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传说故事的整理分析与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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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关于诸葛亮的传说故事,自其逝世以来,一直在民间传诵。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反映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和地域特色。而对诸葛亮的评价,则主要集中在《三国演义》的人物研究中。对诸葛亮的评价和研究,表达了后世的一种精神文化,反映出人们对“中华智慧之源”的崇拜与追求。
  关键词:
  传说故事;整理;争议;评价
  自从诸葛亮步出茅庐,为刘备出谋划策,取荆得益,建立蜀汉,乃至受托辅主,兴国治邦,联吴制魏,终至病逝五丈原,其为蜀汉所建立起来的功业,可谓宏伟。因此,就蜀汉的政权而言,诸葛亮是个才德兼备的伟大人物,也是全国政治与精神层面的强大支柱,备受人民拥戴。在英雄式悲喜交替的气氛笼罩下,蜀汉百姓因钦服与感念诸葛亮的恩德与遗泽,于其生前自然会倾情仰慕;于其死后也必然会追思怀想,进而,生起无比敬仰之心,传为口实,便产生了许多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传说。此外,民间以其为巷祭野祀的对象,虔诚膜拜有如神明般的伟人,更是在在都有,并且引发了朝议立庙,使得诸葛亮的民间信仰也渐趋成形。基于此,本文研究分析各个时期有关诸葛亮的民间故事。
  一、诸葛亮传说故事的整理
  魏晋时期,诸葛亮的故事传说属于萌芽阶段,其深受历史事实的影响,情节简单,质朴无华,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别。而至东晋南北朝时,则因局势的动乱,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遂使诸葛亮的传说故事大兴,除赋予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能外,更糁杂了神秘怪异的色彩。这些传说故事虽然尚未摆脱史实的束缚与影响,但却已开启了历史人物向艺术形象演变的叙述。
  首先,就故事传说方面而言,诸葛亮故事,因带有野史性质与口头传说的特点,故大多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散布与流传于民间,而少有文字的记录,所以,对此类研究工作在初期阶段,便多是致力于传说的搜集与整理分类上,而缺少系统性的理论架构与论述。董晓萍在《论〈三国演义〉传说》一文中,便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1.早期阶段(五四时期——20世纪40年代):以林兰编著为代表的蜀汉名人传说集;
  2.中期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80年代):以江云、韩致中编著为代表的三国遗址中心圈传说集;
  3.近期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自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展开后,从各地、各民族群众中所发掘出的大量传说。
  上述三阶段的研究工作,虽然是针对《三国演义》相关题材的传说进行的分段搜集,不过,却也适用于诸葛亮传说的搜集与整理上;因为诸葛亮身居《三国演义》中心人物的要位,所以有关其人的传说,也大多是附属在《三国演义》的传说中。
  截至目前为止,在诸多三国故事传说的整理集中,较具代表性的版本有:湖北省咸宁地区群众艺术馆编《三国故事传说集》(12则)、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三国名人传说》(18则)、湖北蒲沂县文化馆编《蒲沂三国故事传说集》(3则)、郑伯成与韩进林搜集整理《曹操三请诸葛亮─反三国故事》(13则)、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湖北分会与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编《襄樊民间传说》(15则)、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编《三国外传》(62则)、王一奇与吴超等编《三国人物别传》(32则)、董晓萍编《〈三国演义〉的传说》(54则)、锺敬文与许钰编《〈三国演义〉的传说》(54则)等。有关诸葛亮研究的专门选编集则有:张楚北整理《诸葛亮拜师》,程景林、李秀春《诸葛亮的传说》,张定亚编选《诸葛亮传说故事》,陈文道编著《诸葛亮的传说》与《诸葛亮传奇》,李元悌《诸葛亮传奇》,袁本清编写、丁宝斋审订《隆中轶事》,姚让利《诸葛亮的传说》。所以说,有关诸葛亮传说故事的整理与分析,已經成为三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上述有关诸葛亮传说故事的整理集,就其传说故事的内容来看,大多是属于诸葛亮生平事迹与相关风土文物的传说。由于其数量极为丰富,人物形象多彩多姿,已日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或以专文论述,或以专著考究。较具代表性的论文有:陈翔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诸葛亮故事传说》、戴惠英《朝鲜关于孔明妻子的传说》与《诸葛亮夫人及其在民间传说中形象:兼论诸葛亮的婚姻观》、陈文道《从民间传说看诸葛亮的形象》、郭汉林《云南诸葛亮的传说及其崇拜现象》、丁宝斋《隆中民间诸葛亮传说故事评析》、李福清《汉族及西南少数民族的诸葛亮南征传说》、张清文《诸葛亮传说研究》等等
  结合以上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初步的论述要点,笔者认为:诸葛亮传说是结合不同时间、地域、阶级、民族的人们,以其集体的思想、情感、智慧与努力所共创出来的,用以反映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精神等不同生活层面的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有强烈的变异性,与历史或小说的诸葛亮形象,并不相同。因为它突破了史官与小说家的规范,完全根据人民主观情感的需要,而无视史书的定论与艺术的讲究。总之,它充满民间丰富的想象力,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儒士、智者、神仙等多变的传说形象中,它特别凸显了诸葛亮超人的才智谋略,表现出不同阶层的人众对他几近一致的评价。
  二、关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相关传说故事的争议
  早期有关诸葛亮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三国演义》的人物研究中,如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中指出:“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三国演义》以近七十回的小说篇幅,来特写诸葛亮的传奇性故事,使其成为全书的中心人物,几乎可说是诸葛亮的个人传记。
  胡适在《三国演义·序文》中说道:“他们极力描写诸葛亮,但他们理想中只晓得‘足智多谋’是诸葛亮的大本领,所以诸葛亮竟成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则说:“《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可见胡、周二氏对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描写,均表示不满。前者因是以19世纪西方小说的眼光来论述,所以认为《三国演义》的人物描绘过于“平凡”;而后者则是以史学家评议小说的立场来展开论述。胡、周二人上述的评论,带动了学术界对《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批判的风气。   然而,胡、周评述不久却也有其他不同的看法相继提出,如李辰冬《三国水浒与西游》、董每戡《三国演义试论》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等书,便都对胡、周之说进行修正或补充。李辰冬在《三国水浒与西游》中说:“当今的论者对罗贯中将诸葛亮写得太军师化,太术士化,表示不满。其实,这是误解”;并认为:“诸葛亮之成为军师,成为术士”,是基于战争小说的心理期待而来。董每戡则在《三国演义试论》中说:“《三国演义》把诸葛亮的才能捧到高于一切,并非完全以意为之,有充分的历史真实基础,在那基础上开出浪漫主义的花朵,获得了艺术的真实。”可见,无论是基于战争小说需要的李氏之说,还是为达艺术真实的董氏之说,均是就小说“艺术美学”的立场,对诸葛亮的人物评价予以开脱解释。
  此后,陆续还有相应的许多热烈的辩证与讨论。其中,或有从“史学立场”,予以责辩;或从“文艺角度”,予以开脱的。但总体而言,讨论主要集中在小说人物的“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而在学者们学术讨论的同时,手摇鹅毛扇,身披八卦衣,参知天机的诸葛亮形象则以“智慧”的化身深深植根于普罗大众中。
  三、诸葛亮传说故事研究中的分歧
  早在抗战时期,祝秀侠《三国人物新论》一书,便已独辟章节专门讨论诸葛亮及其功过;而随着顾念先《三国人物述评》、宋郁文《三国杂谈》、禚梦庵《三国人物论集》、刘子清《中国历代人物评传》、余振邦《三国人物丛谭》、龚弘《古人今谈》(第二集·三国人物)、谭良啸与张大可《三国人物评传》等书的陆续发行,以诸葛亮为题的史学评论一直引人注目,成为三国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综合而言,以诸葛亮为题的史学评论,就其论著的性质、内容而言,可分成两种:一是历史评论,二是杂言丛谈;而讨论的重点则主要集中在诸葛亮人物的性格特质、生平表现、功绩成就等方面。其论著中的代表性论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诸葛亮功业的历史评论。关于诸葛亮的“政治思想”与“治蜀功绩”方面,主要认为:诸葛亮是在荆州学派“崇尚事功”“讲求经世致用”的学说熏陶下,逐渐形成了“儒、法合流”“德、刑并用”“德治为先,法治为后”的思想体系。虽然诸葛亮“事必躬亲”的工作态度获得大多数学者的肯定,但也遭来少数学者“专断独行”的贬议。
  (二)对诸葛亮人事才能的历史评价。关于诸葛亮的用人才能方面,意见则较为分歧,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种说法:
  1.任人唯贤说。认为诸葛亮以“治国安民”为重,“取人不限其方”,所以蜀汉集团的组织结构,能包括有益州、东州、荆州等地的贤士,如荆州人士蒋琬、费祎,蜀地新人张嶷、五梁,魏国降将姜维,南中叛帅孟获,下级郡吏杨洪、何祗等。
  2.考核升迁说。认为诸葛亮十分重视人才考核,且科教严明、迁善黜恶,使蜀国“吏不容奸,人怀自厉”,政治清明。
  3.用而不教说。认为诸葛亮忽视教育与培养人才,有“用而不教”的缺失。如:姑息关羽骄傲的缺点,导致他兵败被杀,丧师失地;未能调和魏延与杨仪间的矛盾,导致自己病死后,二人即闹内讧,相继被杀,产生“蜀中无大将”的窘境。
  4.求全责备说。认为诸葛亮用人鉴察过分,且选人标准過于重德,使得具雄才大略者,如魏延者,终用而不信;智虑忠纯、才气不足者,如蒋琬、费祎、董允、郭攸之等,也用而律严;而自己“事必躬亲”,以致积劳成疾、病逝,后继无人。
  5.嫉贤妒能说。认为诸葛亮“外宽内妒,气量狭窄,不能容人”,凡资才与之相近,地位可能凌驾者,即设计以过,给予罢黜,如“杀彭羕、弹廖立、废李严、诛刘琰”;又“法严少恩,不近情理”,街亭失守,即连斩部将马谡、李盛、张休,并夺将军黄袭兵权,与之意见相左的向朗、李邈,也被去官、免职,以致难服众心。
  (三)对诸葛亮治国才能的历史评价。关于诸葛亮的“南征”与“北伐”时期的治国才能,主要表现为:南中的征伐与治理,是蜀汉在军事与政治上双赢的一次行动,对于民族的融合、边疆的开发、国土的统一,具有实质的效益,值得肯定。至于北伐的目的与意义,无论是为“激励民心”以“兴复汉室”;或是为“创造利基”而“以攻为守”,当时伐魏取胜的最佳时机明显已过,纵使诸葛亮出师北伐胜多败少,但实质收益却不大,且连年劳师动众,只会拖累蜀汉的经济,以致最后终归失败。不过,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在主观意志的表现上,确实感人。
  (四)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历史评价。关于诸葛亮的军事才干,主要认为:其以法治军,执法严明,领导有方,练兵有素,具有杰出的治军才干;又能殚精竭虑,巧施智慧,改良连弩,创造木牛流马,布置八阵图,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军工专家”。
  综观学术界对诸葛亮传说故事的整理、研究工作,其内容主要包括史学考诠、演义小说评述、戏曲演剧讨论、逸闻传说挖掘、嘉言懿行探究等多个方面,各类工作内容极为丰富,探讨争议则明显对峙。尽管关于诸葛亮的评述由于其学术角度的差异而出现褒贬不一,但诸葛亮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已经深驻于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脉络中。诸葛亮作为著名的历史人物,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对他的研究实际已经超越了本体,成为后世的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表达,反映出人们对“中华智慧之源”的崇拜与追求。
  作者:湖北文理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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