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禄和墨索里尼都是诗歌的忠实粉丝为何诗歌总是充满魔力，让这些专制残暴的人着迷？我们来看看冷酷残忍与多愁善感之间微妙的联系吧

　　诗歌是一种精炼文雅的艺术，是“精美”和“敏感”的代名词，但是我们不曾想过，诗歌也可以是一种打破规则的狂欢，且深受暴君喜爱。回顾古代经典到现代诗歌，总能发现独裁专制者写下的诗歌。他们在诗中寻找慰藉、亲密和荣光，描绘权力的本质，展现诗歌隽永的魅力，让我们知晓艺术阐释背后涌动的危险。
　　暴君诗人的典型人物非罗马君主尼禄（公元37年—公元68年）莫属。尼禄爱好虚荣，喜欢表现自己，但有时又自怨自艾，其低劣的统治才能也昭示着他在艺术才能上的不足。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认为，尼禄的诗歌和统治都让罗马帝国备受折磨。这种嘲笑显然是一种大快人心的谴责，但也提出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暴君的艺术得到认可，是否能减轻他们犯下的罪行？我们在评价那些暴君的诗歌时，能够做到客观公平吗？

　　乌尔里希·戈特教授在其最新出版的《写诗的暴君》一书中说道，与同为国王兼诗人的恺撒和奥古斯都相比，尼禄的统治显得不那么血腥。虽然尼禄缺乏军事扩张的野心，但他复仇的行径却很高调。在世人印象中，尼禄是一个身着悲剧戏服的可恶暴君，当熊熊大火吞噬罗马城之时，他高唱“特洛伊城陷落”的民谣。苏埃托尼乌斯指出，尼禄曾感叹“燃烧的烈火如此美丽，让人叹为观止”。

　　尼禄钟情于表演。他开创了罗马帝国首届希腊风文体节（Neronia）。在希腊游玩时，他参加了诗歌、歌唱、里拉琴演奏和战车比赛。在奥林匹亚，就算他从十马并驱的战车上摔下来了，还是戴上了桂冠。因为评委们非常忌惮他，只好用冠军之位来讨尼禄的欢心。尼禄还蛮横霸道地破坏往届冠军的雕像。最终，他揽获了1808项大奖返回罗马。
　　尼禄被描绘成一个狂妄自大，用自己的幻想构建世界的诗人，这种描写启发了许多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包括萨德侯爵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克·显克微支。历史上的尼禄甚至试着自编自导自己的最后一幕—他那拙劣的自杀。他一遍遍地排练，反复练习着生前最后一句话：“这样伟大的艺术家竟随我而去！”
　　两千年后，一群意大利诗人仿佛陷入尼禄式的狂欢，歌颂起毁灭的壮美，预示了法西斯后来的兴起。“即使世界毁灭，也让艺术生长吧”，这是当时意大利未来主义者的口号。这群艺术家的带头人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崇尚战争，认为“战争是治愈世界的唯一灵药”。马里内蒂主张用“具象诗”让语言工业化、军事化，这种诗歌需由一位侵略型创作者执笔，他将“从彻底颠覆句法开始”。未来主义者深受战士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的影响。邓南遮在1919年建立了一段短暂的“歌剧式独裁政权”，由此启发了墨索里尼在三年后夺权。
　　虽然墨索里尼声称对邓南遮提出的诗人与人民的“神秘结合”满怀热忱，但他自己的诗却显得造作而柔懦。他的文学抱负有附庸风雅之嫌。其传记作者理查德·博斯沃思提到，墨索里尼“在外国政要拜访时，有意地将一些杰出诗人的作品摊开放在办公桌上”。他晚期的诗歌折射出孤立之態，与其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截然相反。那时的墨索里尼追随社会主义，在哀叹雅各布主义衰落时，他写道“鲜红的斧头沾满了平民百姓的鲜血”；他呼唤革命性先知的出现，“他垂死眼睛里跳动着思想的火焰，那是数千年的愿景”。
　　独裁者在艺术上的失意终将倾注到政治中。希特勒宣称推崇“演讲的魔力”而非“唯美文人们情感过剩的文字糖浆”，但他分明曾幻想过自己在维也纳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戈培尔把政治宣传艺术发挥到极致，但他曾写过一本表现主义风格的小说；而曾在巴黎求学的波尔布特，是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的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