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先生说,他怕读血写的书。我比他脆弱,连泪写的书也怕读了。郭静秋老用泪写成《流放者之歌》,自印400本,分送亲朋好友。我这个晚生,也被列为好友赠之,盖因我们有乡党之谊。
　　十年前,我在湘西一隅,以编地方史志谋饭,识得郭老。他当时是湖南省艺术学校校长。他应约写给我的文章是回忆在家乡领导土改斗争的情况。几年以后,我也来到他居住的这个城市,但因为忙生计,并不常来住。去年底,老报人向麓先生告诉我,说郭老自己印了本书,要送我一本。我得到这本书,读完后,立即给郭老打电话,想说说我读后的感觉。可接话的是郭老老伴——当年京陵女子大学中国文学系肄业的黄克和女士。我说到书中她两个孩子的遭遇时,她竟在电话那头哭了,虽没哭出声,但抽抽噎噎,半天没说出话来。这时我只得以“一切都已过去”、“现在好了”之类的话安慰。放下电话,我怪自己不该触动郭老老伴那根痛苦的神经。
　　《流放者之歌》是郭静秋老的前传(他只写到1979年),但也是郭老一家的苦难史。
　　郭老1948年湖大毕业,大学毕业前,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中共地下党。1953年他调入省文化局,两年后,也许是领导“看不顺眼”,也许是某种需要,他无缘无故被列为肃反对象。1957年他被打为“右派”,1962年全家被下放到屈原农场当农民,直到1979年才平反回到长沙。这期间,他备受折磨和摧残。过苦日子时,因为他是右派,在省图书馆工作的妻子黄克和就被下放涟源劳动,饿成了水肿病;他被发配到东屯渡农场劳改,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出家,晚上十点多才归来,又累又饿,瘦得皮包骨头。当时正读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八岁,放学了,他们有时在电影院门口捡烟蒂,剥出烟丝就卖给店老板,得个三角五角;有时冒着刺骨的寒风,呆呆地站在有坡度的街道旁,看到拉得很吃力的板车工,他们就走上前去,弓着腰,用手推,用肩扛,送过上坡后,他们也许会得个七角八角。那时孩子们尽管饿得慌,但得了钱总是要交给深夜才归的爸爸。有时等着等着就睡着了,但皱巴巴的角票还抓在脏兮兮的手里,令做父亲的看到这情形心像刀绞般难受。男儿有泪不轻弹。每每这时,郭老总是习惯地擦擦那干涸而深陷的双眼。
　　郭老一家在屈原农场当了17年农民,住的是筑堤时盖起的工棚,房的四壁是用芦苇和稻草编织的,再糊上一层牛粪加泥浆,一家五口,面积仅15平方米。为了全家活下去,他学会了犁耙,农活样样能干,喂鸡、养猪、种菜,也是好手。好不容易熬过四年,“文革”爆发了,“革命的风暴”无孔不入。按照那时“阶级”分类法,郭老属“二十一种人”,是“牛鬼蛇神”。造反派来抓时,他就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谈到这里,我心里很痛,对他生出一种悲悯。我琢磨他呼喊这口号时的真实心境——尽管他说当时是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但在我来看,他和当年邓拓在“绝命书”上呼喊口号时的心境也许大致相似。
　　我说他的书是用泪水写的,其实也有那淡淡的血。郭老划为右派下放衡山劳改时,他年迈的老母不堪打击,一夜之间命入黄泉;还有流落街头而死的“右派”音乐家曾小帆,还有死于屈原农场的“右派”导演熊秉勋,还有死于西湖农场的“现行反革命”演员钟晓峰,等等。郭老在书的后记中说:“噩梦醒来,舔干身上的血渍,写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十分悲怆,边写边掉泪。”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我觉得,他的泪不单单是为自己,为他的一家,还为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时代。
　　郭老是长辈,我是晚生。他以见证人的身份,留下这份档案,已相当不容易了,但我偏偏是个认真的人。郭老“想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们”,但又为“迫害狂”而讳。我问他书中的C科长是谁,当时的省文化局长是谁,想置他于死地的是谁,他都含含糊糊。我曾建议他,如果精力还来得及,重写此书,书名可叫“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当史料写,全部实事求是,全部真人真事,去掉文学的描写,那么其价值就太不一样了。郭老却说,他考虑过这样写,但当年捡过烟蒂的儿子和含辛茹苦过来的老伴坚决反对。他的书稿,老伴“审稿”时就删去了两万多字……
　　在和郭老交谈中,我知道他晚年是有反思意识的。他读邵燕祥,读季羡林,读朱正,读李辉,……还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读文化批判等随笔文字。他尤其赞赏韦君宜《思痛录》的反思深度,但在《流放者之歌》里,他反思的勇气是十分有限的,甚至面对血和泪的“完全”真相,他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躲闪起来。他显然是心有余悸,但谁应对此负责?
　　去年学界争论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时,有许多见解,但我是主张忏悔的。如果一点忏悔也没有,又怎么去作像样的反思呢?没有一个民族的整体反思,要历史不再重演又何等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