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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读经教育这一原本旨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教育活动被宣传、夸大地愈演愈烈，这一社会性现象表现出我国教育界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读经教育究竟是“启蒙”还是“蒙启”，这一争议本质上反映出对待传统文化持有的态度问题以及文化延续与时代精神建构两个关系的和谐统一问题。
关键词：读经教育；文化保守主义；传统文化；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1-0148-02
儿童读经运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台湾发迹后迅速席卷海内外。就在其浩荡发展之际，也有一批学者未被潮流所趋，从各个视角对“读经热”及由此掀起的“国学热”进行了理论及实践上的深刻反思，甚至对读经派的某些主张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此次儿童读经运动“是一次教育运动，又是一次文化运动”[1]，虽然反对、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未见其有终结的征兆”。究竟何如，我们应当理性看待。
一、“读经”现象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气质
（一）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对峙
此次儿童读经运动的发起者王财贵先生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载为常理常道，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在读经派代表人物之一蒋庆先生所选编的读经教材也无一例外地收录的是儒家经典篇目。其观点与保守主义流派中永恒主义者对于经典著作推崇备至的主张不谋而合。读经派对于传统文化毫无保留地褒扬与宣赞，无疑具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气质，将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置于了对峙的地位。这种对峙，本质上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固有矛盾极端的体现。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具有的自我中心主义和闭锁的文化心态既封上了他人走进来的通道也锁上了自己走出去的大门。
（二）文化传承与教育创新的抵牾
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信仰，读经派坚定地认为，其所认可的儒家经典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亦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所面临问题的“灵丹妙药”，这些经典只要原封不动地传承下去，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倘若我们认为文化的传承与知识的延续是教育的一项基本职能的话，那么一切教育都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2]然而，文化传承功用并不是自身固步自封的借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按已有的模式塑造人已不合时宜。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的消失，而应当看作是在教育文化传承中产生出新的功能，它不仅要将已有的客体文化内化为主体文化，还要着力于在此过程中形成人的文化再生和创造的能力。由此看来，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需要在新的意义上得到增强。[3]
（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价值取舍
在儒家思想形成、演进的历史中，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是其挥之不去的特质。在当时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儒家思想执着于人的精神、道德的诉求非但没有偏执，反而使冰冷昏暗的历史有了一抹温暖的人性色彩。时至今日，科技的进步引导生产力大踏步向前迈进，“日新月异”都已经不足以形容这一速度。在这般加速的发展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再丰满的教材也难以囊括人类的全部知识，再卖力的教学也无法使学习者在短时间内掌握仍在不断更替的动态知识。同时，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科学及其技术与教育的关系已经难分难解了，教育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科学主义思潮趁势蓬勃再兴，对当前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樊迟请学稼，孔子的那句“小人哉，樊须也！”言犹在耳，读经教育在人文主义与科技主义的价值取舍中毫不犹豫地摒弃后者，这也正是读经派饱受诟病的要害之一。
二、“启蒙”与“蒙启”的反思
以上述说种种之后，再来看读经教育。它究竟是万试万灵的“传承古方”，抑或仅是打着“复兴传统文化”幌子，招摇撞骗、甚至贻害无穷的“文化毒瘤”？它到底是“启蒙”了孩子们的思想，还是“蒙启”了幼儿无限的未来？
（一）“启蒙”：读经活动的核心价值诉求
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国学热”，具有民间发动、学院响应、媒体助阵、官方谨慎认可并力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引导的特点。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读经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化至少能够反映出其人心所向之势。首先，中华民族自信心愈来愈得到提高，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传统文化恰是当今时代我们独有的资源优势之一。今后的世界如能文明共存，则文化资源丰厚的国家和民族自然具有更强的软实力。其次，回顾我国的发展历程，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中西各异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社会思潮，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对它进行恰当的功能定位己经提上了日程。第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是彼此相互联结的天然精神纽带，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在今天出现复兴国学、重建国学的强烈要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本质的内在必然要求。
（二）“蒙启”：读经活动的主要弊病
我们也应当看到，读经教育中存在着种种不能回避的问题。首先，从读经的内容上看，号称“中华文化经典中的必读精华，中华文化的宝藏尽在其中”的读经教材《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所收录的无一例外均是儒学经典。有两个问题摆在面前，“读经派”不能逃开，那就是：“所选的内容全部都是有利于儿童成长的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仅仅儒家经典是‘中华文化的宝藏’吗？”现代科学和教育理论知识已经证明了这些经典中有封建糟粕，这样堂而皇之地灌输给幼儿进行道德启蒙，不由得问一句：读经教育到底是在“启蒙”还是在“蒙启”？
其次，从读经的方法上看，读经派代表人南怀瑾先生提出了关于“记诵”方法与“反刍”的妙用。自法國思想家卢梭“发现儿童”之后，教育家便开始了对这种思想的深沉地反思。令人遗憾的是，南怀瑾先生依然对于这种“注入式”的死记死读的传统方法情有独钟，陷入了经验心理学、民俗教育学的怪圈。难怪有学者痛心疾首地呼吁：幼儿读经是“一个民族的南辕北辙”，“是对儿童的‘强暴’与‘奴役’”！[1]
（三）基本立场：基于文化承续与时代精神建构的和谐统一
从当前儿童“读经”现象所引发的一系列讨论，从本质上反映的是教育应当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一面是文化承续的需要，一面是时代精神的建构，如何使二者和谐统一是摆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问题和任务。最基本的，正如袁行霈教授所讲，就是要有三个“态度”：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要分清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正确处理古今关系以及好中外文化的关系；既要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又要善于学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生机。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与改造要实事求是，更要与时俱进。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认识分歧和“百家争鸣”的情况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不会改变，我们永远需要到它那里去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和民族身份认同，到它那里去汲取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刘晓东.蒙蔽与拯救：评儿童读经[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
[2]唐爱民.当代西方教育思潮[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3]鲁洁，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关键词：读经教育；文化保守主义；传统文化；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1-0148-02
儿童读经运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台湾发迹后迅速席卷海内外。就在其浩荡发展之际，也有一批学者未被潮流所趋，从各个视角对“读经热”及由此掀起的“国学热”进行了理论及实践上的深刻反思，甚至对读经派的某些主张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此次儿童读经运动“是一次教育运动，又是一次文化运动”[1]，虽然反对、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未见其有终结的征兆”。究竟何如，我们应当理性看待。
一、“读经”现象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气质
（一）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对峙
此次儿童读经运动的发起者王财贵先生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载为常理常道，其价值历久而弥新。”在读经派代表人物之一蒋庆先生所选编的读经教材也无一例外地收录的是儒家经典篇目。其观点与保守主义流派中永恒主义者对于经典著作推崇备至的主张不谋而合。读经派对于传统文化毫无保留地褒扬与宣赞，无疑具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气质，将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置于了对峙的地位。这种对峙，本质上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固有矛盾极端的体现。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具有的自我中心主义和闭锁的文化心态既封上了他人走进来的通道也锁上了自己走出去的大门。
（二）文化传承与教育创新的抵牾
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信仰，读经派坚定地认为，其所认可的儒家经典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亦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所面临问题的“灵丹妙药”，这些经典只要原封不动地传承下去，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倘若我们认为文化的传承与知识的延续是教育的一项基本职能的话，那么一切教育都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2]然而，文化传承功用并不是自身固步自封的借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按已有的模式塑造人已不合时宜。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的消失，而应当看作是在教育文化传承中产生出新的功能，它不仅要将已有的客体文化内化为主体文化，还要着力于在此过程中形成人的文化再生和创造的能力。由此看来，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需要在新的意义上得到增强。[3]
（三）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价值取舍
在儒家思想形成、演进的历史中，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是其挥之不去的特质。在当时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儒家思想执着于人的精神、道德的诉求非但没有偏执，反而使冰冷昏暗的历史有了一抹温暖的人性色彩。时至今日，科技的进步引导生产力大踏步向前迈进，“日新月异”都已经不足以形容这一速度。在这般加速的发展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再丰满的教材也难以囊括人类的全部知识，再卖力的教学也无法使学习者在短时间内掌握仍在不断更替的动态知识。同时，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科学及其技术与教育的关系已经难分难解了，教育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科学主义思潮趁势蓬勃再兴，对当前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樊迟请学稼，孔子的那句“小人哉，樊须也！”言犹在耳，读经教育在人文主义与科技主义的价值取舍中毫不犹豫地摒弃后者，这也正是读经派饱受诟病的要害之一。
二、“启蒙”与“蒙启”的反思
以上述说种种之后，再来看读经教育。它究竟是万试万灵的“传承古方”，抑或仅是打着“复兴传统文化”幌子，招摇撞骗、甚至贻害无穷的“文化毒瘤”？它到底是“启蒙”了孩子们的思想，还是“蒙启”了幼儿无限的未来？
（一）“启蒙”：读经活动的核心价值诉求
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国学热”，具有民间发动、学院响应、媒体助阵、官方谨慎认可并力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引导的特点。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读经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化至少能够反映出其人心所向之势。首先，中华民族自信心愈来愈得到提高，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传统文化恰是当今时代我们独有的资源优势之一。今后的世界如能文明共存，则文化资源丰厚的国家和民族自然具有更强的软实力。其次，回顾我国的发展历程，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中西各异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社会思潮，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对它进行恰当的功能定位己经提上了日程。第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是彼此相互联结的天然精神纽带，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在今天出现复兴国学、重建国学的强烈要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本质的内在必然要求。
（二）“蒙启”：读经活动的主要弊病
我们也应当看到，读经教育中存在着种种不能回避的问题。首先，从读经的内容上看，号称“中华文化经典中的必读精华，中华文化的宝藏尽在其中”的读经教材《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所收录的无一例外均是儒学经典。有两个问题摆在面前，“读经派”不能逃开，那就是：“所选的内容全部都是有利于儿童成长的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仅仅儒家经典是‘中华文化的宝藏’吗？”现代科学和教育理论知识已经证明了这些经典中有封建糟粕，这样堂而皇之地灌输给幼儿进行道德启蒙，不由得问一句：读经教育到底是在“启蒙”还是在“蒙启”？
其次，从读经的方法上看，读经派代表人南怀瑾先生提出了关于“记诵”方法与“反刍”的妙用。自法國思想家卢梭“发现儿童”之后，教育家便开始了对这种思想的深沉地反思。令人遗憾的是，南怀瑾先生依然对于这种“注入式”的死记死读的传统方法情有独钟，陷入了经验心理学、民俗教育学的怪圈。难怪有学者痛心疾首地呼吁：幼儿读经是“一个民族的南辕北辙”，“是对儿童的‘强暴’与‘奴役’”！[1]
（三）基本立场：基于文化承续与时代精神建构的和谐统一
从当前儿童“读经”现象所引发的一系列讨论，从本质上反映的是教育应当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一面是文化承续的需要，一面是时代精神的建构，如何使二者和谐统一是摆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问题和任务。最基本的，正如袁行霈教授所讲，就是要有三个“态度”：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要分清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正确处理古今关系以及好中外文化的关系；既要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又要善于学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生机。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与改造要实事求是，更要与时俱进。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认识分歧和“百家争鸣”的情况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不会改变，我们永远需要到它那里去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和民族身份认同，到它那里去汲取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刘晓东.蒙蔽与拯救：评儿童读经[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
[2]唐爱民.当代西方教育思潮[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3]鲁洁，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