姑娘们骂几次他才过瘾，我还经常看到他被姑娘们合力推翻在地打屁股。
　　他住在我隔壁，没有亲人，父亲死了，母亲嫁人了，姐姐也嫁人了，哥哥倒插门到下游去了，所以，他是村子里的自由人，常说自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并且说自己的镬灶打在脚上，走到哪就吃到哪。
　　我们都觉得他挺可怜的，以后有没有人嫁给他还很难说呢，可他一定要这么穷开心我们也没办法。当他挤在姑娘堆里时，一些老太太总要唆使他唱越剧《红楼梦》里的“哭灵”。他的腔调很好，他“哭灵”时，全场都屏声倾听，等他唱好后，一些老太太都已经在擦眼泪了。这样，他又要被老太太骂一顿：大毛的婊子儿子，又把我眼泪唱出来了。说真的，这是我对他唯一佩服的地方，我经常整夜坐角落里听她们唱歌，其实就是想听他的“哭灵”，在没人的时候，我也就偷偷地唱几句。等我长大后，我一定要学会“哭灵”，学会“十八相送”，学会“盘夫索夫”。
　　很多事情都只能等长大后再说，等长大后，我要拍一张照片，像我姑妈一样把照片放在镜子的反面，甚至拍整整一照相框的照片，也像小军一样，让照相馆的人把我的照片填上些颜色，变成“彩色照片”。
　　长大有點像爬山，随着高度不断上升，视野也不断开阔，但又不像爬山那么好懂，只是不断地发觉去年的鞋子今年穿不进了，去年的衣服今年穿起来就欠长欠大显得很好笑了，长大是那么地难以捉摸。我渴望上学，不管怎么说，上学的人比还没有资格上学的人总更接近大人。我知道学校里有“一二三四五”五个年级，像爬台阶一样地爬上去，爬完小学再爬中学，村里爬完中学的人就很少，爬上大学的更算是超级天才了。
　　八岁那年天气开始转凉的时候，我终于背上我娘早就给我缝好的花书包，我上学了。每天上学、放学都有严格的时间，我再也不是整天在山里放牛、割草，河里凫水、摸鱼，操场上奔跑、打架的野孩子了，像我妈和我奶奶她们说的，我现在是读书人了，要更懂道理了。她们说：书是从嘴里读进去的，不是屁股孔里读进去的，所以，读书以后要识道理。
　　我得到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数学，就像一个是爹，一个是娘，一本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一个是讲故事，一个是算数字，一只是左鞋，一只是右鞋。两本书都很香，而语文书仿佛更香，里面有很多图画，第一页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坐在一起聊天的照片，并且是涂了彩色的。在语文书里我还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面飘着红旗和气球。我一下子觉得自己也很富有了，这本书里可藏着整个世界哪。我喜欢语文书上画的河流、青菜、萝卜、黄牛、燕子和自行车，这些我非常熟悉的东西仿佛也跟我一样开始上学了，所以书本里的东西并非我原来想象的一样是完全陌生的，相反，这么一画，倒使我对熟悉的一切产生了新鲜感。 　　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在路上就觉得今天有点异样，难道村子晚上要放电影，难道村子里来了要饭的金贵或者理发的阿兴，要不卖粽子糖的黄岩客来了？那时候就是一个要饭的也很有性格，要饭阶层也有明星，金贵就是一个。据说他打小死了爹，大年夜逃走了娘，他讲话声音好像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他站到你的门口一句话不说，如果你不给他饭或者一分钱，他也就走了。如果你叫他唱唱他娘怎样抛弃他的，他就闭着眼睛跳起舞唱起歌来。这是一首押韵的歌，短短的十几句话生动地唱出了他娘在他爹死后发骚想男人最后在大雪纷飞的大年夜放弃还只有三岁的他逃奔到邻县的动人过程。
　　到了家门口，我看到隔壁小毛家坐着一个很有城里味道的人，头发油亮，满脸是洋气的笑容，他的胸前挂着一台崭新崭新的照相机，非常高级的黑色，晃动起来时闪着洁白的光。现在不是梨花开的时候，怎么也来了拍照片的？看他也不急着每家每户兜揽生意，看来是小毛的朋友，他是来小毛家玩的，不是来做生意的。
　　村里还有很多小孩和大人也都来到了小毛家。看来，小毛家来了一个镇里的客人并且带着照相机的事情早已传遍了全村，全村人的心思都被集中到小毛家，全村的狗和鸡的目光也似乎都朝照相机及拿着照相机的人看。抬头看看天上的白云，好像也有点不同样了。小毛向来游手好闲被大人们看不起，也被我看不起，但是这一回他出尽了风头，大人们和我都对他刮目相看，羡慕得要死。
　　照相机及拍照相的人就在我隔壁，这太让我兴奋了，但我又没钱拍照片，这让我加倍的忧伤。我甚至想，在小毛拍照片的时候，我要想办法偷偷地站在他后面，说不定就被拍到照片里去了。
　　小毛已经把花生炒好，花生的香气一直传到我家。我们村里有个传统，一般亲戚来了吃炒米面，贵客来了吃炒花生。上面讲到的那些来求婚的男人，在正式定下来之前，双方还只是朋友的关系，那就以招待朋友才用的炒花生招待，等关系正式定下来后，那么就以招待亲戚用的炒米面招待，而一些整年赖在未来老丈人家不走的，就以自己人招待，什么熟了就吃什么，没有特别的讲究。
　　我听小毛说：“卫东，没什么好招待的，这些花生是自己种的，我们是老同学，反正你也晓得我，我不客气，你不用做客。”
　　这样我知道，那个拍照片的人叫“卫东”。这个卫东长得很漂亮，比我们村里的卫东更像卫东一点。
　　吃饭的时候，我和姐姐、妹妹都捧着碗在院子里吃飯，这样可以看到卫东，生怕看丢了一个镜头。我们知道一吃了饭就可以看他拍照片了。
　　住在下只角的一个小孩，读书读了三年了还是一年级，整天吊着两根大鼻涕，大家称呼他们家里人都不叫大名，叫他老爷殿，叫他爹是大老爷殿，叫他弟弟为小老爷殿。他不会读书，可赶热闹他总是站在最前面，这个时候我估计他连中饭都还没去吃。他跟我说：“怎么还不开始拍呀？”
　　我姐姐就讽刺他：“老爷又不用拍照片，老爷殿里老爷都塑在那里的。”
　　他听了有点生气的样子，但他看这是在我家门口，也就没说什么了。
　　正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卫东吃了几夹炒花生以后，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他竟然走进了我的家，来到了我父亲的床前。照相机还背在他的胸前，所以，他的照相机也进了我的家。自从我父亲生病以后，小毛可从来没进过我的家，但这回却也跟着卫东进了我家。
　　我和姐姐、妹妹当然马上就跟进家。原来在家里的一群母鸡却急急忙忙地往外窜。
　　卫东像电影里的将军慰问伤员一样，问我爹得了什么病，并且说要给我爹照一张照片。
　　小毛也在边上怂恿：“某人哥，拍一张吧，不收钱的。”
　　不收钱的，我爹该拍一张了，我爹拍，我肯定要站到他边上。没想到我爹却摇摇头。
　　我娘对我爹说：“他爹，你要拍就拍一张吧，要拍的话我给你洗把脸。”
　　没想到，我爹还是摇摇头，并且他的脸像孩子一样很快的红了起来。
　　我就大着胆子说：“照片人，给我拍吧，给我拍一张吧。”
　　这时，卫东才注意到我，伸出手来摸摸我的头说：“好啊，你叫我一声‘干爹’我就给你拍。”
　　这时候，我注意到我爹、我娘，还有我姐姐妹妹，还有邻居的小孩都在看我，我成了全村小孩的焦点。既可以拍照片，又可能有一个城里来的干爹，我有点被这突然来临的幸福弄晕了头。他为什么还要我叫他干爹才给我拍照片呢，我巴不得做他干儿子呀！
　　我娘说：“叫你干爹，他哪里有那么好福气哦！”
　　卫东说：“这小猢狲蛮可爱的。我给你去拍一张吧。”
　　真没想到，我在城里人眼里是可爱的。
　　少我两岁的妹妹马上跟着说：“我也要拍，我也要一起拍。”
　　但是我娘没同意她拍，而是让我姐姐跟我拍。大概是因为我们俩已是学生的缘故吧。所以，当我正处于第一次拍照片的兴奋之中时，我妹妹却在伤心之中，她一定要跟我们一起拍照片，结果被我娘打了一顿后躺在地上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娘拿起毛巾帮我擦了一把脸，我二姐对着她的小圆镜梳了头发。她带上自己的红领巾，我借了她同学的红领巾带上。我背起书包，她也背起了书包。我们来到院子里，想和自己的梨树一起合影，但卫东说到下面打谷场去拍，打谷场比较开阔。
　　我正对着太阳，我的眼有点张不开，但我努力撑着眼睛看着照相机，生怕自己被拍成一个瞎子。我母亲笑眯眯地站在院子里朝我们看，卫东后面围了很多孩子，还有那个讨厌的老爷殿竟然故意在我前面跑来跑去。这个时候整个村庄都安静下来了，狗停止了跑动，树停止了摇晃，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和照相人。
　　只听似乎非常重又非常轻的一声“咔嚓”，我又重新开始呼吸了，我好像第一次注意到呼吸的存在。过了好一会儿，我还站在那里发呆。就这样，我也是拍过照片的人了，我也将是有自己照片的人了，我的样子将会被很清晰地印在纸上了，等我长大后就不愁想不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了。
　　然后我看见姑妈什么时候也和几个姑娘站在打谷场边了，并且卫东和小毛就朝我姑妈那边走过去，再一起朝山上的水库走去。难道他是来和我姑妈找对象的？姑妈如果找这样的对象我是很支持的。 　　下午放学回家，小毛正坐在露天茅坑上拉屎，他竟然破天荒的和我打招呼，他问我：“喂，你喜欢不喜欢你姑丈？”
　　我想他说的就是卫东了，但我故意装作不知道，我说：“什么姑丈？”
　　他说：“那个给你拍照片的人就是你姑丈，他在镇里开照相馆的，等你姑妈嫁给他以后，他就是你的姑丈。”
　　我一听就脸红了，其实我巴不得是这样。回到家里就跟我娘说。我娘压低声音跟我说：“小孩子别乱说。”
　　我说：“难怪他给我拍照片不收钱，原来是这样。不过，我蛮喜欢他的，姑妈就应该嫁给镇里的人。”
　　我娘就在我脸上拧了一把，并且威胁我：“你再说，我就把你嘴巴撕碎。”我只好含着眼泪开始做作业。
　　几天后，姑妈到镇上赶集回来，给我带来了我的照片。我像小兵张嘎一样站在画面当中，脸圆圆的像南瓜，眼睛细得像一根头发丝，看上去有点陌生，但妈妈说照得跟我很像。姐姐照得很漂亮，比她自己漂亮，她的眼睛故意眯了起来，平时的表情没那么洋气的。果然像我那天拍照时候感觉到的一样，照片里，我背后的树一动不动、路上的狗提着腿就静止在那里一动不动、路上走的人也一动不动，但太远了，看不清楚是谁。
　　这张照片一模一样地洗了三张，我一张，姐姐一张，还有一张放在家里的照相框里。
　　我在属于我的那张照相反面写了自己的名字，放在铅笔盒里，随时可以拿出来欣赏。班里同学要看我的照相，关系好的，我免费给他看一下，关系一般的，那要给我一张没写过的白纸，关系不好的，就是给我白纸我也不给他看，当然他们会说，即使我倒贴给他白纸，他也不要看，得意呢，没见过呢。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照片，我终于看见了我自己。
　　第一次看到我自己应该是在二姐的小圆镜里。一天下午，我趁她不在家，将她的镜子从她的书包里偷偷拿出来。我拿着镜子看看自己，我白眼，镜子里的我也白眼，我流鼻涕，镜子里的我也流鼻涕，我把镜子对着院子里的梨树，梨树就跑进镜子，我把镜子对准整个村庄，整个村庄就进入我的镜子，真是太好玩了。我把镜子对着阳光，把一块圆圆的阳光照到邻居家的墙壁上，圆圆的一块光亮跟随我的转动而飞快地奔跑，真是太好玩了。
　　我忽然在镜子里看见我二姐正在朝我追来，我就跑。在平地上我跑不过她，我就往梨树上爬，她不会爬树。她在后面不断地骂我这个强盗坯，说要告诉娘，说要把我千刀万剐，说要把我扔进制碗窑烧掉。我不肯下来，还用镜子把阳光照到她的眼睛上，她就去拿长竹杆来打我。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床上，头上包了白纱布，像是电影里的伤员，窗外已经是黑夜了。我大概是从梨树上掉下去了。我爷爷和奶奶都坐在我床前。
　　我二姐也站在我前面，眼睛已经哭肿了，大概在伤心她的镜子，我说：“镜子打破了吗？”
　　她含着眼泪说：“镜子破了没关系，我刚才还以为你死了呢，你死了的话，娘就会把我打死！”
　　我奶奶白了她一眼说：“小孩子不要乱讲。”
　　我说：“二姐，我会赔你的，我会捉蛇，我改天去捉一条大蛇卖了给你买镜子。”
　　奶奶说：“小孩子不能去捉大蛇，以后不要爬树。”
　　没几天，我的伤就好了。要到多年以后，我开始注意研究自己长相的时候，才会在镜子里发现自己的下巴上原來留下了好几个小伤疤，我仅有的几根胡子就是长在这些伤疤上，我还发现我的一根眉毛是有断缝的。我后来也没赔她镜子，她的第二面镜子又是她自己到山上采草药卖来的钱买的，后来我再也不敢去碰它了。
　　看着照片我就想起卫东，我很希望他真的成为我的姑丈，我觉得他和我姑妈是相配的。如果姑妈不要他，那么做我干爹也好的，我就经常可以见到他，他可以经常给我拍照片，当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如果我真的有了他这样的一个干爹，那么我在村子里简直可以和小军平起平坐了。
　　别以为小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恰恰相反，小孩子往往什么都知道。我知道姑妈不肯嫁给卫东是因为爷爷到镇里去打听过了，得知卫东不是一个好人，他已经找过对象了，把人家大姑娘肚子都搞大了，最后又抛弃了。我爷爷说，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嫁。
　　奶奶说，如果真的要找对象，哪里会拿个照片机，搞得全村沸沸扬扬的，拍照片只是游戏，不能当饭吃，而我们嫁人要吃饭，要过日子，不能整天拍照片。
　　听他们这么说，我姑妈就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姑妈哭。我姑妈平时似乎很有本事，但在这件事上显得很脆弱，她只是哭，而没有像另外的姑娘闹着要上吊要跳水库要喝敌敌畏。
　　他们在轻轻地谈话时，我都听见了，并且听懂了。我知道卫东那天来村里是想追我姑妈的，我姑妈是他初中时候的同学。他到我家来问候我爹是因为小毛跟他说过，我爹爹是我姑妈的哥哥。他给我免费拍了一张照片，这其实是我姑妈的功劳。
　　这次求婚未成事件是村里的一次恋爱风波，是我爷爷家的秘密，可全村的人都知道，全村的人很兴奋地互相传说了一段时间。之后，小毛被我奶奶骂了一顿，我奶奶说他在村子里乱搅舌头，这次事件本身就是小毛无中生有的。从此后，小毛就不再来我姑妈家，我再也没听到他“哭灵”了。
　　但我还是喜欢卫东，真想请他做我的干爹。我向我娘要求了，我娘跟我说：“拜干爹不是说拜就拜，得要办酒席的，每年过年还要送给他一只猪脚。”
　　我家不用说办酒席没钱，就是猪脚也没有多余的。我家每年养一头猪，一头猪共四只猪脚，有两只要卖给国家，一只要送给外公，剩下一只大年夜要吃。看来，拜一个干爹对我来说真是太奢侈了，一个就要到手的干爹就这样鸡飞蛋打了。
　　每次去镇里，我都在留意着他，希望突然就看见他，但他就像已经溶化了一样。我甚至希望等长大了，自己有能力办酒席，自己有能力送猪脚时再请他做我的干爹。
　　那年秋天，干爹没拜成，亲爹却死了。就在我拍了照片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爹终于病死了。但死了亲爹也比不上没有拜上干爹难过，那时候总以为爹是别人的好，日子是未来的好。 　　三年后，我十一歲。也是一个秋天，镇里一个跟我爹差不多年纪的男人来到我家，成了我的继父，土话也是叫“老继爷”——当“爷”字读上声时，“老继爷”就是“继父”的意思，当“爷”字读去声时，“老继爷”就是“干爹”的意思。
　　根据我奶奶的吩咐，他刚到我家时我不理他。他见到我第一面就递给我的两毛钱，也被我拒绝了，奶奶因此表扬了我。他也递给我妹妹两毛钱，我妹妹高兴地接受了，奶奶因此批评了她。我妹妹还要求他带她到镇里去拍照片，他也答应了。
　　赶集的日子到了，继父和我妹妹手牵手去镇里拍照片，我不远不近地跟着。他跟我说：“你回去吧，你到了镇里我也不给你拍照片的。”
　　我没走，就一直默默地跟着他们。我想，真的到了照相馆，说不定他就会让我拍，在我家里，我毕竟从来都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再说，拍照片的或许就是卫东，我认识的，说不定他会给我再免费拍一张照片，毕竟他说过要做我干爹的。
　　到了镇上以后，他们果然直奔照相馆。拍照相的就是那个卫东，我朝他看了几眼，他没注意我，我也不好意思自我介绍。继父果真不给我拍，单单给我妹妹拍。卫东让我妹妹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上还有一只插了塑料花的花瓶。很多灯光朝向我妹妹，她显得很幸福，也比平时美丽好几倍。卫东的头扑在一块红布里面，右手悬在外面，捏着一根绳子的一头。他右手大拇指一弯，表示照片已经拍好了。他认识继父，没收继父的钱。我的老继爷（念去声）没有收我的老继爷（念上声）的钱啊。
　　我第二次拍照片离第一次拍照片时已经相隔了五年，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为了做毕业证书，拍了一张一寸照。
　　又过了三年，我初中毕业，为了做毕业证书，也拍了一张一寸照，同时拍了一张班级合影照，已经是彩色的了。
　　第四次拍照片是高中毕业的时候，为了做毕业证书，拍了一张一寸照，同时拍了一张班级合影照。
　　第五次拍照片是读高复班的时候，为了做身份证，也拍了一张一寸照。
　　第六次拍照片是考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做学生证，也拍了一张一寸照。
　　在大学里，我经常租来照相机，买来胶卷，一卷一卷地拍，并且是彩色照片。到了毕业的时候，我成为班里照片最多的人，足足装了十本相册。
　　工作以后，我买过傻瓜相机、手调相机和好几只数码相机，在省城举办过好几次个人摄影展览，在杂志上发表过很多照片。
　　但我最喜欢的照片还是卫东给我拍的那张照片——我的第一张照片，那是我最幸福的拍照经历。几十年来，我一直想找到卫东，告诉他，我一直希望他能做我的干爹。
　　大概七八年前吧，我又见到了卫东。当时我还在县城工作。一天我去看我表妹，就是我那漂亮的姑妈的女儿，当时她在读高中，暑假期间在一家矿泉水厂打工。我到了她所在的矿泉水厂，没想到，这家矿泉水厂就是卫东开的，没想到他认识我的名字。
　　他说：“难得难得，真是难得，今天能够碰到你。我看过你很多摄影作品，非常崇拜你的才华，早就想认识认识你这个大师了。”
　　他并不是说客套话的样子，说着，他还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上面贴满了我发在报纸上的照片。
　　我也没想到他说话怎么有点娘娘腔的，脸上的皮肤白得有些惨淡，我不欣赏他身上的女人味。被人赞赏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我当时有种说不出来的伤心，他就是我想了那么多年的那个“干爹”吗？亲爹那么早就离我而去，而卫东他怎么也骗了我那么多年呢？
　　后来，我们一直像朋友一样交往着。我离开县城到省城开影楼时，卫东还特地送我一只手机，是可以拍照片的。
　　小时候就是打死我，我也想不到，我竟然可以有自己的小轿车，我竟然可以随身带一个数码相机，轻轻的，薄薄的，不用底片，甚至不用洗，直接储存在电脑里，发布到网络上，全地球的人都可以坐在家里看到我拍的照片（如果他们愿意）。
　　到了镇里，我将汽车停在妈妈家门口，我要走进去。走这条路，我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条路也将被水库覆没。在镇上读初中那三年，我每天早晨走这条路来镇里，每天黄昏走这条路回村子。
　　路上不断有拖拉机来往，有我们村的，也有我们附近村庄的，他们载着一车车的老木料和新树。路上见到村里一些认识的人，他们的脸上好像也有了不一样的光彩，是以前赶集的时候才能看到的光彩。
　　路边的稻田荒芜着，湿润的地方长了些碧绿的青草。路边的河流依然清澈，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我突然想起死了几年的爷爷和奶奶，我想起来的是他们还很健康的时候的脸孔和身影。我想起奶奶家的锅灶后面的火龙堂，想起木柴在灶孔里熊熊燃烧的声音。
　　到了村里的时候，村庄好像被抽去了筋骨，整个瘫痪在那里。有些房子只剩下半截石头墙立着，树料已经被拆走，房子里都是瓦砾。那些水泥结构的新式房子已经被卸了门窗，看上去也很尴尬。村里的石子路也不大看得见光滑的鹅卵石了，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杂物，有破被絮、破铁锅、锄头、木柜以及酒瓶、日光灯管碎片等。
　　村里已经没有一只鸡，一只狗。阳光显得肆无忌惮，我感觉自己处在荒野里，又似乎听到了那些断墙残壁在喋喋不休唠唠叨叨。这即将被湖水淹没的村庄，似乎从来没那么多嘴过，也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让人感觉到它是活着的，我仿佛听到了它艰难的哮喘声，看到了不忍离去的目光。
　　我家所在的长排屋已经快拆光了，只剩下与我家相连的几家还立在那里，站在路上可以直接看到房子后面的一块块菜地，山顶上的那排大枫树也不见了。
　　我读过小学的学校却完好地留着。我从包里取出我的小相机，站在我拍第一张照片的地方，伸出手，自己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这也是我这次回老家拍的唯一的照片。
　　我好不容易走到了我自己的家，门不知道被谁拆走了，照相框倒还挂在原来的地方。
　　我取下相框，擦去玻璃上的灰尘，我爸爸和我的照片竟然都还很清晰，我像终于找到了两个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高兴。我那么小，只有我现在那六岁的女儿那么高，我爹那么帅，他年轻的时候比我帅多了。
　　我扭开照相框后面的扣子，将挡板拉出来，当年我写在我照片背后的名字还在。我试图将我的照片揭起来，但照片和玻璃好像生在一起了，我一用力，我揭起来的只是一张泛黄的照相纸，照片上的图像却还丝丝缕缕地留在玻璃上。
　　我没有再揭我爸爸的照片。我将挡板重新盖上去，重新将照相框挂到原来的地方。我突然决定不再去看我爸爸的坟墓，而是在我爸爸的照片前鞠了一躬。
　　到了村口那座拱桥的时候，三十年前的那个孩子突然从我身上跑了出来，他头也不回地朝着村庄飞奔而去。记忆里的河流和眼前的河流重叠在一起，一路陪着我离开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