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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百代都行秦政法”,这句话说明了秦代法律对于后世影響之甚远,尤其是西汉时期的法律,更被称为“汉承秦制”。商鞅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秦国改革变法的实践者,对其形象历来有着褒贬不一的评价。鉴于此,为了更加辩证地分析商鞅的具体形象,本文以西汉时期的政治思想史为基础,通过分析部分西汉时期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以及论断来探析商鞅的具体形象,并从中提取相关的政治文化以及政治价值倾向,期望为商鞅的政治思想研究提供另一种认识和理解的维度。
关键词:商鞅;《商君书》秦汉各家评论;商鞅形象
引言: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由于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类思想文化互相掺杂融合,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以及个人情感,导致历史上的政治家对商鞅的评价难以统一。
一、商鞅的政治思想,是商鞅形象立足的基础
战国时代正处于我国古代经济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不仅加剧了先进生产技术和落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推动了原来的生产关系解体。战国七雄们为了富国强兵,只有通过变法革新来实现发展。彼时的秦国位于渭水边,根基薄弱,和其他周边强大的齐国、楚国等国家相比,丝毫没有竞争力可言。在其他国家的商业、军事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的时候,秦国人仍然沿用着落后的半耕半牧的生产模式,存在文化闭塞、民风教化落后等弊端。此时,秦孝公已经深刻认识到秦国的危机,具有忧患意识的秦孝公认为,只有通过发展人才,变法革新才能促进秦国的发展。由此,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秦孝公冒着巨大的压力,力推商鞅成为变法的主导者,开启了秦国两次变法革新的征程。在秦孝公的力排众议下,商鞅推行积极的经济政策,鼓励农业发展,打击工商业,并对原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调整,从而使得税收更为公平。同时,商鞅是“法治”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在第一次变法时,商鞅就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民间监督网络体系,并实行连坐制度。此外,商鞅还大力推行小家庭制度,秦国通过小家庭法治,实现了增产增收。同时,商鞅鼓励全民争功,通过军功大小决定等级次序,进而极大地提高了秦国的军事作战能力,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改革的过程中,商鞅对原有的小家庭制度进行了完善,并首次启用分户令制度。
从西汉的儒家政治思想来看商鞅在秦国变法中推行的各类政策,其中多数政策都建立在“性恶论”以及“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商鞅推行的各类变法政策不仅具有浓厚的法治意味,同时也非常务实。以上种种特点都导致商鞅的政治思想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操作性。但是从另一面来看,如果商鞅没有以秦孝公为首的政治保障和政治支持,商鞅办法基本上是很难推行下去的,这也就是为何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处以车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功利性过强的变法手段虽然可以加强对民、吏的管理,但是却需要强大的政治保障和支撑,如果没有政治保障和支撑,就会使变法措施失去流动性和调节性。总的来看,商鞅所采取的变法政策虽然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是却极大地推动了秦国农业的发展,使得秦国迅速成为了北方的霸主国家之一。
二、不同政治思想家对商鞅形象的认识
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思想践行者,当时荀子和孟子、孔子等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同,荀子提出了和儒家思想几乎相悖的“性恶论”观念,该观点是荀子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前文可知,商鞅变法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其蕴含的部分思想正和荀子的儒家思想不谋而合。但是在针对上扬的描述和评价上,荀子却有着和其他儒学大家不同的观念,在荀子所著的《议兵》篇中,荀子认为:夫是之谓盗兵,君子不由也,故秦之卫鞅…,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是其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若其道一也,未掎契司诈,权谋倾覆,未免盗兵也。这句话认为,在战场上,行君子事,是根本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的。商鞅如果想要在变法中取得胜利,帮助秦国成为霸主,也必须玩弄权术,在战争中采取各种手段。但是这些做法都是传统的儒家观念所不齿的。但是荀子也认为,即便商鞅不是君子,他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如果没有商鞅,秦国的变法就很难取得成功,商鞅采取的一些手段,其都以为变法服务为根本目的,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不由也”。西汉时期,刘向编订整理了著名的《战国策》,这本书主要记录的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游说各国君主时的游说之词。在《战国策》中对商鞅的机载篇幅较多,且记载手法也比较特殊。
以《战国策·秦三》为例,其中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商鞅的形象,在《战国策·齐五》之中,也以对话的形式记录里商鞅游说魏王的故事。
三、秦汉时期,商鞅形象成为政治的工具
贾谊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贾谊所著的《新书》是一本反映贾谊政治经济思想的政论文集。贾谊虽然是法家思想的继承者,但是在王道问题上,贾谊却始终认为如果要王道存,就必须独尊儒术。虽然王道并不是儒家的独家法器,但是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从“王道”的观念来分析贾谊的思想,其中确实有很强的儒家学说意味,贾谊之所以主张借助礼教来进行教化,是和汉朝当时的阶级制度以及社会发展现状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文景之治时期,为了发展生产,汉文帝和汉景帝采用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采用自由放任的政策来休养生息,虽然这种政治策略使得汉朝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却对原有的封建等级制度产生了严重地冲击,为了巩固统治,此时只能依靠王道和法治强化专治统治秩序,加强皇权。在贾谊的《新书》篇中,开篇即为知名的《过秦论》,全文主要对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过秦论》中认为: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业。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商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尤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贾谊认为,在秦国需要发展,称霸的过程中,使用一些权术和进行变法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当秦朝扫清六合,统一六国后,仍然沿用商鞅的法治政策就是错误的了,国家统一后,要以民为本,发展生产,采用仁政措施,如果继续横征暴敛、滥用刑罚,则必然导致矛盾激化,进而加速国家灭亡。虽然贾谊对商鞅的论述只有较小的篇幅,但是贾谊对商鞅的态度却是尊敬的,他认可商鞅为变法作出的贡献,但是却没有直接将秦法的暴力直接和商鞅联系起来。
总结:正如萧公权先生所说的一样,法家思想虽然专制,但是却推动了秦国的发展,为秦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变法推动了秦国经济的发展,使得秦国迅速占据了霸主地位,但是李斯却将其变成了治术,终止学理上之发展,加速了秦国的发展。虽然商鞅的各种举措有一定的瑕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商鞅的部分政策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综合来看,商鞅无疑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变法革命家。其很多措施和论断对现代发展还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高华平. 商鞅及早期法家的学术批评——以《商君书》与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为中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042(006):1-14.
[2]赵志超. 先秦兵家与法家思想之对比——《孙子兵法》,《商君书》的比较研究[D]. 2019.
[3]汤勤福. 重农限商与重农抑商——对商鞅和汉武帝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剖析[J].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16(3):56-62.
作者简介:
梅小龙,吴忠市政协信息中心。
关键词:商鞅;《商君书》秦汉各家评论;商鞅形象
引言: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由于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类思想文化互相掺杂融合,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以及个人情感,导致历史上的政治家对商鞅的评价难以统一。
一、商鞅的政治思想,是商鞅形象立足的基础
战国时代正处于我国古代经济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不仅加剧了先进生产技术和落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推动了原来的生产关系解体。战国七雄们为了富国强兵,只有通过变法革新来实现发展。彼时的秦国位于渭水边,根基薄弱,和其他周边强大的齐国、楚国等国家相比,丝毫没有竞争力可言。在其他国家的商业、军事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的时候,秦国人仍然沿用着落后的半耕半牧的生产模式,存在文化闭塞、民风教化落后等弊端。此时,秦孝公已经深刻认识到秦国的危机,具有忧患意识的秦孝公认为,只有通过发展人才,变法革新才能促进秦国的发展。由此,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秦孝公冒着巨大的压力,力推商鞅成为变法的主导者,开启了秦国两次变法革新的征程。在秦孝公的力排众议下,商鞅推行积极的经济政策,鼓励农业发展,打击工商业,并对原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调整,从而使得税收更为公平。同时,商鞅是“法治”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在第一次变法时,商鞅就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民间监督网络体系,并实行连坐制度。此外,商鞅还大力推行小家庭制度,秦国通过小家庭法治,实现了增产增收。同时,商鞅鼓励全民争功,通过军功大小决定等级次序,进而极大地提高了秦国的军事作战能力,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改革的过程中,商鞅对原有的小家庭制度进行了完善,并首次启用分户令制度。
从西汉的儒家政治思想来看商鞅在秦国变法中推行的各类政策,其中多数政策都建立在“性恶论”以及“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商鞅推行的各类变法政策不仅具有浓厚的法治意味,同时也非常务实。以上种种特点都导致商鞅的政治思想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操作性。但是从另一面来看,如果商鞅没有以秦孝公为首的政治保障和政治支持,商鞅办法基本上是很难推行下去的,这也就是为何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处以车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功利性过强的变法手段虽然可以加强对民、吏的管理,但是却需要强大的政治保障和支撑,如果没有政治保障和支撑,就会使变法措施失去流动性和调节性。总的来看,商鞅所采取的变法政策虽然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是却极大地推动了秦国农业的发展,使得秦国迅速成为了北方的霸主国家之一。
二、不同政治思想家对商鞅形象的认识
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家思想践行者,当时荀子和孟子、孔子等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同,荀子提出了和儒家思想几乎相悖的“性恶论”观念,该观点是荀子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前文可知,商鞅变法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其蕴含的部分思想正和荀子的儒家思想不谋而合。但是在针对上扬的描述和评价上,荀子却有着和其他儒学大家不同的观念,在荀子所著的《议兵》篇中,荀子认为:夫是之谓盗兵,君子不由也,故秦之卫鞅…,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是其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若其道一也,未掎契司诈,权谋倾覆,未免盗兵也。这句话认为,在战场上,行君子事,是根本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的。商鞅如果想要在变法中取得胜利,帮助秦国成为霸主,也必须玩弄权术,在战争中采取各种手段。但是这些做法都是传统的儒家观念所不齿的。但是荀子也认为,即便商鞅不是君子,他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如果没有商鞅,秦国的变法就很难取得成功,商鞅采取的一些手段,其都以为变法服务为根本目的,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不由也”。西汉时期,刘向编订整理了著名的《战国策》,这本书主要记录的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游说各国君主时的游说之词。在《战国策》中对商鞅的机载篇幅较多,且记载手法也比较特殊。
以《战国策·秦三》为例,其中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商鞅的形象,在《战国策·齐五》之中,也以对话的形式记录里商鞅游说魏王的故事。
三、秦汉时期,商鞅形象成为政治的工具
贾谊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贾谊所著的《新书》是一本反映贾谊政治经济思想的政论文集。贾谊虽然是法家思想的继承者,但是在王道问题上,贾谊却始终认为如果要王道存,就必须独尊儒术。虽然王道并不是儒家的独家法器,但是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从“王道”的观念来分析贾谊的思想,其中确实有很强的儒家学说意味,贾谊之所以主张借助礼教来进行教化,是和汉朝当时的阶级制度以及社会发展现状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文景之治时期,为了发展生产,汉文帝和汉景帝采用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采用自由放任的政策来休养生息,虽然这种政治策略使得汉朝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却对原有的封建等级制度产生了严重地冲击,为了巩固统治,此时只能依靠王道和法治强化专治统治秩序,加强皇权。在贾谊的《新书》篇中,开篇即为知名的《过秦论》,全文主要对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过秦论》中认为: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业。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商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尤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贾谊认为,在秦国需要发展,称霸的过程中,使用一些权术和进行变法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当秦朝扫清六合,统一六国后,仍然沿用商鞅的法治政策就是错误的了,国家统一后,要以民为本,发展生产,采用仁政措施,如果继续横征暴敛、滥用刑罚,则必然导致矛盾激化,进而加速国家灭亡。虽然贾谊对商鞅的论述只有较小的篇幅,但是贾谊对商鞅的态度却是尊敬的,他认可商鞅为变法作出的贡献,但是却没有直接将秦法的暴力直接和商鞅联系起来。
总结:正如萧公权先生所说的一样,法家思想虽然专制,但是却推动了秦国的发展,为秦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变法推动了秦国经济的发展,使得秦国迅速占据了霸主地位,但是李斯却将其变成了治术,终止学理上之发展,加速了秦国的发展。虽然商鞅的各种举措有一定的瑕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商鞅的部分政策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综合来看,商鞅无疑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变法革命家。其很多措施和论断对现代发展还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高华平. 商鞅及早期法家的学术批评——以《商君书》与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为中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042(006):1-14.
[2]赵志超. 先秦兵家与法家思想之对比——《孙子兵法》,《商君书》的比较研究[D]. 2019.
[3]汤勤福. 重农限商与重农抑商——对商鞅和汉武帝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剖析[J].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16(3):56-62.
作者简介:
梅小龙,吴忠市政协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