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冰淇淋是什么？”
　　我知道，她又有新追求了。怕她吃坏肚子，赶紧转移话题，但……一如既往的“哼哼”开始了。
　　是的，她是我亲生的。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只要口舌之欲得不到满足，也是必哼无疑。
　　记忆中的夏天，透过时光的树阴，落下两个最大的“光斑”：撕心裂肺的蝉鸣和清凉悦耳的卖冰棍声。
　　每天一早，太阳“轰”的一声抖开光的披风甩向四野。午后，天地间盈满暴戾之气。大人避在家小憩，小人不肯就范，扎堆在某个弄堂玩耍。“凉不过弄堂风”，那里暑气少，还横七竖八卧着一些沾满青苔的老石板，触感微凉。也不管脏不脏，一屁股坐下甚至干脆躺下。聚在这里另有目的：等卖冰棍的。夏天，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更令人期待。

　　那个从供销社下乡来的中年男人嗓门亮，拖一辆后座绑了大木箱的二八大杠，一到村口就和着“梆梆梆”的木块敲击声喊：“卖———冰———棍———啰———”叫卖声穿透一切杂音，准确无误传入我们耳朵。
　　大家闻声而动。
　　我百米冲刺奔回家，冲着爸妈哼，“热，热，热……”我爸懒得理我，我妈也只应我一句，“井里吊着西瓜，自己去切。”不能意会那就言传。我继续哼，“我要吃冰棍，我要吃冰棍，我要吃冰棍……”
　　冰棍叔笑脸相迎。我们各自掏出口袋里哼来的零钱，眼睛死死盯着那个充满诱惑的木箱。陈旧的四方体内，塞满厚厚的白色被褥。掀开被褥，迎着一股夹带着甜味的冷气，能看到一只只冰棒整整齐齐码着。
　　那一瞬间，仿佛几个世纪后的久别重逢。
　　一毛钱一根的纯色冰棍，揭去简单朴素的包装纸，轻轻舔一下，舌头有种被黏住的感觉。喉咙一紧，一丝清甜的汁水往下流，一直到心。吃完一整只，连呼出的气都又凉又甜。
　　第一次吃冰棍，只吃到小半截。也是一个火热的夏日，村里来了位身背木箱的小伙儿，边用木块敲打木箱边叫卖。外婆和几个老太正在井边洗衣服，小伙热情地向她们推销，还邀她们把手伸进箱子里摸摸。“哎呀舒服，比井水还凉……”一毛五分钱一根的赤豆冰棍，外婆买了好几根，捧着一路小跑到家，小心翼翼放进一只宽口大白瓷茶杯内，再把茶杯放进碗柜关上柜门。
　　我最后一个到家，外婆忙从碗柜里拿出茶杯———里面的冰棍大半截都已经融化。舔完半截冰棍，咂光茶杯里的甜水，我一转身，撞到外婆笑眯眯的脸。“好吃不好吃？”“好吃！”说自己已经吃过一根的外婆，其实压根不知道是啥滋味。
　　“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炎热的午后的街道上拼命奔跑，饭盒里的棒冰在朗朗地撞击着，毒辣的阳光威胁着棒冰脆弱的生命，所以孩子知道要尽快地跑回家，让家里人能享受到一种完整的冰冷的快乐。”很多年以后，我读到苏童《夏天的一条街道》里的这段话，忽然就想起了外婆。这段文字，也是她老人家当时的情境吧？
　　上了学，陆续吃到双色、花脸、冷狗……工作后，吃起了和路雪、八喜、哈根达斯、芭琪……再后来又流行起了东北大板、马迭尔……童年的糖水老冰棍，恍如隔世。
　　问世间，哪有不嘴馋的童年？面对女儿巴巴的眼神，我的心理防线瞬间倒塌，随即买一个给她。她马上化作一只“可爱多”，笑靥如花。
　　为了减少对她肠胃的刺激，我和她妈不时热心“帮忙”。每一口，都仿佛咬在她心上。那一张仰头紧盯的脸上，写满了期待、焦急、忧伤……
　　前阵子带女儿逛博物馆，偶遇战国青铜冰鉴，才知道古人夏季吃冰的煞费苦心。
　　中国官方藏冰制度悠久，周朝已设置冰窖贮藏天然冰，并配有“凌人”一职，专门负责冰块的保存事宜。自此，历朝都有窖冰传统。在漫长的没有制冰设备的年代里，人们只能采用冬藏夏用的方式。“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农历十二月时将冰凿成一块块，放在河里直至冻得够厚实，农历正月时搬进冰窖。可以想象，古代的夏天，冰是贵族才享用得起的重度奢侈品，所谓“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璧”，普通民众，只能望冰兴叹。
　　传说唐朝的吃货们发现硝石可制冰，于是吃冰有了另一种方式。即便如此，冷饮依然走不进寻常百姓家。直至清朝光绪元年，失意文人李慈铭依然在日记里感叹冰价之高，“一斤许者须京钱一千矣”。
　　“随便花”慈禧太后就不一样了。1900年夏天，老人家逃至西安，还哼着要喝冰镇酸梅汤。当时当地，到哪儿去找冰？御膳房好不容易在百里開外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千年寒冰救急。这以后，水深火热、战事连连，民众连温饱都成了问题。
　　所幸，我们都生在了想吃就吃得到的年代。
　　对高温的忍耐和对冷饮的渴求，是为冰与火之哼。“世间情动，不过盛夏白瓷梅子汤，碎冰碰壁当啷响。”没有冰与火之哼的夏天，会不会很乏味？
　　选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