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章惇是好友，早年章惇对苏轼极为推重，曾致书苏轼劝诫他慎言。有一次，两人一起出游，走到一根独木桥前，木桥下面是万丈深渊。章惇提议一起走过去，在壁上题字。苏轼感到恐惧，不敢过去。章惇笑着快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的字样，然后从容走回来。苏轼说，老兄以后可以杀人。章惇问何出此言。苏轼笑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更何况是别人的。
　　但苏、章的友谊，随着政见的不同，慢慢变得疏远。在当时的政治立场中，苏轼属于旧派，而章惇则属于新派。由于苏轼屡次陈言新法的过失，被新派视为眼中钉，拼命从其诗文中寻找“罪证”，一意将他置于死地。
　　当时新派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以苏轼自比“蛰龙”，诬陷他有不臣之心。苏轼因此下狱4个多月，受尽屈辱，在狱中写下“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悲愤诗句。
　　就在苏轼性命攸关之时，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敌章惇站了出来。章惇在神宗面前与新党同僚据理力争，说诸葛亮号“卧龙”，但谁能说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以此力证苏轼的清白。退朝后，章惇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让苏轼全家都灭口吗？”王珪无言以对，只能说自己所言，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章惇厉声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一连串的逼问，令王珪哑口无言。在多方势力的营救下，再加上神宗本来就没有伤害苏轼之心，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就看这一点，《宋史》编修者把章惇列入《奸臣传》，是说不过去的，他毕竟与新党中的吕惠卿这种小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尽管苏轼的性命得以保全，但这位20岁就名满天下的士子，往后的人生路却越走越坎坷。在新党得势之日，他不受重用。而旧党起用之时，他又因批评旧党的措施而不受待见。这位真正恪守中庸之道的君子，完美体现出儒家的中立不偏精神，却依然不见容于赵宋这个文明朝代。他的命运，可谓耐人寻味。后人读到苏轼貌似超旷的诗词，背后潜藏多少悲凉，或者只有那些早岁得志然而人生路却每况愈下的人，才能品咂得出。
　　苏轼后来被贬至岭南时，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等轻松自适的诗句。当时章惇主持朝政，读到这些诗，认为苏轼过得还不错，于是将他贬谪到比惠州更荒凉的海南儋州——岭南地僻且多瘴气，在那个年代，将人贬谪岭南已等同于死刑，何况是更偏远的海南。
　　有意思的是，章惇的一个儿子，居然是苏轼的门生，当初得到苏轼的赏识而获得功名。苏轼晚年受诏北返中原，即将获得重任，其时章惇已失势。在苏轼北归途中，章惇的儿子前来拜访老师。还没有见面的时候，章生很惶恐，不知道老師是否会念及与父亲的新仇旧恨，于是先写了一封信给苏轼。苏轼很快回信告诉他，自己与丞相章惇相交数十年，虽然主张不同，但都是君子之争，叫他不要过多顾虑流俗人所言。但这个时候，苏轼也已到了风烛残年，他病逝在北归路上，蹭蹬的一生就此划上休止符。
　　苏轼和章惇的交往，实质上是北宋新旧党争的一个上佳缩影。近世史家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柳先生的这番议论，精辟洞见了北宋新旧党争的性质。那些年的那些士君子，身上总有一种凛然的气质，让人不能轻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