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努国家公园在秘鲁西南部安第斯山脉和亚马孙盆地交叉处的绿色地毯上展开，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角落之一：郁郁葱葱，面积150万公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自然保护区”，雾气笼罩，覆盖在一片杂乱无章的葡萄藤中，基本上没有受到人类的影响。
　　但是，如果你穿越热带雨林茂密的丛林，穿越湍急的河流，避开美洲虎和美洲狮，你可能会看到濒临灭绝的金鸡纳药用树的少数几个标本之一。对于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来说，这种15米高的细长的树可能会融入丛林迷宫。但是，这种原产于安第斯山麓地区的开花植物，几个世纪以来塑造了许多神话，塑造了人类历史。

拯救了数百万人的性命

　　“这可能不是一棵知名的树，”在秘鲁马德雷·德·迪奥斯亚马孙地区长大的纳塔利·卡纳莱斯说，“然而，从这种植物中提取的一种化合物在人类历史上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在法国凡尔赛宫，奎宁被用来治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间歇性发热。在罗马，教皇的私人医生对这种粉末进行了测试，并由耶稣会的牧师免费分发给公众。但在信奉新教的英国，这种药物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因为一些医生将这种天主教推广的混合物称为“教皇毒药”。奥利弗·克伦威尔在拒绝“耶稣会粉”后死于疟疾并发症。然而，到了1677年，金鸡纳树皮首次被英国皇家医学院列入伦敦药典，作为英国医生治疗病人的官方药物。

　　为了点燃他们对金鸡纳的狂热，欧洲人雇佣当地人在雨林中找到这种珍贵的“发烧树”，用砍刀刮下树皮，然后运到在秘鲁港口等候的货船上。对金鸡纳需求的增加很快促使西班牙人宣称安第斯山脉是“世界的药房”，正如卡纳莱斯解释的那样，金鸡纳树很快就变得稀缺了。

跻身战略物资

　　金鸡纳的价值在19世纪飙升，当时疟疾是部署在海外殖民地的欧洲军队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根据《疟疾主题》的作者罗翰·德布·罗伊博士的说法，在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竞争中，获得足够的奎宁成为一种战略优势，金鸡纳树皮成为世界上最热门的商品之一。
　　“参与殖民战争的欧洲士兵经常死于疟疾，”德布·罗伊说。“像奎宁这样的药物使士兵能够在热带殖民地生存并赢得战争。”
　　正如他解释的那样，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特别爱用金鸡纳。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最著名的是印度、牙买加以及整个东南亚和西非地区的英国人都是金鸡纳的忠实拥趸。实际上，在1848年至1861年之间，英国政府每年花费640万英镑进口金鸡纳树皮，为其殖民地军队储存。因此，奎宁经常被历史学家引用为推动大英帝国扩张的主要“帝国主义工具”之一。
　　苏黎世大学专门研究疟疾的旅行医学教授帕特里夏·施拉根豪夫解释说：“就像今天的国家急于获得新冠肺炎疫苗以获得竞争优势一样，那时的国家也急于获得奎宁。”
　　不仅金鸡纳树皮珍贵，它的种子也成了高需求的商品。“英国和荷兰政府想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种植金鸡纳，以阻止他们对南美的依赖。”德布·罗伊解释说。但是选择合适的种子并不容易。金鸡纳的23个物种中每一种的奎宁含量都有不同。多亏了当地拥有本土植物学知识的人，欧洲人才能保证将富含奎宁的物种出口到国外。
　　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人成功地在疟疾肆虐的印度南部建立了“发烧树”种植园。不久，英国当局开始将当地收获的奎宁分发给士兵和公务员。长久以来，一直有传言说，他们将杜松子酒与奎宁混合，使其更可口，从而发明了第一款奎宁水和著名的杜松子酒与奎宁饮料。今天，奎宁水中仍含有少量奎宁。但正如金姆·沃克所指出的，这个英国起源的故事很可能是个神话。
　　此外，正如施拉根豪夫所补充的，奎宁在体内的寿命较短，因此在鸡尾酒时间小酌杜松子酒和奎宁水不足以保证能预防疟疾。然而，杜松子酒和奎宁水作为一种有效的抗疟疾的秘诀甚至骗过了温斯顿·丘吉尔，他声称这种饮料拯救了“比帝国所有医生更多的英国人的生命和思想”。
　　当然，杜松子酒和奎宁水只是与“发烧树”有关的一种饮料。如今，秘鲁最有名的鸡尾酒可能是美国发明的皮斯科酸酒，但在秘鲁人中最受欢迎的可能是奎宁味的苦皮斯科奎宁，这是一种本土发明，通常与来自安第斯山脉的紫玉米混合，制成皮斯科莫拉达奎宁酒。如果你曾经品尝过金巴利、皮姆或法国利莱开胃酒，那么你一定喝过奎宁。据悉，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最喜欢的酒是杜松子酒和杜本内酒，这是一种开胃酒调成的鸡尾酒。巧合的是，它是由一位法国化学家发明的，目的是让奎宁更适合驻扎在北非殖民地的法国军队。

金鸡纳的“逝去”

　　奎宁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被青蒿素（一种从青蒿中提取的药物）取代，成为全球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然而，奎宁的遗产在世界各地仍然根深蒂固。如今，印度尼西亚的班东被称为“爪哇的巴黎”，因为荷兰人把这个曾经沉寂的港口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奎宁中心，到处都是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舞廳和酒店。英语在印度、香港、塞拉利昂、肯尼亚和斯里兰卡沿海地区广泛使用；法语在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使用的部分原因是奎宁。在西班牙语中，仍然有这样一个表达，“ser mas malo que la quina”翻译为“比奎宁还糟”，指的是树皮的苦味。

　　19世纪50年代是全球“奎宁猎杀”的高峰期，秘鲁和玻利维亚都对利润丰厚的树皮出口建立了垄断。实际上，拉巴斯的新古典主义大教堂的许多地方以及如今穿过城市广场的许多鹅卵石街道都是用金鸡纳树皮建造的，金鸡纳树皮曾经占玻利维亚税收总额的15%。
　　然而，对金鸡纳树皮长达几个世纪的需求在它的原始栖息地留下了明显的伤疤。1805年，探险家们在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记录下了25000棵金鸡纳树。这个地区现在是波多卡帕斯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只有29棵树。
　　卡纳莱斯解释说，从安第斯山脉移除富含奎宁的物种改变了金鸡纳植物的遗传结构，降低了它们进化和改变的能力。卡纳莱斯与伦敦郊外的英国皇家植物园合作的部分工作是研究博物馆保存的金鸡纳树皮标本，以研究人类行为可能如何改变这种植物。她解释说：“我们认为金鸡纳可能因收割过度而进化得仅含有较少的奎宁。”
　　最近，出于安全考虑，世界卫生组织暂停了将奎宁的人工合成产物羟基氯喹作为冠状病毒治疗药物的研究。尽管这种药物现在是在实验室里研发出来的，而不是从森林中提取出来的，但卡纳莱斯说，保护金鸡纳和培育金鸡纳的濒临灭绝的“世界药房”，对未来新药的发现至关重要。
　　在政府对金鸡纳缺乏保护的情况下，当地的环保组织也开始介入。环保组织“Semilla Bendita”，字面意思是“有福的种子”，计划在2021年秘鲁独立200周年时种植金鸡纳种子，像施拉根豪夫这样的科学家希望更多的人来保护安第斯山脉的生物多样性。
　　施拉根豪夫说：“奎宁的故事表明，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人们通常认为植物疗法是‘替代药物’，但人类历史上一些重大医学突破都归功于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