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涉及土地制度的新情况出现，还像从前那样让人瞩目。除了"小产权房"，重庆实施的"以土地换社保"和上海提倡的"土地入股"，都是值得更多关注的新变化。
　　
　　2007年春节，在安徽西南部一个偏僻的县里，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正蹲在路边，对着一堆建筑废墟抹眼泪。
　　这个男人姓黄，是当地的一个农民。几年前，他在自家的承包田里辟出一块场地，制造预制板。大量打工农民回乡，带动了一轮持续十多年的盖房热，预制板生意让黄老板挣了不少钱。2006年，他目睹县城里的房地产开发热潮，预感新一轮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决定在制造预制板的场地上开发房地产。没有任何审批和手续，"胆大包天"的黄老板在自家的田里盖了一栋商品楼。2006年下半年，大楼结构已经封顶了，土地部门接到举报，认为黄老板未经许可，擅自变更土地用途，在耕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屡经通知未见整改，在2007年春节前，当地政府调动警察包围了黄老板的工地，铲车将竣工在即的商品楼铲成了一片废墟。
　　黄老板的"商品房"距离县城5公里，在被拆之前，至少已经预售给了8个客户，他们都是距离县城7公里左右的一所乡村中学的教师。黄老板的存在足以证明，中国人并不缺少为了追求财富而冒险的精神。如今，像黄老板那样的试图越界者越来越多，所体现的是中国农村的一个严峻现实：资本的逐利本能正在冲击现行土地制度的堤坝。
　　就在黄老板式的"商品房"被摧毁之后不久，另一种在北京远郊悄悄生长10年之久的"小产权房"终于进入公众视野。首都房价高企的时候，京郊农村在村集体土地上盖起了商品房，以远低于平均水平的价格向市民销售。这种房产开发项目和黄老板的商品房相同之处是，都没有取得建设用地许可，因此不可能获得国家承认的产权。不同的是，黄老板的房产项目地处偏僻乡镇，只涉及8位乡村教师，而京郊"小产权房"位置敏感，涉及业主人数众多，而且牵涉到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如何解决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命题了。
　　从安徽到北京，从黄老板的商品房到"小产权房"，我们可以看到，土地制度仍然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生活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凡有涉及土地制度的新情况出现，还像从前那样让人瞩目。除了"小产权房"，重庆实施的"以土地换社保"和上海提倡的"土地入股"，都是值得更多关注的新变化。
　　
　　从强征到交换
　　
　　推动今天的土地制度发生改变的动力，和1970年代末期有很大的不同。从历史上来看，土地承包制度的动力是为了解放农业生产力，而今天，土地制度发生变化的最大推手是城市化。城市和工业发展需要土地，基本的解决方法，无非是将农业用地变成工业和建设用地。
　　大多数情况下，土地用途变更的方式是政府征用。2006年之前，强行征地和一次性补偿是征用的主要形式。由此带来了严重的失地农民问题。土地制度改革再次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目光。实行土地私有化一度成了争论的焦点。
　　那些反对实行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在讨论问题时，常常提醒对手要重视一个前提，即除了土地，中国的农民目前没有任何制度形式的保障。在小农经济状况下，国家所有的耕地和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保障了农民的经济和居住所需。一旦农民失去土地，谁来保障他们这两项基本生存所需呢?尤其是缺乏在城市和工业中谋生所需的现代技能的农民，失去了耕地，就失去了最后的生存工具和空间，谁又来接纳他们呢?
　　这种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但是需要接受现实的挑战。经过30年成功运行之后，农村土地制度不可能继续维持现状。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诉求，这不可避免地要占用耕地和农民的宅基地。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证农民的利益变得至关重要。
　　征地过程中，补偿标准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