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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数千年农业文明长时期独占鳌头，引领世界。然而自从西方新社会生产力出现后，中国就面临一个选择，即怎样将传统的农业文明与现代的工业、商业文明有机结合起来。
觉醒
中国接纳西方近代工业和商业文明，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其实都不是问题。但是明清两代政府确实没有主动接纳西方，重构文明。中国在犹豫中徘徊，错过了很多时机，直至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中国方才痛定思痛，学习西方，寻求富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发展国防，从而兴起了一场洋务运动。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梦，是两千年农业文明的最初觉醒。
从世界现代化史这个角度进行观察，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觉醒，无疑是世界现代化盛宴上的迟到者，因而中国自现代化起步后，就没有常态国家的从容潇洒，处处显得焦虑，显得恐慌。为了尽早实现富国强兵战略目标，中国在那几十年，集中一切资源，建造坚船利炮，提升国家力量。应该承认，中国在那个时候的发展速度确实很快。
洋务新政涉及内容非常庞杂，从军事起步，追求强军、强兵，这是因为中国在与英法两国达成和解之后，所面对的困境就是持续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权衡利弊后的清廷统治者在1861年初拒绝了列强的援手，下决心亲自动手剿灭。这是一个历史性契机，有此需要方才有后来的坚船利炮和洋务新政。
太平天国为曾国藩、李鸿章提供了机会，他们根据朝廷的指示，接受外国人赠送的新式武器，接纳自愿效力的外国人组成“洋枪队”，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外国人、外国武器亲密接触过程中，慢慢发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和好处。
此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向西方购买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的同时，也尝试着模仿西方，不仅制造出了自己的洋枪洋炮，还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台蒸汽机。
寻求富强
清政府在自主制造新式武器的同时，也意识到海洋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于是创制出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这不仅为中国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军种，而且对中国政治边疆的扩展意义重大。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和福建水师相继成军入列，极大改变了中国在远东和世界的地位，提升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现代海军的建设，让清政府尝到了现代化的好处，渐渐地，洋务新政由先前一味强军强兵向求富转型，“寻求富强”渐渐具有完全不一样的解读。
在求富主题下，洋务新政集中国家力量创办了开平煤矿、汉阳钢铁厂、轮船招商局。应该说，这些主导型产业为中国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规范了后世中国经济地图，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关键。
应该说洋务新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三十年，中国构建了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现代银行、现代金融、现代邮政、现代教育、现代军队、现代交通、现代工业等，或者是全新闪亮登场，带来变化、惊喜，或者彻底改造了旧的经济体系，取代了旧的钱庄、旧的驿站等。中国在那个时代与世界距离渐渐拉近，许多成就甚至影响到了今天。
甲午战争之后的反思
然而，让后世中国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此有生气的“洋务新政”，为什么却在甲午战争中不敌东邻岛国日本，而当时日本的人口、资源、文化积淀，无论哪一方面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洋务三十年的成就黯然失色呢？
如前所述，洋务新政三十多年确实改变了中国，近代化工业基础确实逐渐成型，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也在缓慢成长，中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三十年调适，也在向世界靠拢。应该说，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期，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但是，就在中国按照自己的规则按部就班前行时，士大夫阶层渐渐觉得中国已经了不起，认为三十年前各国列强都欺负中国，而现在正是复仇之时，于是他们发誓要像列祖列宗那样开疆拓土，弘扬国威。从此，洋务运动改变了韬光养晦稳步发展的既定政策，为了朝鲜的前途而与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几个月，清军原形毕露，大清国“同光中兴”的神话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洋务新政”期间，中国的高速发展却依然不敌同期的日本，战争结束后中国人痛定思痛，以为都是先前“中体西用”惹的祸。因为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没有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没有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强国”的企图和勇气。于是，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进入“维新时代”。此后，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其实都是亦步亦趋模仿日本。
根据清廷在1860年代确定“中体西用”路径时的看法，中国之所以不必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并不是中国不愿学习西方，而是因为中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的政治架构，中国所缺在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没有适时跟上。所以，中国不需要在政治架构上大动干戈，中国的未来发展只需要做加法，不需要或者说很少需要做减法。中国应该增加自己文明形态中所不具有的西方元素，但中国没有必要像日本那样与传统诀别，从头开始。
中体西用的理由在那时是充足的，中国人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充满自信，所以当日本使者1870年代向中国传递明治维新的思路和做法时，中国人并不认为日本的做法值得仿效。
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甲午战争，中国人就不再认同先前道路、理论和体制呢？大致说来，原因在于清廷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释清楚洋务新政的真正内涵。
洋务新政不论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就其根本目标而言，就是回应西方，与世界一致。中国没有从一开始就转身向西，没有“休克疗法”，没有先进行政治改革，重建制度，再发展经济和科技，而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用加法，迅速增加中国的物质财富，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迅速拉近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早在1880年代，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之时，他们已经认识世界，知道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体制，知道民主制度、议院制度，知道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当此时，清廷如果有意识释放对社会的管控，有意识释放言论空间，有意识释放对资本的管制，有意识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外培植更多的非国家资本主义。换言之，1895年走向维新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面的创新举措，如果在洋务时期都能得到尝试和自由发展，那么可以相信，由清廷主导的洋务新政才有真正意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此，当三十年洋务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考验之后，人们不是对先前道路给予理性反省、善意同情，肯定其成功与意义，找到不足，设法弥补，而是弃之若敝屣，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这是非常可惜的。
从现在的眼光看，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富强道路并不错，清廷如果在那个时候明白告诉知识分子，中国的事情必须一步一步走，中国不会拒绝一切好东西，中国不会不接受西方的体制、思想和道路。中国从黄河一隅走到今天的四至，就是因为包容，因为吸纳，因为不拒绝外来文明。
其实，清廷当年已经这样做了。清廷在宣布中体西用后，并没有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并没有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中国自1870年代开始，也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乃至法律、体制，西学之用的范围有无限度扩大的趋势。只是清廷统治者不愿这样说，以为只有坚守祖宗老路才是中国正路，于是等到甲午战争结束，没有人旧话重提，继续进行，而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弃旧图新，从头开始。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最大的不经济，是对国家不负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觉醒
中国接纳西方近代工业和商业文明，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其实都不是问题。但是明清两代政府确实没有主动接纳西方，重构文明。中国在犹豫中徘徊，错过了很多时机，直至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中国方才痛定思痛，学习西方，寻求富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发展国防，从而兴起了一场洋务运动。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梦，是两千年农业文明的最初觉醒。
从世界现代化史这个角度进行观察，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觉醒，无疑是世界现代化盛宴上的迟到者，因而中国自现代化起步后，就没有常态国家的从容潇洒，处处显得焦虑，显得恐慌。为了尽早实现富国强兵战略目标，中国在那几十年，集中一切资源，建造坚船利炮，提升国家力量。应该承认，中国在那个时候的发展速度确实很快。
洋务新政涉及内容非常庞杂，从军事起步，追求强军、强兵，这是因为中国在与英法两国达成和解之后，所面对的困境就是持续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权衡利弊后的清廷统治者在1861年初拒绝了列强的援手，下决心亲自动手剿灭。这是一个历史性契机，有此需要方才有后来的坚船利炮和洋务新政。
太平天国为曾国藩、李鸿章提供了机会，他们根据朝廷的指示，接受外国人赠送的新式武器，接纳自愿效力的外国人组成“洋枪队”，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外国人、外国武器亲密接触过程中，慢慢发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和好处。
此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向西方购买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的同时，也尝试着模仿西方，不仅制造出了自己的洋枪洋炮，还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台蒸汽机。
寻求富强
清政府在自主制造新式武器的同时，也意识到海洋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于是创制出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这不仅为中国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军种，而且对中国政治边疆的扩展意义重大。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和福建水师相继成军入列，极大改变了中国在远东和世界的地位，提升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现代海军的建设，让清政府尝到了现代化的好处，渐渐地，洋务新政由先前一味强军强兵向求富转型，“寻求富强”渐渐具有完全不一样的解读。
在求富主题下，洋务新政集中国家力量创办了开平煤矿、汉阳钢铁厂、轮船招商局。应该说，这些主导型产业为中国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规范了后世中国经济地图，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关键。
应该说洋务新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三十年，中国构建了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现代银行、现代金融、现代邮政、现代教育、现代军队、现代交通、现代工业等，或者是全新闪亮登场，带来变化、惊喜，或者彻底改造了旧的经济体系，取代了旧的钱庄、旧的驿站等。中国在那个时代与世界距离渐渐拉近，许多成就甚至影响到了今天。
甲午战争之后的反思
然而，让后世中国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此有生气的“洋务新政”，为什么却在甲午战争中不敌东邻岛国日本，而当时日本的人口、资源、文化积淀，无论哪一方面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洋务三十年的成就黯然失色呢？
如前所述，洋务新政三十多年确实改变了中国，近代化工业基础确实逐渐成型，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也在缓慢成长，中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三十年调适，也在向世界靠拢。应该说，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期，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但是，就在中国按照自己的规则按部就班前行时，士大夫阶层渐渐觉得中国已经了不起，认为三十年前各国列强都欺负中国，而现在正是复仇之时，于是他们发誓要像列祖列宗那样开疆拓土，弘扬国威。从此，洋务运动改变了韬光养晦稳步发展的既定政策，为了朝鲜的前途而与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几个月，清军原形毕露，大清国“同光中兴”的神话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洋务新政”期间，中国的高速发展却依然不敌同期的日本，战争结束后中国人痛定思痛，以为都是先前“中体西用”惹的祸。因为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没有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没有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强国”的企图和勇气。于是，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进入“维新时代”。此后，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其实都是亦步亦趋模仿日本。
根据清廷在1860年代确定“中体西用”路径时的看法，中国之所以不必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并不是中国不愿学习西方，而是因为中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的政治架构，中国所缺在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没有适时跟上。所以，中国不需要在政治架构上大动干戈，中国的未来发展只需要做加法，不需要或者说很少需要做减法。中国应该增加自己文明形态中所不具有的西方元素，但中国没有必要像日本那样与传统诀别，从头开始。
中体西用的理由在那时是充足的，中国人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充满自信，所以当日本使者1870年代向中国传递明治维新的思路和做法时，中国人并不认为日本的做法值得仿效。
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甲午战争，中国人就不再认同先前道路、理论和体制呢？大致说来，原因在于清廷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释清楚洋务新政的真正内涵。
洋务新政不论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就其根本目标而言，就是回应西方，与世界一致。中国没有从一开始就转身向西，没有“休克疗法”，没有先进行政治改革，重建制度，再发展经济和科技，而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用加法，迅速增加中国的物质财富，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迅速拉近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早在1880年代，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之时，他们已经认识世界，知道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体制，知道民主制度、议院制度，知道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当此时，清廷如果有意识释放对社会的管控，有意识释放言论空间，有意识释放对资本的管制，有意识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外培植更多的非国家资本主义。换言之，1895年走向维新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面的创新举措，如果在洋务时期都能得到尝试和自由发展，那么可以相信，由清廷主导的洋务新政才有真正意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此，当三十年洋务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考验之后，人们不是对先前道路给予理性反省、善意同情，肯定其成功与意义，找到不足，设法弥补，而是弃之若敝屣，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这是非常可惜的。
从现在的眼光看，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富强道路并不错，清廷如果在那个时候明白告诉知识分子，中国的事情必须一步一步走，中国不会拒绝一切好东西，中国不会不接受西方的体制、思想和道路。中国从黄河一隅走到今天的四至，就是因为包容，因为吸纳，因为不拒绝外来文明。
其实，清廷当年已经这样做了。清廷在宣布中体西用后，并没有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并没有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中国自1870年代开始，也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乃至法律、体制，西学之用的范围有无限度扩大的趋势。只是清廷统治者不愿这样说，以为只有坚守祖宗老路才是中国正路，于是等到甲午战争结束，没有人旧话重提，继续进行，而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弃旧图新，从头开始。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最大的不经济，是对国家不负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