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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三、“中”与幸福
智慧是幸福之源，古今中外人们的大智慧，大都包含有“中”的因素。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汇集而成的智慧之河，“执中”思想源远流长。据传说，舜承继大位时，对尧做出“执中”的应允，即“允执其中”。孔子说：“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则斯以为舜乎！”;“回（颜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我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尧舜禹三代授受权力均以保持中正之道为“心传”和“法宝”，在尧舜看来，只有具备中庸正直的德行才能治理好天下。为使“尚中之德”传至千秋万代，后世把“中”字用于国名，经过数千年传至今天，这既是远古先贤的智慧，也是历朝历代安邦治国者将“中”字作为国家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古代曾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唐律名例疏义释义》），“中”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高度抽象。尚中、贵中、行中的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中道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可持续发展之大道。
长期以来，儒家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中庸》）。这种高尚追求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正因为有理想主义才值得长期追求。“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处理好人与人、物与物、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使之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毛主席曾说，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儒家认为，修养越高的人越能做到中庸，“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从大量成功人士的处世哲学和所作所为看，中庸既是基本的思想方法，也是做事的重要原则和艺术。在儒家看来，中庸思想一是追求“恰到好处”，凡事尤其是大事，都要坚持中道原则，“过犹不及”;二是“和而不同”，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合同论”思想的发展，“和而不同”就是既承认并正确对待多元的差异性，又努力找到多元的同一性并将其聚合起来寻求共赢。对“中庸”不能理解为无原则的“和稀泥”、“好好先生”、“半斤八两”、“各打五十大板”等意思。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乡原”就是指所谓的“老好人”。“中庸”的“中”是指不走极端、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庸”的意思是实实在在、不说过头话、不哗众取宠，行之有效。先秦儒学大家孔子、孟子、荀子等的学说，既针对现实问题，又有理想主义成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中庸。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前瞻性，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可行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进行平衡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与平衡有相近之意。无论做什么事，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与平衡就是中庸。孔子提倡，做人要“仁”，治学要“乐”，做事要“权”，“权”就是权衡，即通过对多元因素反复考量，统筹兼顾多方面并找到结合点和平衡点就是中庸。
中庸理念是儒家思想方法论的核心，几千年来已经潜移默化到人们的心目中。比如在山东省的方言中，对人和物经常用“中用”这个词，讲“中用”就是说可用、好用，讲“不中用”就是说不能用或不好用。再如河南省方言“中”字的出现概率很高，讲“中”就意味着“OK”、可以。
“中庸”意味着“无过无不及”，即时机适宜、方式适当、分寸适度，关键是一个“适”字，贵在适中。所谓“过错”，就是指把事情做过了就出错。真理跨过一步可能就变成谬误。通常说的“知过”就是知道自己的“不中”之处，“改过”就是用“中庸”之道纠正“过错”。
“中庸”思想与辩证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论”有相近之意。“执中”的“中”，不是两点之间的几何中点，而是离“重点”稍近一些、离“非重点”稍远一些的“黄金平衡点”。有的人讲某种做法“如何如何都不过分”，这种说法虽可强调某种意思，但从哲学意义上说不符合中庸原则。当然，有些情况下为了纠正某一方面的严重错误，在某些措施上适当过一点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有时候“不过正不能真正矫枉”，但关键要把握好纠错过程“过正”的分寸，过程中的“过正”是为了总体结果的“适中”，要切实防止总体效果和长期性的“矫枉过正”。“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张弛有度。局面的开创与守成相结合、改革与稳定相结合，也是辩证的、动态意义的“中庸”。
用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都是时间和空间的函数，在处理主次关系时，既要运用中庸原则，也要因地因时而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和“削足适履”。
民主也是中庸思想的一种实现形式。民主协商、民主集中、民主投票等形式，经常是多种意见向两种意见集中、两种意见向一种决策过度的过程。“政”字是“正”与“反”的统一体，为政者凡遇大事都要运用中庸理念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考虑和处理问题，兼听正反两个方面的声音，兼顾两个方面的诉求，尽量协调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使两个方面各得其所、和谐共生。
通常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改革与稳定相结合、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相结合、理想与现实相结合，以及养生的劳逸结合、动静结合等等，结合点就是平衡点，围绕平衡点想事和做事就符合规律。
不仅儒家，道家也强调“中”，《道德经》第五章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不论讲“守中”、“执中”，还是讲“中庸”、“中和”，都意味着先从大体上弄清系统的多维、多极，并在上下、左右、前后、大小之间寻求和把握“中”的区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凡事尤其是大事，谋事之先在于弄清系统的各个部分，在思维和行为上运用“中庸”原则，统筹好多个方面，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中庸思想用之于养生，在我国也历史悠久。“过用”思想是《黄帝内经》病因学说的核心理论。“过用”包括“时之过用”、“情之过用”、“味之过用”、“体之过用”等，当人的饮食、情欲、劳逸、动静等思维和行为“使用太过，超越常度”，导致生命体征失衡，就会出现亚健康甚至导致身心病变。要想身心健康，就要防止“过用”，坚持“适中”原则。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庸也是平衡，无论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国家甚至于世界和整个宇宙，秩序正常和可持续健康发展，都在于各组成部分和多种要素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按照“中庸”原则，可以实现和保持动态平衡。
四、“和”与幸福
“和”与幸福的关系互为因果。和谐、和顺、和美、和鸣、和气、和悦、和平等词汇，凡用“和”字开头的，都与人的幸福和事业成功有着直接关系。在幸福状态中的人和成功事业的过程中，其思维和言行必然符合“和”的理念。
古今中外，凡有志于追求事业成功和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相统一的人，无不崇尚“和合”理念。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但如果竞争者之间只争斗而不和谐，“活力”就行不成“合力”，不仅整体不协调、不幸福，个体也难以得到真正的、持久的幸福。
按照辩证法原理，世间万事万物既具有差异性，也具有同一性。“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母生百般”、“一个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等俗语和哲言，都形象地说明事物的差异性。然而，在事物差异性的另一面还有其同一性，不同树叶有着相同的特点，不同兄弟姊妹有相同的遗传基因，不同时刻走进的同一条河流虽然水体不同但河岸河床是相对稳定的。在承认不同、分析不同、尊重不同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并以同利异、以异利同，也符合儒家倡导的“和而不同”原则。“和而不同”的思想，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全世界，具有广泛而高度的认同度。对“和而不同”可从多个角度理解。“和”的前提是“不同”，正因为万事万物有差异性，世界才丰富多彩。差异性之间互助互利、互不相害、相得益彰，就是“和”。“不同”与“和合”，好比人的两条腿，缺一难以行走。。
当前我们正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在规划、政策、管理、技术等方面，经常用“化”这个字，比如工业化、城镇化、民主化、数字化、标准化、机械化等等。所谓“化”，就是使更多的差异性转化为同一性，转化过程就是“同化”过程。对“同化”的追求，不宜绝对化。要想绝对“同化”，完全或者过度消除差异性，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因为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差异性之间的对立同一关系是发展的动力源。实际上，在“同化”过程中也存在“变异”、“异化”，同与异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矛盾运动推动事物的发展。所以，在理念和行为上可以相对地、适度地追求“同化”，不宜绝对地或过度地追求“同化”。比如：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还要建设新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建筑形式、文化形态、管理方法等方面，也要既有“同”也有“异”;家庭成员之间、单位同事之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学习、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才能和谐幸福，即使互相批评也应该是善意的、有利于增强团结的批评;如果互相勉强、互相冷漠甚至互相攻击，势必两败俱伤。
民主协商是一种“同异相和”、“异异相和”的合作性博弈形式。合作性博弈是“和而不同”的“王道”，对抗性博弈是“同而不和”的“霸道”，对抗性博弈难以出现双赢结果，常常是“零和”甚至“负和”的双输。合作性博弈过程中，双方各自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互相理解和让步，求得最大公约数，实现双赢。实际上“和而不同”的传统理念与“对立统一”的现代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相近之意。
和谐社会主要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三个层面的和谐。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在汉朝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理论。“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主要是指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要合理、合礼、合法、合情，才能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按弗洛伊得精神分析学的原理，要处理好本我、自我、超我三个“我”关系，使三个“我”有机结合与相对平衡，或者说使“本能之我”、“理智之我”、“道德之我”三个“心理成员”和而不同地组成的“心理委员会”，支配人的思想和言行，才能实现自身和谐。
讲和谐并不是绝对地排斥斗争。积极的思想斗争，就是“本能之我”、“理智之我”、“道德之我”这三个“心理成员”之间开展合作性博弈，最后达成妥协，实现自身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长期存在，近现代以来呈加剧趋势，因为人的数量增加和物质要求的提高，需要更多地开发自然资源，开发过度便遭到自然的报复，人们经过反思才意识到节制开发活动、保护生态环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更是充满着斗争，孔子讲，“仁者必有勇”;孟子讲“威武不能屈”;朱熹讲，“血气之怒不可有，意理之怒不可无”;这都说明，做仁人君子要有正义感，为正义事业敢于坚持、敢于斗争。低层次的斗争或者说不文明的斗争，是不给对方留任何生存余地，这种斗争即使获胜也要付出沉重代价;而高层次的斗争或者说文明的斗争，是通过对立面的理性、良性互动，互相调整到最佳位置，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双方的代价较小，获益较多。低层次的斗争常常导致死亡和消灭，而高层次的斗争使“凤凰涅槃”，得到重生。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儒家总结的“礼”，其表现形式很多，其主要作用和可贵之处就在于“和”。实际上中国的“龙”，最先就是用“礼”的形式达到“和”的目的。前几年到河南省周口市太昊陵时了解到一种传说：在我国远古时代，各部落的图腾崇拜是动物，三皇之首的伏羲，把各个部落崇拜的图腾各取一个部分，组成一种崇拜的图腾联合体即“龙”，各个部落共同崇拜。古代伏羲好比是现在的“联合国”主席兼秘书长，“龙”好比是现在的联合国国旗。伏羲是三皇之首，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作为“龙”的传人，应该是把“和”的思想发扬光大。
“和”文化在中国外交上影响深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中国首先提出后，当时就得到了印度、缅甸的赞同，1970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都接受了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五项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赞同。五项原则，四个“互”字、一个“共”字，充分体现了“和”的精神。儒家思想追求的目标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和而不同”，而不是有的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文明冲突论”。 总之，“和而不同”思想，无论对个体人、群体人乃至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幸福，都是适用的。
五、“仁、信、中、和”的联系及其与幸福的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说，仁爱是价值观，诚信、中和就是价值观的体现，带有方法论的性质，“仁、信、中、和”都具有普适价值。一个人如果具有仁爱、诚信、中和、崇礼、守法的基本素质，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理性社会人”。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一个正常的人既是“理性经济人”，也应该是“理性社会人”;既要理性地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消费物质财富，也要理性地改善和维护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心理平衡。“理性经济人”与“理性社会人”，是幸福人格的两重性，在经济与社会两个方面的理性，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儒家的“仁爱”理念，与道家的“上德”思想、佛家的“普度众生”境界、基督的“博爱”精神等诞生于“轴心时代”并被人类传承两千多年的伟大思想，都是相通的，而且有很多相近之意，这些伟大思想为人类丰富精神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诚信理念行为和信用保障制度，是仁爱人际关系的重要体现。诚信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家提出的“契约”思想是一致的。诚实守信是评价公德和私德的重要标准，是法律所保障的重要方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
“中”的前提是区分事物的“两端”，这与近现代“一分为二”的方法论，与数学的“二进制”，以及与中国古代的“太极图”，是用不同的表述说明同一个道理。在区分两端的同时“执中”、“和合”、“和而不同”，与佛家的“不二法门”提法、道家的阴阳相生观点、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论等，有很多相通相似之意。“系统论”哲学提出的统筹思想，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等等，也都可以在“仁、信、中、和”等儒家精华中找到思想根源。
就人的个体来说，如果能做到“仁、信、中、和”，那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既有益于他人也有益于自己的人。“仁、信、中、和”与幸福人生的关系，可以简而言之：
仁如北斗星，
信似指路灯，
中和护身宝，
幸福伴终生。
幸福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具体含义因人因时而异。幸福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通过人的思维行为不断实现和保持。人的一切言行都受意念所支配，即使下意识也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直接和间接的实践活动是意念产生的主要来源。相对于间接实践而言，人的直接实践所得到的智慧仅仅是一小部分。一般人的大部分智慧要靠间接实践或者说靠他人智慧启发而生。众人智慧的集大成者，古代被称为圣人、贤人，近现代被称为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等各种“家”，各种“家”的经典理论都有“大数据”作为支撑。智慧集大成者的名牌思想产品各有特点，但其中也有很多共性，共性可概括为“善、慧”两个方面，“善、慧”好比幸福人生历程的“指南针”和“指路灯”。儒家的“仁、信、中、和”及其更多的国学思想精华，是启迪善念和打开人生智慧宝库的金钥匙。越学习、越思考、越实践，越能体会到国学精华的重要意义和宝贵价值。
国学精华的重要意义和宝贵价值，首先在于其忧患意识和问题导向。在悠久历史的不同时期，在不同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能找到针对社会和个人现实问题的精神药方。国学价值正在回归，新儒学理论正在兴起，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关心儒学、学习儒学、应用儒学的人也越来越多。用以儒学为主流的国学精华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可以反观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近几十年来，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由于精神与物质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人们幸福的问题。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问题。受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高消费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物质消费欲望过度，从而导致对自然资源过多过快地索取和不合理利用，带来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温室效益等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日益严重的挑战。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和行为中，“人本位”与“物本位”出现了颠倒问题，人的“异化”、“物化”问题日益突出。二是人际关系的不和谐问题。近年来暴恐事件连连发生，对被害者造成人身伤害，对社会大众造成心理恐慌，政府的保安维稳成本也大幅上升。一些社会成员出现道德失范、心态失衡、信心缺失等问题。根据有关报道，群体性事件呈快速上升趋势，在过去的15年间，“群体性事件的年增长率为17%左右;从发生规模来看，参加群体性事件人数的年增长率为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人;其中参与者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起，增长4倍”（引自《新华文摘》2014年第14期）。据有关报道，近年来离婚率持续上升，有的大城市离婚率已超过百分之三十，单亲家庭给儿童造成很大的生活不便和精神创伤。三是人自身的心态不平衡问题。根据有关资料，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有1亿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抑郁症患者），其中症状较重的患者约1600万人，这些人不仅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下降，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工作、学习和家人、同事、朋友等。不仅我国，世界上的精神疾病也呈上升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单相抑郁症已经成为社会第三大疾病负担，预计到2020年将升至第二位，仅次于冠心病。精神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健康的精神营养。运用国学精华思想，有利于缓解上述各种问题，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
进一步挖掘、培育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在现代思想之流中激活古代精华思想之源的基因，将有益于健全幸福的“精神翅膀”，与日益发达的“物质翅膀”相平衡。
近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非常重视精神与物质的平衡。200多年前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一直不厌其烦地反复思考物质财富与道德情操的平衡问题，他不仅撰写了《国富论》，而且撰写了《道德情操论》，耗费毕生心血对《道德情操论》前后修改了六次。《道德情操论》阐述了善恶、美丑、责任、正义、诚信、仁慈、克己、感恩、大度、勤俭等一系列概念及其内涵，对多种道德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说明了各种美德的特征以及道德评价的原则，提出了人的行为应该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亚当.斯密认为，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还要受道德理念和道德准则的约束;不仅不要伤害他人，而且还要帮助他人。《道德情操论》所提倡精神，与中国儒家提倡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与道家提倡的“利而不害”的思想，与佛家提倡的“利他”的“大乘”思想，都是一致的。与论“利”的《国富论》相比，论“义”的《道德情操论》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更深远，《道德情操论》被称为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西方世界的《论语》。 儒家学说的价值正在回归，不仅在我国回归，而且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就有一些诺奖得主提出，借助孔子学说缓解当今世界出现的社会、环境等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根据2014年年12月《人民日报》报道的信息，全世界已有126个国家设立了475个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这说明孔子思想的时代价值正在世界范围内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2014年11月我们去孔子故里曲阜市调研时了解到，曲阜市实施以“修学、修心、修礼、修德、修政、修廉”为内容的“干部修身计划”，编写并免费发放10万册道德教育读本，实现了64万居民教育培训的全覆盖;市委、市政府联合发文并召开诚信建设动员大会，明确了政务诚信、企业诚信、司法诚信、个人诚信和学生诚信的基本内容，分类制定“不诚信标准”，将存有制假售假、拖欠工资、偷漏税收等行为之一的行为定为不诚信企业或商户;对于失信行为，实行“黑名单”制度，采取惩戒措施;将“诚”作为招录公务员、招聘企事业单位人员的门槛限制，不诚信的人将不被录用。曲阜还以“孝德之城”建设为重点，制定了干部、职工、农民每月给父母零用钱分别不少于200元、120元、60元的标准，并对全市8.4万名60岁以上的老人赡养费用及其生活物资进行公示，将“孝”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标准，不孝的不提拔重用。曲阜市将上述做法总结为“不孝不提，不诚不进”。曲阜市将诚信、孝悌等道德标准具体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013年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成绩蝉联济宁第一名，群众满意度调查成绩位列济宁市第一名。曲阜市将儒家精华思想付诸当前实践的做法，值得其他地方研究借鉴。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的大潮浩浩荡荡，每个人的工作生活都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在拼搏中适应，在适应中拼搏，机遇与风险相伴，在成功中有失败，在失败中总结教训、增长智慧。物质财富既给人们带来享受，也带来无限的烦恼，要想降低风险、提高成功率，减少不必要的烦恼并提高幸福指数，就要经常进行冷静的思考，借助于中外古今智慧大师的哲学思想，将有利于这种思考，用圣哲理念激活自己休眠的智慧，尤其是坚定和践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好的价值观和与之对应的方法论是幸福之门的金钥匙。
中国几千年来之所以儒家思想能在中国乃至更广的范围内影响力如此之大，就是因为包括“仁、信、中、和”在内的思想精华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理想价值。“仁、信、中、和”的含义，既广博，又深远，是“明德”和“上智”，是精神世界的正能量。得道多助，厚德载物，大智归仁，大仁积福。在继承发扬圣哲先贤优秀思想的基础上，从新时期的社会现实情况出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广增全民福祉和提高每个人幸福指数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乃至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中，仁爱与不仁、守信与失信、中庸与极端、和合与不和等的矛盾一直存在，而且矛盾还将长期持续下去。要使矛盾朝着有利于人们增加幸福的方向发展，就要对国学加大挖掘和研究力度，将其精华与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物质条件相结合，运用宣传教育、法律法规、规划政策等手段，使传承数千年的思想文化之根，在新时期中华大地上和每个人的心田里成长，开出更绚丽多彩的精神文明之花，结出更幸福充实的工作生活之果。
三、“中”与幸福
智慧是幸福之源，古今中外人们的大智慧，大都包含有“中”的因素。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汇集而成的智慧之河，“执中”思想源远流长。据传说，舜承继大位时，对尧做出“执中”的应允，即“允执其中”。孔子说：“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则斯以为舜乎！”;“回（颜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我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尧舜禹三代授受权力均以保持中正之道为“心传”和“法宝”，在尧舜看来，只有具备中庸正直的德行才能治理好天下。为使“尚中之德”传至千秋万代，后世把“中”字用于国名，经过数千年传至今天，这既是远古先贤的智慧，也是历朝历代安邦治国者将“中”字作为国家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古代曾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唐律名例疏义释义》），“中”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高度抽象。尚中、贵中、行中的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中道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可持续发展之大道。
长期以来，儒家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中庸》）。这种高尚追求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正因为有理想主义才值得长期追求。“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处理好人与人、物与物、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使之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毛主席曾说，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儒家认为，修养越高的人越能做到中庸，“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从大量成功人士的处世哲学和所作所为看，中庸既是基本的思想方法，也是做事的重要原则和艺术。在儒家看来，中庸思想一是追求“恰到好处”，凡事尤其是大事，都要坚持中道原则，“过犹不及”;二是“和而不同”，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合同论”思想的发展，“和而不同”就是既承认并正确对待多元的差异性，又努力找到多元的同一性并将其聚合起来寻求共赢。对“中庸”不能理解为无原则的“和稀泥”、“好好先生”、“半斤八两”、“各打五十大板”等意思。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乡原”就是指所谓的“老好人”。“中庸”的“中”是指不走极端、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庸”的意思是实实在在、不说过头话、不哗众取宠，行之有效。先秦儒学大家孔子、孟子、荀子等的学说，既针对现实问题，又有理想主义成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中庸。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前瞻性，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可行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进行平衡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与平衡有相近之意。无论做什么事，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与平衡就是中庸。孔子提倡，做人要“仁”，治学要“乐”，做事要“权”，“权”就是权衡，即通过对多元因素反复考量，统筹兼顾多方面并找到结合点和平衡点就是中庸。
中庸理念是儒家思想方法论的核心，几千年来已经潜移默化到人们的心目中。比如在山东省的方言中，对人和物经常用“中用”这个词，讲“中用”就是说可用、好用，讲“不中用”就是说不能用或不好用。再如河南省方言“中”字的出现概率很高，讲“中”就意味着“OK”、可以。
“中庸”意味着“无过无不及”，即时机适宜、方式适当、分寸适度，关键是一个“适”字，贵在适中。所谓“过错”，就是指把事情做过了就出错。真理跨过一步可能就变成谬误。通常说的“知过”就是知道自己的“不中”之处，“改过”就是用“中庸”之道纠正“过错”。
“中庸”思想与辩证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论”有相近之意。“执中”的“中”，不是两点之间的几何中点，而是离“重点”稍近一些、离“非重点”稍远一些的“黄金平衡点”。有的人讲某种做法“如何如何都不过分”，这种说法虽可强调某种意思，但从哲学意义上说不符合中庸原则。当然，有些情况下为了纠正某一方面的严重错误，在某些措施上适当过一点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有时候“不过正不能真正矫枉”，但关键要把握好纠错过程“过正”的分寸，过程中的“过正”是为了总体结果的“适中”，要切实防止总体效果和长期性的“矫枉过正”。“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张弛有度。局面的开创与守成相结合、改革与稳定相结合，也是辩证的、动态意义的“中庸”。
用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都是时间和空间的函数，在处理主次关系时，既要运用中庸原则，也要因地因时而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和“削足适履”。
民主也是中庸思想的一种实现形式。民主协商、民主集中、民主投票等形式，经常是多种意见向两种意见集中、两种意见向一种决策过度的过程。“政”字是“正”与“反”的统一体，为政者凡遇大事都要运用中庸理念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考虑和处理问题，兼听正反两个方面的声音，兼顾两个方面的诉求，尽量协调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使两个方面各得其所、和谐共生。
通常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改革与稳定相结合、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相结合、理想与现实相结合，以及养生的劳逸结合、动静结合等等，结合点就是平衡点，围绕平衡点想事和做事就符合规律。
不仅儒家，道家也强调“中”，《道德经》第五章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不论讲“守中”、“执中”，还是讲“中庸”、“中和”，都意味着先从大体上弄清系统的多维、多极，并在上下、左右、前后、大小之间寻求和把握“中”的区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凡事尤其是大事，谋事之先在于弄清系统的各个部分，在思维和行为上运用“中庸”原则，统筹好多个方面，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中庸思想用之于养生，在我国也历史悠久。“过用”思想是《黄帝内经》病因学说的核心理论。“过用”包括“时之过用”、“情之过用”、“味之过用”、“体之过用”等，当人的饮食、情欲、劳逸、动静等思维和行为“使用太过，超越常度”，导致生命体征失衡，就会出现亚健康甚至导致身心病变。要想身心健康，就要防止“过用”，坚持“适中”原则。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庸也是平衡，无论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国家甚至于世界和整个宇宙，秩序正常和可持续健康发展，都在于各组成部分和多种要素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按照“中庸”原则，可以实现和保持动态平衡。
四、“和”与幸福
“和”与幸福的关系互为因果。和谐、和顺、和美、和鸣、和气、和悦、和平等词汇，凡用“和”字开头的，都与人的幸福和事业成功有着直接关系。在幸福状态中的人和成功事业的过程中，其思维和言行必然符合“和”的理念。
古今中外，凡有志于追求事业成功和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相统一的人，无不崇尚“和合”理念。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但如果竞争者之间只争斗而不和谐，“活力”就行不成“合力”，不仅整体不协调、不幸福，个体也难以得到真正的、持久的幸福。
按照辩证法原理，世间万事万物既具有差异性，也具有同一性。“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母生百般”、“一个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等俗语和哲言，都形象地说明事物的差异性。然而，在事物差异性的另一面还有其同一性，不同树叶有着相同的特点，不同兄弟姊妹有相同的遗传基因，不同时刻走进的同一条河流虽然水体不同但河岸河床是相对稳定的。在承认不同、分析不同、尊重不同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并以同利异、以异利同，也符合儒家倡导的“和而不同”原则。“和而不同”的思想，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全世界，具有广泛而高度的认同度。对“和而不同”可从多个角度理解。“和”的前提是“不同”，正因为万事万物有差异性，世界才丰富多彩。差异性之间互助互利、互不相害、相得益彰，就是“和”。“不同”与“和合”，好比人的两条腿，缺一难以行走。。
当前我们正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在规划、政策、管理、技术等方面，经常用“化”这个字，比如工业化、城镇化、民主化、数字化、标准化、机械化等等。所谓“化”，就是使更多的差异性转化为同一性，转化过程就是“同化”过程。对“同化”的追求，不宜绝对化。要想绝对“同化”，完全或者过度消除差异性，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因为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差异性之间的对立同一关系是发展的动力源。实际上，在“同化”过程中也存在“变异”、“异化”，同与异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矛盾运动推动事物的发展。所以，在理念和行为上可以相对地、适度地追求“同化”，不宜绝对地或过度地追求“同化”。比如：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还要建设新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建筑形式、文化形态、管理方法等方面，也要既有“同”也有“异”;家庭成员之间、单位同事之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学习、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才能和谐幸福，即使互相批评也应该是善意的、有利于增强团结的批评;如果互相勉强、互相冷漠甚至互相攻击，势必两败俱伤。
民主协商是一种“同异相和”、“异异相和”的合作性博弈形式。合作性博弈是“和而不同”的“王道”，对抗性博弈是“同而不和”的“霸道”，对抗性博弈难以出现双赢结果，常常是“零和”甚至“负和”的双输。合作性博弈过程中，双方各自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互相理解和让步，求得最大公约数，实现双赢。实际上“和而不同”的传统理念与“对立统一”的现代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相近之意。
和谐社会主要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三个层面的和谐。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在汉朝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理论。“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主要是指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要合理、合礼、合法、合情，才能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按弗洛伊得精神分析学的原理，要处理好本我、自我、超我三个“我”关系，使三个“我”有机结合与相对平衡，或者说使“本能之我”、“理智之我”、“道德之我”三个“心理成员”和而不同地组成的“心理委员会”，支配人的思想和言行，才能实现自身和谐。
讲和谐并不是绝对地排斥斗争。积极的思想斗争，就是“本能之我”、“理智之我”、“道德之我”这三个“心理成员”之间开展合作性博弈，最后达成妥协，实现自身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长期存在，近现代以来呈加剧趋势，因为人的数量增加和物质要求的提高，需要更多地开发自然资源，开发过度便遭到自然的报复，人们经过反思才意识到节制开发活动、保护生态环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更是充满着斗争，孔子讲，“仁者必有勇”;孟子讲“威武不能屈”;朱熹讲，“血气之怒不可有，意理之怒不可无”;这都说明，做仁人君子要有正义感，为正义事业敢于坚持、敢于斗争。低层次的斗争或者说不文明的斗争，是不给对方留任何生存余地，这种斗争即使获胜也要付出沉重代价;而高层次的斗争或者说文明的斗争，是通过对立面的理性、良性互动，互相调整到最佳位置，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双方的代价较小，获益较多。低层次的斗争常常导致死亡和消灭，而高层次的斗争使“凤凰涅槃”，得到重生。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儒家总结的“礼”，其表现形式很多，其主要作用和可贵之处就在于“和”。实际上中国的“龙”，最先就是用“礼”的形式达到“和”的目的。前几年到河南省周口市太昊陵时了解到一种传说：在我国远古时代，各部落的图腾崇拜是动物，三皇之首的伏羲，把各个部落崇拜的图腾各取一个部分，组成一种崇拜的图腾联合体即“龙”，各个部落共同崇拜。古代伏羲好比是现在的“联合国”主席兼秘书长，“龙”好比是现在的联合国国旗。伏羲是三皇之首，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作为“龙”的传人，应该是把“和”的思想发扬光大。
“和”文化在中国外交上影响深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中国首先提出后，当时就得到了印度、缅甸的赞同，1970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都接受了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五项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赞同。五项原则，四个“互”字、一个“共”字，充分体现了“和”的精神。儒家思想追求的目标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和而不同”，而不是有的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文明冲突论”。 总之，“和而不同”思想，无论对个体人、群体人乃至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幸福，都是适用的。
五、“仁、信、中、和”的联系及其与幸福的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说，仁爱是价值观，诚信、中和就是价值观的体现，带有方法论的性质，“仁、信、中、和”都具有普适价值。一个人如果具有仁爱、诚信、中和、崇礼、守法的基本素质，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理性社会人”。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一个正常的人既是“理性经济人”，也应该是“理性社会人”;既要理性地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消费物质财富，也要理性地改善和维护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心理平衡。“理性经济人”与“理性社会人”，是幸福人格的两重性，在经济与社会两个方面的理性，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儒家的“仁爱”理念，与道家的“上德”思想、佛家的“普度众生”境界、基督的“博爱”精神等诞生于“轴心时代”并被人类传承两千多年的伟大思想，都是相通的，而且有很多相近之意，这些伟大思想为人类丰富精神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诚信理念行为和信用保障制度，是仁爱人际关系的重要体现。诚信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家提出的“契约”思想是一致的。诚实守信是评价公德和私德的重要标准，是法律所保障的重要方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
“中”的前提是区分事物的“两端”，这与近现代“一分为二”的方法论，与数学的“二进制”，以及与中国古代的“太极图”，是用不同的表述说明同一个道理。在区分两端的同时“执中”、“和合”、“和而不同”，与佛家的“不二法门”提法、道家的阴阳相生观点、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论等，有很多相通相似之意。“系统论”哲学提出的统筹思想，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等等，也都可以在“仁、信、中、和”等儒家精华中找到思想根源。
就人的个体来说，如果能做到“仁、信、中、和”，那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既有益于他人也有益于自己的人。“仁、信、中、和”与幸福人生的关系，可以简而言之：
仁如北斗星，
信似指路灯，
中和护身宝，
幸福伴终生。
幸福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具体含义因人因时而异。幸福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通过人的思维行为不断实现和保持。人的一切言行都受意念所支配，即使下意识也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直接和间接的实践活动是意念产生的主要来源。相对于间接实践而言，人的直接实践所得到的智慧仅仅是一小部分。一般人的大部分智慧要靠间接实践或者说靠他人智慧启发而生。众人智慧的集大成者，古代被称为圣人、贤人，近现代被称为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等各种“家”，各种“家”的经典理论都有“大数据”作为支撑。智慧集大成者的名牌思想产品各有特点，但其中也有很多共性，共性可概括为“善、慧”两个方面，“善、慧”好比幸福人生历程的“指南针”和“指路灯”。儒家的“仁、信、中、和”及其更多的国学思想精华，是启迪善念和打开人生智慧宝库的金钥匙。越学习、越思考、越实践，越能体会到国学精华的重要意义和宝贵价值。
国学精华的重要意义和宝贵价值，首先在于其忧患意识和问题导向。在悠久历史的不同时期，在不同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能找到针对社会和个人现实问题的精神药方。国学价值正在回归，新儒学理论正在兴起，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关心儒学、学习儒学、应用儒学的人也越来越多。用以儒学为主流的国学精华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可以反观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近几十年来，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由于精神与物质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人们幸福的问题。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问题。受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高消费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物质消费欲望过度，从而导致对自然资源过多过快地索取和不合理利用，带来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温室效益等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日益严重的挑战。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和行为中，“人本位”与“物本位”出现了颠倒问题，人的“异化”、“物化”问题日益突出。二是人际关系的不和谐问题。近年来暴恐事件连连发生，对被害者造成人身伤害，对社会大众造成心理恐慌，政府的保安维稳成本也大幅上升。一些社会成员出现道德失范、心态失衡、信心缺失等问题。根据有关报道，群体性事件呈快速上升趋势，在过去的15年间，“群体性事件的年增长率为17%左右;从发生规模来看，参加群体性事件人数的年增长率为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人;其中参与者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起，增长4倍”（引自《新华文摘》2014年第14期）。据有关报道，近年来离婚率持续上升，有的大城市离婚率已超过百分之三十，单亲家庭给儿童造成很大的生活不便和精神创伤。三是人自身的心态不平衡问题。根据有关资料，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有1亿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抑郁症患者），其中症状较重的患者约1600万人，这些人不仅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下降，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工作、学习和家人、同事、朋友等。不仅我国，世界上的精神疾病也呈上升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单相抑郁症已经成为社会第三大疾病负担，预计到2020年将升至第二位，仅次于冠心病。精神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健康的精神营养。运用国学精华思想，有利于缓解上述各种问题，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
进一步挖掘、培育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在现代思想之流中激活古代精华思想之源的基因，将有益于健全幸福的“精神翅膀”，与日益发达的“物质翅膀”相平衡。
近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非常重视精神与物质的平衡。200多年前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一直不厌其烦地反复思考物质财富与道德情操的平衡问题，他不仅撰写了《国富论》，而且撰写了《道德情操论》，耗费毕生心血对《道德情操论》前后修改了六次。《道德情操论》阐述了善恶、美丑、责任、正义、诚信、仁慈、克己、感恩、大度、勤俭等一系列概念及其内涵，对多种道德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说明了各种美德的特征以及道德评价的原则，提出了人的行为应该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亚当.斯密认为，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还要受道德理念和道德准则的约束;不仅不要伤害他人，而且还要帮助他人。《道德情操论》所提倡精神，与中国儒家提倡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与道家提倡的“利而不害”的思想，与佛家提倡的“利他”的“大乘”思想，都是一致的。与论“利”的《国富论》相比，论“义”的《道德情操论》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更深远，《道德情操论》被称为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西方世界的《论语》。 儒家学说的价值正在回归，不仅在我国回归，而且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就有一些诺奖得主提出，借助孔子学说缓解当今世界出现的社会、环境等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根据2014年年12月《人民日报》报道的信息，全世界已有126个国家设立了475个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这说明孔子思想的时代价值正在世界范围内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2014年11月我们去孔子故里曲阜市调研时了解到，曲阜市实施以“修学、修心、修礼、修德、修政、修廉”为内容的“干部修身计划”，编写并免费发放10万册道德教育读本，实现了64万居民教育培训的全覆盖;市委、市政府联合发文并召开诚信建设动员大会，明确了政务诚信、企业诚信、司法诚信、个人诚信和学生诚信的基本内容，分类制定“不诚信标准”，将存有制假售假、拖欠工资、偷漏税收等行为之一的行为定为不诚信企业或商户;对于失信行为，实行“黑名单”制度，采取惩戒措施;将“诚”作为招录公务员、招聘企事业单位人员的门槛限制，不诚信的人将不被录用。曲阜还以“孝德之城”建设为重点，制定了干部、职工、农民每月给父母零用钱分别不少于200元、120元、60元的标准，并对全市8.4万名60岁以上的老人赡养费用及其生活物资进行公示，将“孝”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标准，不孝的不提拔重用。曲阜市将上述做法总结为“不孝不提，不诚不进”。曲阜市将诚信、孝悌等道德标准具体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013年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成绩蝉联济宁第一名，群众满意度调查成绩位列济宁市第一名。曲阜市将儒家精华思想付诸当前实践的做法，值得其他地方研究借鉴。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的大潮浩浩荡荡，每个人的工作生活都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在拼搏中适应，在适应中拼搏，机遇与风险相伴，在成功中有失败，在失败中总结教训、增长智慧。物质财富既给人们带来享受，也带来无限的烦恼，要想降低风险、提高成功率，减少不必要的烦恼并提高幸福指数，就要经常进行冷静的思考，借助于中外古今智慧大师的哲学思想，将有利于这种思考，用圣哲理念激活自己休眠的智慧，尤其是坚定和践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好的价值观和与之对应的方法论是幸福之门的金钥匙。
中国几千年来之所以儒家思想能在中国乃至更广的范围内影响力如此之大，就是因为包括“仁、信、中、和”在内的思想精华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理想价值。“仁、信、中、和”的含义，既广博，又深远，是“明德”和“上智”，是精神世界的正能量。得道多助，厚德载物，大智归仁，大仁积福。在继承发扬圣哲先贤优秀思想的基础上，从新时期的社会现实情况出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广增全民福祉和提高每个人幸福指数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乃至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中，仁爱与不仁、守信与失信、中庸与极端、和合与不和等的矛盾一直存在，而且矛盾还将长期持续下去。要使矛盾朝着有利于人们增加幸福的方向发展，就要对国学加大挖掘和研究力度，将其精华与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物质条件相结合，运用宣传教育、法律法规、规划政策等手段，使传承数千年的思想文化之根，在新时期中华大地上和每个人的心田里成长，开出更绚丽多彩的精神文明之花，结出更幸福充实的工作生活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