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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过一家杂志社总编在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不像读书人，缺乏基本的阅读热情。不读书不看报只上网的人能当好编辑吗？总编发火是有原因的：一个××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女孩子，模样看上去老成持重，平时表现得虚心好问。大家对她印象都不错，所以破例让她临时顶夜班编辑，看看清样。在一篇有关台湾局势的评论稿子上，这女孩子在“连战”、“宋楚瑜”名字下打了重重的红色问号，批注“建议在有关人名下面加上注释”；又在“个中三昧谁能解”旁火气十足地重重批注“这种拗口的句子以后不要再出现”……
值夜班的副总见到这篇被改得满天花的稿子，一开始脑门一凛：怎么？！都快发稿了，还有那么多问题？再仔细一看标注的那些话，那感觉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整个就是“我晕”，那女孩子早已下班回家了。
这副总亲自“救火”，连忙张罗着把那篇改坏的稿子又给改回来。第二天，副总把那女孩叫到办公室一阵猛训，问她：“你不知道的人名，就能断定读者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布什、布莱尔也加上注释？你又凭什么断定‘个中三昧’是酸文假醋？”
那女孩不服气，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副总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不是角度问题！这有个客观标准的！”女孩又说：“这可能怪我过于谨慎了，其实这些人名我都知道……”副总当时就拍了桌子：“你还在找托辞？什么‘过于谨慎’？就是你的知识储备不足！你可以不做事，但是请你不要帮倒忙！”
“帮倒忙”一说出口，女孩子大概觉得副总侮辱了她，哭着跑了……这事被捅到社务会上，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半晌总编才说了一句：可怕！
中文系学生不知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何许人也；外语系学生把I exist while I’m thinking翻译成“我思考，同时我存在”；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找过那位北大历史系学生问了问究竟，想听一听理由。我希望他说出对这一类知识填空题的批评性意见，哪怕是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一个黄仁宇，不错；你们的读书趣味很有意思。可你们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吗？我的优势是……”或者是：“惭愧，《万历十五年》我没读过；可是我能告诉你万历年间大约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我只是不愿意蒙……”
那是个清瘦的戴深度眼镜的男孩子，转动着眼睛，边说边搔着后脑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说题也并不难，可能……可能是我准备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你认为这一类题还要需要专门准备复习吗？”
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说辞有些不妥，又说：“其实……有好些填空内容，平时也听说过了的……可不知怎么回事，笔试的时候就记不得了……”
我问他：“你们同学也没有议论？老师也没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吗？”
男孩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很坦诚地说：“学业忙，不大看课外书……”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你们总能根据学到的知识回答出万历年间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这套题不是偏题、怪题，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出题的用意，以你北大历史系专业的功底，随便写几个人名应该不成问题吧？”
男孩子低下头，点一点，又摇一摇，说：“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专攻日本历史的……”
这时老董凑上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一个本科生，奢谈什么‘专攻’？！你说明朝你不熟，那你说说哪朝你又熟了？戚继光、张居正这些人不是中学历史就应该学过的吗？”我连忙劝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兴地走了。
可能是我们做得过分了一点，人家落聘了，还把人家叫住一顿数落。被老董这么一抢白搅了局，我也没机会再问出什么。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席间有人谈起单位招聘“内部掌握”的“几要几不要”。有人笑言：这“×个不要”可不能传出去，当心“厕所里丢炸弹——激起公愤(粪)”。要是被有关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谁了》炮制出一篇《大学生惹谁了》，那咱杂志社的名声可要蒙受负面影响。又有人说，咱们杂志可是标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忒不讲“人文精神”了。
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觉得让一个读书人更像个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读书人要像读书人”怎么理解？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最值得选择的生活，就是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性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讲的是自由教育的本质问题。他老人家用了“沉思”这个词，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尚、最值得去追求的。那么我就不能不说说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教育了。我们很难看到有好学而多思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催长素时代下张皇失措穷于应付的可怜孩子。
王小波杂文提到肖伯纳写的一件事：一个学子多年以后回到家，他父亲问他这些年在外面都学了什么技能？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到工匠活一一问过来，儿子都摇头，说：“我不曾学这些，但是我学到了更重要的本领，就是明辨是非。”话音刚落，他老爸抄起烧火棍子就把他给撵了出来，骂道：“小混蛋！你对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图画无一知晓，就敢说明辨了是非？ ”从某些手持名牌大学文凭的莘莘学子脸上我分明就看到了“但我明辨是非”的神气。一位高校教师反复对她的学生讲：知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这话说得恳切。
大学病相，从来都存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病例百出，令人大跌眼镜。对于那位据称是“代表新北大精神”的“怪杰”非凡才情掩盖下的抄袭，我不想再重复——他没有正眼看这个问题，看来他也不知道疼是怎么回事。文章抄袭这种事情，本是不难判断的事；抄了就是抄了，没抄就是没抄。可为什么还要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呢？据说该才子抄袭评论家朱大可事泄后，悻悻然地回嘴：“没有缺点的苍蝇只是一只苍蝇，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朱大可也不跟他客气：“这人可能是一只有缺点的苍蝇吧！”
我听到这事，并没有太失望的反应——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这点傲气还是有的；对这种“一蟹不如一蟹”式的“人才辈出”，我只能撇撇嘴而已。本来无所谓“希望”，又哪来的失望？但是，另一种巨大的失望却朝我袭来，从几个德高望重的教授学者——就是他的那些师友们对抄袭事件的反应来看，北大不仅仅是“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尤其是那里面有一两个一直被我崇仰为北大高标的教授，在这个时候为“才子”来“站场子”。学术公正、良知又到哪里去了？
如果说：这样的一类人能代表“北大精神”，那北大精神玩儿完去吧！
（摘自《我们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
（责编/朱茂星）
E-mail:amfzmx@sina.com
值夜班的副总见到这篇被改得满天花的稿子，一开始脑门一凛：怎么？！都快发稿了，还有那么多问题？再仔细一看标注的那些话，那感觉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整个就是“我晕”，那女孩子早已下班回家了。
这副总亲自“救火”，连忙张罗着把那篇改坏的稿子又给改回来。第二天，副总把那女孩叫到办公室一阵猛训，问她：“你不知道的人名，就能断定读者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布什、布莱尔也加上注释？你又凭什么断定‘个中三昧’是酸文假醋？”
那女孩不服气，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副总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不是角度问题！这有个客观标准的！”女孩又说：“这可能怪我过于谨慎了，其实这些人名我都知道……”副总当时就拍了桌子：“你还在找托辞？什么‘过于谨慎’？就是你的知识储备不足！你可以不做事，但是请你不要帮倒忙！”
“帮倒忙”一说出口，女孩子大概觉得副总侮辱了她，哭着跑了……这事被捅到社务会上，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半晌总编才说了一句：可怕！
中文系学生不知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何许人也；外语系学生把I exist while I’m thinking翻译成“我思考，同时我存在”；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找过那位北大历史系学生问了问究竟，想听一听理由。我希望他说出对这一类知识填空题的批评性意见，哪怕是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一个黄仁宇，不错；你们的读书趣味很有意思。可你们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吗？我的优势是……”或者是：“惭愧，《万历十五年》我没读过；可是我能告诉你万历年间大约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我只是不愿意蒙……”
那是个清瘦的戴深度眼镜的男孩子，转动着眼睛，边说边搔着后脑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说题也并不难，可能……可能是我准备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你认为这一类题还要需要专门准备复习吗？”
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说辞有些不妥，又说：“其实……有好些填空内容，平时也听说过了的……可不知怎么回事，笔试的时候就记不得了……”
我问他：“你们同学也没有议论？老师也没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吗？”
男孩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很坦诚地说：“学业忙，不大看课外书……”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你们总能根据学到的知识回答出万历年间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这套题不是偏题、怪题，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出题的用意，以你北大历史系专业的功底，随便写几个人名应该不成问题吧？”
男孩子低下头，点一点，又摇一摇，说：“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专攻日本历史的……”
这时老董凑上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一个本科生，奢谈什么‘专攻’？！你说明朝你不熟，那你说说哪朝你又熟了？戚继光、张居正这些人不是中学历史就应该学过的吗？”我连忙劝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兴地走了。
可能是我们做得过分了一点，人家落聘了，还把人家叫住一顿数落。被老董这么一抢白搅了局，我也没机会再问出什么。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席间有人谈起单位招聘“内部掌握”的“几要几不要”。有人笑言：这“×个不要”可不能传出去，当心“厕所里丢炸弹——激起公愤(粪)”。要是被有关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谁了》炮制出一篇《大学生惹谁了》，那咱杂志社的名声可要蒙受负面影响。又有人说，咱们杂志可是标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忒不讲“人文精神”了。
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觉得让一个读书人更像个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读书人要像读书人”怎么理解？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最值得选择的生活，就是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性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讲的是自由教育的本质问题。他老人家用了“沉思”这个词，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尚、最值得去追求的。那么我就不能不说说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教育了。我们很难看到有好学而多思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催长素时代下张皇失措穷于应付的可怜孩子。
王小波杂文提到肖伯纳写的一件事：一个学子多年以后回到家，他父亲问他这些年在外面都学了什么技能？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到工匠活一一问过来，儿子都摇头，说：“我不曾学这些，但是我学到了更重要的本领，就是明辨是非。”话音刚落，他老爸抄起烧火棍子就把他给撵了出来，骂道：“小混蛋！你对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图画无一知晓，就敢说明辨了是非？ ”从某些手持名牌大学文凭的莘莘学子脸上我分明就看到了“但我明辨是非”的神气。一位高校教师反复对她的学生讲：知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这话说得恳切。
大学病相，从来都存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病例百出，令人大跌眼镜。对于那位据称是“代表新北大精神”的“怪杰”非凡才情掩盖下的抄袭，我不想再重复——他没有正眼看这个问题，看来他也不知道疼是怎么回事。文章抄袭这种事情，本是不难判断的事；抄了就是抄了，没抄就是没抄。可为什么还要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呢？据说该才子抄袭评论家朱大可事泄后，悻悻然地回嘴：“没有缺点的苍蝇只是一只苍蝇，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朱大可也不跟他客气：“这人可能是一只有缺点的苍蝇吧！”
我听到这事，并没有太失望的反应——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这点傲气还是有的；对这种“一蟹不如一蟹”式的“人才辈出”，我只能撇撇嘴而已。本来无所谓“希望”，又哪来的失望？但是，另一种巨大的失望却朝我袭来，从几个德高望重的教授学者——就是他的那些师友们对抄袭事件的反应来看，北大不仅仅是“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尤其是那里面有一两个一直被我崇仰为北大高标的教授，在这个时候为“才子”来“站场子”。学术公正、良知又到哪里去了？
如果说：这样的一类人能代表“北大精神”，那北大精神玩儿完去吧！
（摘自《我们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
（责编/朱茂星）
E-mail:amfzm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