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是一名报道军旅生活的师级创作员，但总忘不了新兵期当“猪倌”的难忘经历。
　　那还是1968年春天，新兵要具体分配工作了。指导员袁举顺和新兵排长王正康一个个地找新战士谈话。
　　下午，我正跟一位老兵在菜窑里倒白菜，值班员跑来叫我：“小陈，王排长叫你。”
　　我赶紧回到宿舍。王排长简单地同我扯了几句之后，便问我：“如果让你去喂猪，你愿意吗？”
　　我说：“早有思想准备。”
　　“那好，”王排长一本正经地说，“今天晚上你就把行李搬到饲养班去吧！”
　　“好！”我爽快地答应，“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去收拾行李了！”
　　谁知王排长忽然又叫住我：“稍等等！”
　　他拉我坐到他的旁边，取出一张白纸和一枝铅笔，让我写了几个阿拉伯数码，又看了看我的手指，对我说：“喂猪嘛，以后还有机会。现在组织上决定要你去学无线电报务员……”
　　原来，王排长开始所讲的那些，完全是试探人的假话。也许我这个人太老实了，看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还以为他讲的是真的呢！
　　我回去，就按规定匆匆收拾行装，和几百名学报务的新战友一起，乘火车到一二百里外的教导营，进行了几个月的无线电报务培训。
　　培训结束后，我主动要求去当饲养员。这对从小生长在大城市的我，显然是“自讨苦吃”。
　　我当“猪倌”第一天的感觉终身难忘：一进猪场的屋门，便有一股浓重的饲料的霉味扑鼻而来。猪圈里布满污泥与烂草，四五头瘦猪在圈里昏昏欲睡。
　　新兵连的战友武玉晨先于我分到猪场，成了我的老师。每天我跟他一起跳进满是泥水、粪便的圈里打扫。
　　那时，连队还没有配备高筒胶皮水靴，也没有胶皮手套。
　　干了一天活儿下来，手上、身上、脚上，都沾满了臭味儿。凡是干过这种活的人都会知道，这臭味用肥皂洗好几遍都洗不掉的。
　　不久，怀孕的老母猪下仔儿，为了照料小猪，我便和武玉晨一起，把铺盖抱到猪圈，生起火，围着母猪守了几个通宵。
　　在特大的风雪天里，灶棚内湿气弥漫。为了保证母猪和猪仔按时“开饭”，我便每天提前一个多小时起来把火燃着，把水烧开。
　　这年夏天抢修猪圈，凭着年轻气盛，从未干过泥瓦匠的我也敢同老兵较劲儿，参加了抢修突击队。尽管骄阳似火，汗水一串一串地往下掉，手指被扎进了木刺，也丝毫没有感觉到。一天，一块大石头滚落下来，一下砸伤我的脚，鲜血直流，伤口像嘴一样张开。我没有吭声，到卫生队简单包扎了一下便接着干了起来。
　　有趣的是这天中午，我刚想小憩一会儿，忽然被猪圈内一种奇怪的喘息声惊醒。我过去一看，嗬，好一场惊心动魄的“猪蛇大战”！
　　只见一头又粗又壮、毛色油亮的花猪正瞪着眼睛，气势汹汹地与一条花蛇对峙。
　　那架势，似乎谁也没有把谁放在眼里。
　　一开始，花蛇仗着其轻便灵活，或攻或闪，蓦地咬了花猪一口。
　　谁知花猪仗其皮厚，竟满不在乎，反而顺势一脚将花蛇踩在地上，任凭它细细的尾巴左右摇摆，只是越踩越使劲儿。
　　这天晚上，连队的“大锅汤”里，多了点鲜嫩可口的蛇肉丝。
　　新兵生活就是这样多姿多彩、酸甜苦辣，既艰苦又磨炼人。无疑，这对我的人生之路和以后的文学创作都颇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