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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位于广州市西南部,珠江白鹅潭畔。在历史上,沙面是广州城外珠江河畔的一片沙洲,属中流沙的一部分,曾经是广州海上交通的门户,唐代在此建“津亭”,明代建“华节亭”,是中外船舶靠岸的重要码头。后来又发展为达官富商、骚人墨客寻欢作乐之地。据清人记述,当时沙面与陈塘(今清平路一带)连成一片,妓船鳞集,陈设豪华,庖厨精美,笙歌不绝,喧闹达旦。但时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59年,清政府屈于武力胁迫,同意将沙面划为英法租借地。侵略者由于害怕广州人民反对外国列强的英勇斗争,将沙面筑成一个南临珠江,东、西、北环河的椭形小岛,面积0.3平方公里,英国占80%,位于西部(以今西桥为界),法国占20%,位于东部。1861年9月3日,两广总督分别与英法驻广州领事签定正式租约,租期99年,清政府在租期内失去对沙面的一切主权。沙面从此成为中国又一块对外租借地——租界。
沙面沦为租界后,在英法领事的刻意经营下,沙面不仅形成一个殖民政府机构完备、商业机构林立、公共设施齐全的“独立王国”,而且沦为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干预中国政治,控制中国经济,对中国人民进行疯狂掠夺的重要据点。但就在沙面这种复杂而特殊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却能发现、利用其社会空隙和有利条件,发展秘密党员,成立党的支部,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鲜为人知的革命历史画卷。
沙面洋务工人的反帝斗争与沙面第一位中共党员的诞生
沙面洋务工人,是指受雇于沙面租界各国领事馆、洋行及其属下的加工厂、仓库、公共事业单位(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汽车)、住宅中当工人、花匠、杂役、保姆、清洁工、机器工、司机、送奶工、更夫和巡捕等等华籍职工。那些非买办性的通事(翻译)和高级文员,及外国银行雇员,也属洋务工人之列。至1924年,沙面洋务工人约有3000余人(关于沙面洋务工人的界定,有待进一步商榷和考究)。
据梁国志忆述,沙面洋务受雇于外国雇主,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和工作着,忍受着被洋人剥削、压迫、蔑视的痛苦和屈辱。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以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广东地区的学生和工人的爱国热潮影响下,沙面洋务工人的民族意识和反帝觉悟进一步提高,积极加入了反帝斗争行列。如在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中,沙面洋务工人踊跃捐款捐物,帮助解决罢工海员的安置问题。
1924年6月19日,沙面发生了越南革命志士范鸿泰暗杀法国驻越南总督马兰事件。这给沙面洋务工人以很大的影响,进一步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接着英法租界当局以此事件为借口,限制和剥夺中国人民自由,颁布了“新警律”苛例,规定晚上9时后,中国人出入沙面租界要提灯笼和携带贴有照片的执照,而其他各国职工则不受此限。这种侮辱性措施马上遭到中国人尤其是沙面洋务工人的强烈反对。那时,沙面只有一些自发组织的小团体,主要是同工种或同乡的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如西餐工会,是这类小团体中较大的一个。它由一班煮西餐的厨师组成,成员大多是海员出身,航海结束上岸后,迫于生计,到帝国主义的洋行、酒店、餐馆、家庭当西厨,替洋人煮西餐。时西餐工会主席叫谢汝崧,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大青年,出身海员世家,祖籍番禺市桥,祖父一代移居广州宜民市蟠龙里(现西华路)。曾随外国轮船漂洋过海,受世界各国革命浪潮的影响,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耳目一新,阶级觉悟日渐提高。上岸后,受雇于英国渣甸洋行当西厨,并被推选为西餐工会主席。当“新警律”苛例颁布后,谢汝崧立即前往广州工代会找工代会主席刘尔崧商量对策。在谢汝崧和共产党员刘尔崧、施卜、周文雍、冯菊坡、蓝裕业等的组织和推动下,7月13日,300多名各界代表云集长堤茶居工会,成立了“广州各界反对沙面苛例大会”。接着,沙面洋务工人于7月15日宣布全体罢工,集体退出沙面,居住在海珠大戏院和紫洞艇上;成立了纠察队,水陆封锁沙面,防止奸商通敌;向沙面租界当局提出了立即取消“新警律”、复工后不得歧视报复、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4项条件。沙面顿时秩序大乱,变成了脏乱臭的枯死小岛。罢工斗争一直坚持到8月19日,终于迫使沙面英法当局取消“新警律”。罢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罢工结束不久,凭着在罢工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又经过几次的谈心和考察,经刘尔崧介绍,谢汝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英法殖民主义统治堡垒——沙面里的第一位中共党员。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安排,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此外,在蓝裕业、周文雍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下,沙面洋务青年工人积极分子成立了革命工人组织——沙面青年工社,由张果任社长,社址设在十八甫牛乳桥。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张果为书记,团员有何焯斌、梁国志、谢颂雅、原顺鸿、原顺南等人。这一切,为党组织在沙面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沙面洋务支部的成立
谢汝崧加入党组织,正值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好时期,我党的组织和活动处在半公开、半合法的活跃状态。但是,由于沙面处在英法殖民当局的管治下,他们对共产主义怀有天生的恐惧和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党指示谢汝崧不能公开党员身份,而要坚持秘密的地下革命活动,努力打开党在沙面的组织发展和反帝斗争工作的新局面。于是,谢汝崧在做好西厨工作之余,积极接近各个行业的洋务工友,和他们聊天、谈心,相互倾诉着他们的艰苦工作和悲惨生活,痛斥洋人雇主对他们的种种压迫、剥削、歧视、虐待,大大提高他们的民族独立意识和反帝觉悟。经过秘密串联,至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前,谢汝崧已发展袁顺鸿、廖伟民、张玉阶、陈岳洲等人加入党组织,同时有更多的洋务工人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工社。
1925年5月30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反帝浪潮。6月19日,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在此期间,谢汝崧等沙面党团员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深入发动沙面的洋务工人起来罢工,与从香港回来的罢工工人相呼应。他们将沙面青年工社、文员工会、职工会和西餐工会等工会组织的工人串联发动,在沙基、长堤和东西桥头进行宣传演讲,散发传单,号召工人起来投入罢工的行列。6月21日,全体洋务工人撤离沙面。6月23日,省港工农商学兵10万多人举行反帝大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沙基西桥之际,在沙面的英军突然开枪射击,白鹅潭及沙基口之英、法、葡等国的军舰亦同时开火,当场打死包括洋务工人在内的游行群众52人,伤170人。是为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沙基惨案发生后,谢汝崧等沙面党团员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深入揭露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详细经过,从而激起广大省港工人和广州人民的莫大愤慨,增强他们反帝斗争的决心。不少前段尚未参加罢工的工人,纷纷加入了反帝罢工斗争的行列,从而使省港罢工的规模不断扩大。
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创立后,为配合全面封锁香港,谢汝崧等党团员又发动原沙面洋务工人纠察队加入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进步青年、洋务工人冯剑光被选为第二大队队长,领队到中山县拱北一带布防,发动南屏、拱北、湾仔、北山、前山一带群众,封锁澳门。其后,冯剑光被选为省港罢工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因法庭庭长贪污腐化,冯剑光又被选为法庭庭长,为执行工人阶级政权司法权益作出贡献。
随着反帝罢工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广东局势的不断变化发展,省港大罢工转入第二年(1926年)后,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鉴于省港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分门别户、派系涣散、步调不一致、基层党的力量不强等情况,大力采取措施加强罢工队伍的建设,包括:进行组织建设和工会统一运动;进行思想建设和政治教育宣传运动;动员罢工工人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各行业工人中建立党支部,以壮大党在罢工队伍中的力量,进一步提高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素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沙面洋务支部于1926年春宣布成立,谢汝崧被选为支部书记,党员有梁国志、袁顺鸿、廖伟民、张玉阶、陈岳洲、张果、伦永法、陈娇(女)等十多名。支部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英法殖民主义统治堡垒沙面租界里的中共党支部诞生了。从此,沙面洋务支部在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的直接领导下,利用沙面租界的特殊环境和条件,进行秘密的组织活动和隐蔽斗争,开展可歌可泣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
沙面洋务支部的战斗历程
沙面洋务支部甫一成立,即在中共广东区委的具体领导下,进行沙面各工会的统一运动工作。他们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派党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深入各工会团体中间,耐心进行宣传教育,消除各小团体封建人物的反对和顾虑;同时不断排除国民党右派和行会工头、工贼的种种破坏,揭露其反动本质,削弱其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26年4月25日,沙面青年工社、洋务职工会、文员工会、惠群工会、西餐工会等工会,联合组成了统一的革命工会——洋务总工会。其中洋务支部委员梁国志担任洋务总工会委员兼干事局长。洋务总工会成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直接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这对于加强工会组织的团结,提高罢工工人的战斗力,继续坚持反帝罢工斗争,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与此同时,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培养和教育革命接班人,在沙面洋务支部的配合下,派伦永法、陈娇和龙狄邦等党团员参加筹组“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会”和“沙面罢工工人劳动童子团”,伦永法被选任“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会”筹备处总指挥和“沙面罢工工人劳动童子团”团长。
不久,北伐进军的号角吹响,支部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对北伐的配合、支援上:发动洋务工人参加支援北伐的运输队、卫生队、宣传队、交通队、慰问队,组织各界为北伐捐款捐物;激励洋务工人继续坚持罢工,封锁沙面,反击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工贼对罢工的挑衅破坏,以巩固北伐后方基础。
1926年10月,省港大罢工结束,沙面洋务工人相继复工。此后,沙面洋务支部的组织活动正式转入沙面。据梁国志、陈岳洲回忆,他们的活动地点主要有:
一是法国领事馆办公大厅,也是支部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法国领事馆位于沙面法租界东面靠南,前部为领事馆办公大厅,后部为领事住家。领事馆实行半天工作制,上午办公,下午休馆。领事夫妇生活极尽奢侈,雇佣了几十个洋务工人,煮餐、清洁、护花、看孩子,样样都有专人负责。单是服侍领事夫人的女保姆就有十来个,其中一个管鞋,领事夫人有几百双鞋,要用一个房间来存放;一个管衣服,领事夫人单独拥有一间服装室;一个管梳头,一个管美容……就在这十几个保姆中,有两个女党员,一个叫陈好,一个叫彭阿娣,都是广州附近人;有几个是团员。此外,护花工也是党员,还有不少是党团发展的积极分子。正是这些服侍领事夫妇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为支部在领事馆办公大厅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和条件。每当支部选择这里过组织生活或召开紧急会议,则由这些党团员或积极分子把守住从办公大厅通往领事家的路,监视着领事夫妇的动向,保证活动可以安全、顺利地进行。二是荷兰领事馆三楼会议室,因为荷兰领事馆由洋务支部委员廖伟民看管。三是支部书记谢汝崧工作的渣甸洋行厨房的地下室。四是支部委员梁国志工作的亚细亚蚬壳火油公司的地下储物室。
支部在租界里的活动是活跃的。支部建立了严格的组织生活和会议制度:每个支委都必须参加定期的支部会,学习党的文件和指示,讨论支部的工作;一切重大问题由会议讨论决定,必要时则召开临时会议或紧急会议;无故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者,根据情况给予批评、警告或纪律处分。为加深党员对党的认识、增强党的组织观念,支部有时还邀请区委的领导干部前来上党课,讲述党的性质、纲领、任务、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但是,沙面洋务支部的组织和活动,无论对外界,还是对党内,都是保密的。它和其他党支部从来没有任何的交流活动,谢汝崧通常也只参加区委召开的支部书记会议;支部和区委之间的有关请示或指示、通知,大多通过区委的两个通讯员罗锡宝、冯兆潮上传或下达。因此,除了广东区委的领导层和通讯员,其他政权组织和社会团体甚至党内的大多数党员,是鲜有知道沙面洋务支部的。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在帝国主义的收买和支持下,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嚣张了。1927年4月,继蒋介石“四·一二”上海大屠杀后,广东反动派在“四·一五”也对革命力量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和积极分子,篡夺工会、学生组织,解除罢工工人武装。在这严峻形势下,沙面洋务支部在法国领事馆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大家提高革命警惕,防范敌人随时到来的袭击。会议决定利用反动派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沙面执行“公务”,不能在沙面开枪、捕人等有利条件,做好保护革命同志的工作。会议还要求大家注意处理好与高级文员的关系,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方式,防止被高级文员出卖。会后,谢汝崧和支部委员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冒着被敌人发现和捕杀的危险,积极联系正被敌人通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掩护他们潜入沙面,再用小艇把他们护送上停泊于白鹅潭江面的“佛山”、“西安”、“播宝”几艘大轮船,转往香港。同时,对那些因在罢工斗争中表现突出而被反动工贼、叛徒盯梢的洋务工人,也及时把他们疏散到香港。
面对“四·一五”险恶的局势,党内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纷纷退党,如“青年工社”第一任社长、沙面洋务支部委员张果,不仅声明退党,还上了洋船一走了之(补选梁国志为第二任青年公社社长)。但在这个艰难时刻,沙面洋务支部却有新的成员加入。他就是冯剑光。“四·一五”敌人包围袭击并强行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后,他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和罪恶本质,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解放与敌人斗争到底。于是他找到沙面洋务支部委员陈岳洲,郑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支部很快吸收他入党。
1927年8月,在紧张而沉闷的革命气氛下,沙面洋务支部发生了一件趣事。一天,支部接到消息,说正在武汉执行护送领导人任务的张玉阶牺牲了。支部书记谢汝崧决定为战友举行追悼会。当晚12时后,在荷兰领事馆三楼的会议室内,十多名党员秘密来参加张玉阶的追悼会。廖伟民守在门口。这时,共青团员袁顺贵急匆匆赶来,推开守门的廖伟民直冲上三楼。人们正在谢汝崧的主持下,沉痛地向张玉阶遗像默哀,冷不防袁顺贵跑上来把“遗像”的黑纱扯掉,嘴里叫嚷着:“张玉阶没死,他来了!”人们转身一看,只见张玉阶含笑地向大家招手,“你们好!我是死不了的。”大家转悲为喜,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原来,张玉阶完成护送领导人的任务后,第二次从上海回来的途中,被国民党反动工贼盯梢,一直跟到香港。但是,机智勇敢的张玉阶在轮船进入珠江口后,得到船上海员的协助,把盯梢的工贼抛下大海,斗赢了敌人。
转瞬至1927年11月,党在酝酿广州起义。月底,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西濠口停泊的一艘邮船上秘密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和部署有关起义的各项工作。沙面洋务支部委员梁国志、袁顺鸿参加了会议。会后,根据指示要求,支部讨论决定组建洋务工人赤卫大队,由梁国志担任大队长,下辖两个中队,分别由支部委员廖伟民和其昌洋行杂工出身的洋务工人范恂担任中队长。按计划,廖伟民的中队负责攻打陈塘南九区警署,范恂的中队负责攻打杨仁南警察分署。本来,出于保护秘密的沙面洋务支部的考虑,广州市委指示谢汝崧只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不参加对敌战斗。但是谢汝崧说:我身为支部书记,不参加战斗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各位洋务工友兄弟呢?革命当需大家全力以赴,共同战斗,而不是保护谁,牺牲谁。经请示和争取,市委同意了他参加战斗。
在起义筹备期间,沙面洋务支部还派出女党员陈娇等参加运送武器工作。她们打扮入时,手挽金漆合篮,内藏手榴弹或短枪,送往各联队的领导人手中。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点,起义的枪声从北较场和市公安局传来,谢汝崧、梁国志、廖伟民等领导人从租住在珠江沿河的小木艇一跃而起,率领居住在清平路一带的洋务工人赤卫队员到沙基集中。他们个个颈上系红巾带,手持枪支或木棒、铁通,精神抖擞,情绪高昂。随即分头扑向陈塘南九区警署和杨仁南警察分署。攻打九区警署不费一枪一卒,敌人早被吓得魂不附体,磕头求饶。攻打杨仁南警察分署遇到敌人的顽抗,但廖伟民攻下九区警署后,立即派兵去支援,也很快攻了下来。赤卫队员将缴获的枪支和银钱全部送到起义总部,对枪一支不乱拿,对钱分毫不取,显示了严明的战斗纪律和高尚的革命品质。攻占敌据点后,谢汝崧等领导人又到公安局,参加苏维埃政府代表大会,接受防卫沙基沿河安全巡逻任务。
起义进入第三天清晨,形势急转直下。敌军以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蜂拥般压向起义军。未撤离广州的起义部队和工人赤卫队,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此前即当天凌晨,洋务工人赤卫队大部已奉命前往黄沙、粤汉路沿线布防。当接到守卫长堤的海员赤卫大队长陈辑的支援请求后,大队长梁国志当即决定将队伍分为长枪队和短枪队,由袁顺贵带领长枪队开去长堤支援,梁国志带领短枪队回总部请求新的战斗任务。长枪队刚走出太平桥,就和渡河的敌军展开激烈的遭遇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短枪队走到十八甫,碰上已窜入市区的福军。他们且战且退,终因众寡悬殊,被敌人冲散。
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终于失败了。参加战斗的洋务赤卫队员大部分已壮烈牺牲,其中包括沙面洋务支部的多名党员。谢汝崧、梁国志、陈岳洲、张玉阶等几位幸免于难的支部骨干,在一些女同志和“西安”、“泰山”等几艘轮船的海员工人的掩护下,转移到了香港。但是,沙面洋务支部从此陷入瘫痪,停止了一切组织活动,实际上结束了它作为沙面租界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短暂而光辉的革命历程。
沙面洋务支部虽然存在仅仅一年多,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支部党员以及团结在它周围的党团积极分子,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善于利用沙面租界的特殊环境和有利条件,积极参加广东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为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在战斗中临危不惧、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沙面洋务支部,这个鲜为人知的基层党支部,值得我们永远的怀念。
沙面沦为租界后,在英法领事的刻意经营下,沙面不仅形成一个殖民政府机构完备、商业机构林立、公共设施齐全的“独立王国”,而且沦为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干预中国政治,控制中国经济,对中国人民进行疯狂掠夺的重要据点。但就在沙面这种复杂而特殊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却能发现、利用其社会空隙和有利条件,发展秘密党员,成立党的支部,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鲜为人知的革命历史画卷。
沙面洋务工人的反帝斗争与沙面第一位中共党员的诞生
沙面洋务工人,是指受雇于沙面租界各国领事馆、洋行及其属下的加工厂、仓库、公共事业单位(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汽车)、住宅中当工人、花匠、杂役、保姆、清洁工、机器工、司机、送奶工、更夫和巡捕等等华籍职工。那些非买办性的通事(翻译)和高级文员,及外国银行雇员,也属洋务工人之列。至1924年,沙面洋务工人约有3000余人(关于沙面洋务工人的界定,有待进一步商榷和考究)。
据梁国志忆述,沙面洋务受雇于外国雇主,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和工作着,忍受着被洋人剥削、压迫、蔑视的痛苦和屈辱。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以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广东地区的学生和工人的爱国热潮影响下,沙面洋务工人的民族意识和反帝觉悟进一步提高,积极加入了反帝斗争行列。如在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中,沙面洋务工人踊跃捐款捐物,帮助解决罢工海员的安置问题。
1924年6月19日,沙面发生了越南革命志士范鸿泰暗杀法国驻越南总督马兰事件。这给沙面洋务工人以很大的影响,进一步唤醒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接着英法租界当局以此事件为借口,限制和剥夺中国人民自由,颁布了“新警律”苛例,规定晚上9时后,中国人出入沙面租界要提灯笼和携带贴有照片的执照,而其他各国职工则不受此限。这种侮辱性措施马上遭到中国人尤其是沙面洋务工人的强烈反对。那时,沙面只有一些自发组织的小团体,主要是同工种或同乡的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如西餐工会,是这类小团体中较大的一个。它由一班煮西餐的厨师组成,成员大多是海员出身,航海结束上岸后,迫于生计,到帝国主义的洋行、酒店、餐馆、家庭当西厨,替洋人煮西餐。时西餐工会主席叫谢汝崧,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大青年,出身海员世家,祖籍番禺市桥,祖父一代移居广州宜民市蟠龙里(现西华路)。曾随外国轮船漂洋过海,受世界各国革命浪潮的影响,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耳目一新,阶级觉悟日渐提高。上岸后,受雇于英国渣甸洋行当西厨,并被推选为西餐工会主席。当“新警律”苛例颁布后,谢汝崧立即前往广州工代会找工代会主席刘尔崧商量对策。在谢汝崧和共产党员刘尔崧、施卜、周文雍、冯菊坡、蓝裕业等的组织和推动下,7月13日,300多名各界代表云集长堤茶居工会,成立了“广州各界反对沙面苛例大会”。接着,沙面洋务工人于7月15日宣布全体罢工,集体退出沙面,居住在海珠大戏院和紫洞艇上;成立了纠察队,水陆封锁沙面,防止奸商通敌;向沙面租界当局提出了立即取消“新警律”、复工后不得歧视报复、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4项条件。沙面顿时秩序大乱,变成了脏乱臭的枯死小岛。罢工斗争一直坚持到8月19日,终于迫使沙面英法当局取消“新警律”。罢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罢工结束不久,凭着在罢工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又经过几次的谈心和考察,经刘尔崧介绍,谢汝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英法殖民主义统治堡垒——沙面里的第一位中共党员。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安排,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此外,在蓝裕业、周文雍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下,沙面洋务青年工人积极分子成立了革命工人组织——沙面青年工社,由张果任社长,社址设在十八甫牛乳桥。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张果为书记,团员有何焯斌、梁国志、谢颂雅、原顺鸿、原顺南等人。这一切,为党组织在沙面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沙面洋务支部的成立
谢汝崧加入党组织,正值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好时期,我党的组织和活动处在半公开、半合法的活跃状态。但是,由于沙面处在英法殖民当局的管治下,他们对共产主义怀有天生的恐惧和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党指示谢汝崧不能公开党员身份,而要坚持秘密的地下革命活动,努力打开党在沙面的组织发展和反帝斗争工作的新局面。于是,谢汝崧在做好西厨工作之余,积极接近各个行业的洋务工友,和他们聊天、谈心,相互倾诉着他们的艰苦工作和悲惨生活,痛斥洋人雇主对他们的种种压迫、剥削、歧视、虐待,大大提高他们的民族独立意识和反帝觉悟。经过秘密串联,至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前,谢汝崧已发展袁顺鸿、廖伟民、张玉阶、陈岳洲等人加入党组织,同时有更多的洋务工人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工社。
1925年5月30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反帝浪潮。6月19日,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在此期间,谢汝崧等沙面党团员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深入发动沙面的洋务工人起来罢工,与从香港回来的罢工工人相呼应。他们将沙面青年工社、文员工会、职工会和西餐工会等工会组织的工人串联发动,在沙基、长堤和东西桥头进行宣传演讲,散发传单,号召工人起来投入罢工的行列。6月21日,全体洋务工人撤离沙面。6月23日,省港工农商学兵10万多人举行反帝大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沙基西桥之际,在沙面的英军突然开枪射击,白鹅潭及沙基口之英、法、葡等国的军舰亦同时开火,当场打死包括洋务工人在内的游行群众52人,伤170人。是为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沙基惨案发生后,谢汝崧等沙面党团员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深入揭露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详细经过,从而激起广大省港工人和广州人民的莫大愤慨,增强他们反帝斗争的决心。不少前段尚未参加罢工的工人,纷纷加入了反帝罢工斗争的行列,从而使省港罢工的规模不断扩大。
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创立后,为配合全面封锁香港,谢汝崧等党团员又发动原沙面洋务工人纠察队加入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进步青年、洋务工人冯剑光被选为第二大队队长,领队到中山县拱北一带布防,发动南屏、拱北、湾仔、北山、前山一带群众,封锁澳门。其后,冯剑光被选为省港罢工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因法庭庭长贪污腐化,冯剑光又被选为法庭庭长,为执行工人阶级政权司法权益作出贡献。
随着反帝罢工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广东局势的不断变化发展,省港大罢工转入第二年(1926年)后,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鉴于省港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分门别户、派系涣散、步调不一致、基层党的力量不强等情况,大力采取措施加强罢工队伍的建设,包括:进行组织建设和工会统一运动;进行思想建设和政治教育宣传运动;动员罢工工人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各行业工人中建立党支部,以壮大党在罢工队伍中的力量,进一步提高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素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沙面洋务支部于1926年春宣布成立,谢汝崧被选为支部书记,党员有梁国志、袁顺鸿、廖伟民、张玉阶、陈岳洲、张果、伦永法、陈娇(女)等十多名。支部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英法殖民主义统治堡垒沙面租界里的中共党支部诞生了。从此,沙面洋务支部在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的直接领导下,利用沙面租界的特殊环境和条件,进行秘密的组织活动和隐蔽斗争,开展可歌可泣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
沙面洋务支部的战斗历程
沙面洋务支部甫一成立,即在中共广东区委的具体领导下,进行沙面各工会的统一运动工作。他们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派党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深入各工会团体中间,耐心进行宣传教育,消除各小团体封建人物的反对和顾虑;同时不断排除国民党右派和行会工头、工贼的种种破坏,揭露其反动本质,削弱其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26年4月25日,沙面青年工社、洋务职工会、文员工会、惠群工会、西餐工会等工会,联合组成了统一的革命工会——洋务总工会。其中洋务支部委员梁国志担任洋务总工会委员兼干事局长。洋务总工会成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直接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这对于加强工会组织的团结,提高罢工工人的战斗力,继续坚持反帝罢工斗争,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与此同时,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培养和教育革命接班人,在沙面洋务支部的配合下,派伦永法、陈娇和龙狄邦等党团员参加筹组“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会”和“沙面罢工工人劳动童子团”,伦永法被选任“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会”筹备处总指挥和“沙面罢工工人劳动童子团”团长。
不久,北伐进军的号角吹响,支部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对北伐的配合、支援上:发动洋务工人参加支援北伐的运输队、卫生队、宣传队、交通队、慰问队,组织各界为北伐捐款捐物;激励洋务工人继续坚持罢工,封锁沙面,反击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工贼对罢工的挑衅破坏,以巩固北伐后方基础。
1926年10月,省港大罢工结束,沙面洋务工人相继复工。此后,沙面洋务支部的组织活动正式转入沙面。据梁国志、陈岳洲回忆,他们的活动地点主要有:
一是法国领事馆办公大厅,也是支部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法国领事馆位于沙面法租界东面靠南,前部为领事馆办公大厅,后部为领事住家。领事馆实行半天工作制,上午办公,下午休馆。领事夫妇生活极尽奢侈,雇佣了几十个洋务工人,煮餐、清洁、护花、看孩子,样样都有专人负责。单是服侍领事夫人的女保姆就有十来个,其中一个管鞋,领事夫人有几百双鞋,要用一个房间来存放;一个管衣服,领事夫人单独拥有一间服装室;一个管梳头,一个管美容……就在这十几个保姆中,有两个女党员,一个叫陈好,一个叫彭阿娣,都是广州附近人;有几个是团员。此外,护花工也是党员,还有不少是党团发展的积极分子。正是这些服侍领事夫妇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为支部在领事馆办公大厅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和条件。每当支部选择这里过组织生活或召开紧急会议,则由这些党团员或积极分子把守住从办公大厅通往领事家的路,监视着领事夫妇的动向,保证活动可以安全、顺利地进行。二是荷兰领事馆三楼会议室,因为荷兰领事馆由洋务支部委员廖伟民看管。三是支部书记谢汝崧工作的渣甸洋行厨房的地下室。四是支部委员梁国志工作的亚细亚蚬壳火油公司的地下储物室。
支部在租界里的活动是活跃的。支部建立了严格的组织生活和会议制度:每个支委都必须参加定期的支部会,学习党的文件和指示,讨论支部的工作;一切重大问题由会议讨论决定,必要时则召开临时会议或紧急会议;无故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者,根据情况给予批评、警告或纪律处分。为加深党员对党的认识、增强党的组织观念,支部有时还邀请区委的领导干部前来上党课,讲述党的性质、纲领、任务、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但是,沙面洋务支部的组织和活动,无论对外界,还是对党内,都是保密的。它和其他党支部从来没有任何的交流活动,谢汝崧通常也只参加区委召开的支部书记会议;支部和区委之间的有关请示或指示、通知,大多通过区委的两个通讯员罗锡宝、冯兆潮上传或下达。因此,除了广东区委的领导层和通讯员,其他政权组织和社会团体甚至党内的大多数党员,是鲜有知道沙面洋务支部的。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在帝国主义的收买和支持下,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嚣张了。1927年4月,继蒋介石“四·一二”上海大屠杀后,广东反动派在“四·一五”也对革命力量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和积极分子,篡夺工会、学生组织,解除罢工工人武装。在这严峻形势下,沙面洋务支部在法国领事馆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大家提高革命警惕,防范敌人随时到来的袭击。会议决定利用反动派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进入沙面执行“公务”,不能在沙面开枪、捕人等有利条件,做好保护革命同志的工作。会议还要求大家注意处理好与高级文员的关系,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方式,防止被高级文员出卖。会后,谢汝崧和支部委员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冒着被敌人发现和捕杀的危险,积极联系正被敌人通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掩护他们潜入沙面,再用小艇把他们护送上停泊于白鹅潭江面的“佛山”、“西安”、“播宝”几艘大轮船,转往香港。同时,对那些因在罢工斗争中表现突出而被反动工贼、叛徒盯梢的洋务工人,也及时把他们疏散到香港。
面对“四·一五”险恶的局势,党内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纷纷退党,如“青年工社”第一任社长、沙面洋务支部委员张果,不仅声明退党,还上了洋船一走了之(补选梁国志为第二任青年公社社长)。但在这个艰难时刻,沙面洋务支部却有新的成员加入。他就是冯剑光。“四·一五”敌人包围袭击并强行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后,他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和罪恶本质,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解放与敌人斗争到底。于是他找到沙面洋务支部委员陈岳洲,郑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支部很快吸收他入党。
1927年8月,在紧张而沉闷的革命气氛下,沙面洋务支部发生了一件趣事。一天,支部接到消息,说正在武汉执行护送领导人任务的张玉阶牺牲了。支部书记谢汝崧决定为战友举行追悼会。当晚12时后,在荷兰领事馆三楼的会议室内,十多名党员秘密来参加张玉阶的追悼会。廖伟民守在门口。这时,共青团员袁顺贵急匆匆赶来,推开守门的廖伟民直冲上三楼。人们正在谢汝崧的主持下,沉痛地向张玉阶遗像默哀,冷不防袁顺贵跑上来把“遗像”的黑纱扯掉,嘴里叫嚷着:“张玉阶没死,他来了!”人们转身一看,只见张玉阶含笑地向大家招手,“你们好!我是死不了的。”大家转悲为喜,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原来,张玉阶完成护送领导人的任务后,第二次从上海回来的途中,被国民党反动工贼盯梢,一直跟到香港。但是,机智勇敢的张玉阶在轮船进入珠江口后,得到船上海员的协助,把盯梢的工贼抛下大海,斗赢了敌人。
转瞬至1927年11月,党在酝酿广州起义。月底,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西濠口停泊的一艘邮船上秘密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和部署有关起义的各项工作。沙面洋务支部委员梁国志、袁顺鸿参加了会议。会后,根据指示要求,支部讨论决定组建洋务工人赤卫大队,由梁国志担任大队长,下辖两个中队,分别由支部委员廖伟民和其昌洋行杂工出身的洋务工人范恂担任中队长。按计划,廖伟民的中队负责攻打陈塘南九区警署,范恂的中队负责攻打杨仁南警察分署。本来,出于保护秘密的沙面洋务支部的考虑,广州市委指示谢汝崧只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不参加对敌战斗。但是谢汝崧说:我身为支部书记,不参加战斗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各位洋务工友兄弟呢?革命当需大家全力以赴,共同战斗,而不是保护谁,牺牲谁。经请示和争取,市委同意了他参加战斗。
在起义筹备期间,沙面洋务支部还派出女党员陈娇等参加运送武器工作。她们打扮入时,手挽金漆合篮,内藏手榴弹或短枪,送往各联队的领导人手中。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点,起义的枪声从北较场和市公安局传来,谢汝崧、梁国志、廖伟民等领导人从租住在珠江沿河的小木艇一跃而起,率领居住在清平路一带的洋务工人赤卫队员到沙基集中。他们个个颈上系红巾带,手持枪支或木棒、铁通,精神抖擞,情绪高昂。随即分头扑向陈塘南九区警署和杨仁南警察分署。攻打九区警署不费一枪一卒,敌人早被吓得魂不附体,磕头求饶。攻打杨仁南警察分署遇到敌人的顽抗,但廖伟民攻下九区警署后,立即派兵去支援,也很快攻了下来。赤卫队员将缴获的枪支和银钱全部送到起义总部,对枪一支不乱拿,对钱分毫不取,显示了严明的战斗纪律和高尚的革命品质。攻占敌据点后,谢汝崧等领导人又到公安局,参加苏维埃政府代表大会,接受防卫沙基沿河安全巡逻任务。
起义进入第三天清晨,形势急转直下。敌军以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蜂拥般压向起义军。未撤离广州的起义部队和工人赤卫队,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此前即当天凌晨,洋务工人赤卫队大部已奉命前往黄沙、粤汉路沿线布防。当接到守卫长堤的海员赤卫大队长陈辑的支援请求后,大队长梁国志当即决定将队伍分为长枪队和短枪队,由袁顺贵带领长枪队开去长堤支援,梁国志带领短枪队回总部请求新的战斗任务。长枪队刚走出太平桥,就和渡河的敌军展开激烈的遭遇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短枪队走到十八甫,碰上已窜入市区的福军。他们且战且退,终因众寡悬殊,被敌人冲散。
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终于失败了。参加战斗的洋务赤卫队员大部分已壮烈牺牲,其中包括沙面洋务支部的多名党员。谢汝崧、梁国志、陈岳洲、张玉阶等几位幸免于难的支部骨干,在一些女同志和“西安”、“泰山”等几艘轮船的海员工人的掩护下,转移到了香港。但是,沙面洋务支部从此陷入瘫痪,停止了一切组织活动,实际上结束了它作为沙面租界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短暂而光辉的革命历程。
沙面洋务支部虽然存在仅仅一年多,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支部党员以及团结在它周围的党团积极分子,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善于利用沙面租界的特殊环境和有利条件,积极参加广东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为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在战斗中临危不惧、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沙面洋务支部,这个鲜为人知的基层党支部,值得我们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