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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是中国新闻事业一段特殊时期，是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除了其特殊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了很多新闻巨擎。如，黄远生、胡政之、邵飘萍、史量才等人。他们的新闻思想为今后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长远影响，为当时的新闻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关键词：民国初年;新闻人;新闻思想
民国初年，大体是指中华民国政府成立的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段历史时期。作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民国初年历来被誉为是新闻事业短暂的繁荣期，是“报界的黄金时代”。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国初年活跃着许许多多位著名的新闻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这些著名新闻人在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他们的新闻思想为今后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对报刊性质、作用和社会功的认识。
清朝末期的1898年，梁啟超曾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里阐述了报纸的社会作用---- “去塞求通”。他说：“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强调了报纸的沟通传播作用。他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第一个使用“喉舌”这个词来论述报馆功能作用，他说“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在这里他虽然使用“喉舌’，一词来论述报馆功能作用，但也只是限于“通”字而已，看到了报纸“耳目”的功能，即报纸具有采集和传播新闻信息的功能，却没有真正意识到报纸“喉舌”的功能，即报纸的宣传舆论功能。
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后，则更加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重视报纸的舆论宣传。孙中山吸收了梁启超报纸代表舆论、制造舆论的观点。在《民报发刊词》中，高度概括报纸是“舆论之母”。他积极评价报纸宣传对于辛亥革命成功的意义说“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我报界诸公鼓吹宣导于前，尤望指引维持于后，俾我国民得所指南。”
明确提出报纸是国民的指南，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第一次。孙中山善于运用报刊制造有利的舆论，在对新闻界的演说中，他总是充分肯定记者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又对他们寄予殷殷厚望。鉴于对报纸舆论喉舌作用的认识，以及“近日舆论喉舌，端在报章，试观各国之各大政党，无不一言既出，耸动全球”，而自己的政党“独以缺乏外国文字纸机关之故，遂令虽有绝大之计划，亦无由披露于世界”的现状，他认为必须设立一张英文机关报，将本党的政治上的主张，经济上的计划以及精神意蕴宣传于世界，他这种主动参与世界舆论，开展国际宣传，让世界了解自己的自觉意识是难得的。民初新闻人总结了清朝末期王韬、康有为、严复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公开承认报纸的革命性。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说：“革命报之工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是对其为革命办报宗旨最直接的表达。
二、对办报原则和宣传方法的认识。
孙中山高度重视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在谈到宣传方法时，他指出“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感化人群的奋斗是从根本上改造人民的心理，为此要过细考察那些反对人民的心理，用尽方法去开导，反复规劝，以至于了解而后已，并且把那些最对的心理，变成最赞成的心理，热心为本党尽力，替本党的主义奋斗。无疑，这种认识是符合宣传本质的。另外，孙中山认为宣传是感化人心的工作，因此宣传只能是一个不断重复、持续进行的过程，不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告诫自己的同志，担负宣传的任务，应该有恒心，不可虎头蛇尾，今日热心奋斗，明日便心灰意冷。因为要人心悦诚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动能收效果的。要让本党的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就要“对宣传做继续的工夫”，“有恒心”、“有志气”。他重视宣传效果的累积效应，认为一个党员努力为本党的主义宣传，能“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感化一千几百人。这一千几百人，再努力为本党主义宣传，就能感化数十万或数百万人。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本党主义就能普遍于全国人民，实现“以主义征服”。
三、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随着早期传教士创办的各种报刊一起传入中国。经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广大新闻人如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人的探索和努力，到民国初年，国人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已比较深刻。1912年3月11日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就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在第二章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并只有在“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才能“以法律限制之”。民国初年另一位新闻张季鸾也认为：“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表现于报纸。”简言之，其思想的核心就是“言论自由”。这种观点是对新闻自由的深刻认识。
为了报道事实真相，揭露各种反动势力的嘴脸，民国初年的新闻人们周旋于反动派、军阀、道貌岸然的统治者和各政府党派之间，他们是在刀尖上舞蹈的舞者，用自己的生命谱写出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最壮丽的一页。这些人所要求的，不是权利，不是金钱，而仅仅是出于对信念的忠贞和对新闻事业的无比热爱，除了在新闻思想、新闻业务等方面的经验外，民国初年新闻人对后世的影响还体现在他们吧不畏强权、积极执着的人格品质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现代人要珍惜和把握的最宝贵的财富。以史为鉴，警醒世人，也许是下笔写这篇论文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
[2]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 1896年.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二卷），中华书局 1983年.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五卷）， 中华书局 1985.
关键词：民国初年;新闻人;新闻思想
民国初年，大体是指中华民国政府成立的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段历史时期。作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民国初年历来被誉为是新闻事业短暂的繁荣期，是“报界的黄金时代”。除了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国初年活跃着许许多多位著名的新闻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这些著名新闻人在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他们的新闻思想为今后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对报刊性质、作用和社会功的认识。
清朝末期的1898年，梁啟超曾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里阐述了报纸的社会作用---- “去塞求通”。他说：“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强调了报纸的沟通传播作用。他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第一个使用“喉舌”这个词来论述报馆功能作用，他说“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在这里他虽然使用“喉舌’，一词来论述报馆功能作用，但也只是限于“通”字而已，看到了报纸“耳目”的功能，即报纸具有采集和传播新闻信息的功能，却没有真正意识到报纸“喉舌”的功能，即报纸的宣传舆论功能。
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后，则更加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重视报纸的舆论宣传。孙中山吸收了梁启超报纸代表舆论、制造舆论的观点。在《民报发刊词》中，高度概括报纸是“舆论之母”。他积极评价报纸宣传对于辛亥革命成功的意义说“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我报界诸公鼓吹宣导于前，尤望指引维持于后，俾我国民得所指南。”
明确提出报纸是国民的指南，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第一次。孙中山善于运用报刊制造有利的舆论，在对新闻界的演说中，他总是充分肯定记者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又对他们寄予殷殷厚望。鉴于对报纸舆论喉舌作用的认识，以及“近日舆论喉舌，端在报章，试观各国之各大政党，无不一言既出，耸动全球”，而自己的政党“独以缺乏外国文字纸机关之故，遂令虽有绝大之计划，亦无由披露于世界”的现状，他认为必须设立一张英文机关报，将本党的政治上的主张，经济上的计划以及精神意蕴宣传于世界，他这种主动参与世界舆论，开展国际宣传，让世界了解自己的自觉意识是难得的。民初新闻人总结了清朝末期王韬、康有为、严复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公开承认报纸的革命性。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说：“革命报之工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是对其为革命办报宗旨最直接的表达。
二、对办报原则和宣传方法的认识。
孙中山高度重视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在谈到宣传方法时，他指出“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的社会，感化人群。”感化人群的奋斗是从根本上改造人民的心理，为此要过细考察那些反对人民的心理，用尽方法去开导，反复规劝，以至于了解而后已，并且把那些最对的心理，变成最赞成的心理，热心为本党尽力，替本党的主义奋斗。无疑，这种认识是符合宣传本质的。另外，孙中山认为宣传是感化人心的工作，因此宣传只能是一个不断重复、持续进行的过程，不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告诫自己的同志，担负宣传的任务，应该有恒心，不可虎头蛇尾，今日热心奋斗，明日便心灰意冷。因为要人心悦诚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动能收效果的。要让本党的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就要“对宣传做继续的工夫”，“有恒心”、“有志气”。他重视宣传效果的累积效应，认为一个党员努力为本党的主义宣传，能“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感化一千几百人。这一千几百人，再努力为本党主义宣传，就能感化数十万或数百万人。这样一直持续下去，本党主义就能普遍于全国人民，实现“以主义征服”。
三、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随着早期传教士创办的各种报刊一起传入中国。经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广大新闻人如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人的探索和努力，到民国初年，国人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已比较深刻。1912年3月11日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就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在第二章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并只有在“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才能“以法律限制之”。民国初年另一位新闻张季鸾也认为：“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表现于报纸。”简言之，其思想的核心就是“言论自由”。这种观点是对新闻自由的深刻认识。
为了报道事实真相，揭露各种反动势力的嘴脸，民国初年的新闻人们周旋于反动派、军阀、道貌岸然的统治者和各政府党派之间，他们是在刀尖上舞蹈的舞者，用自己的生命谱写出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最壮丽的一页。这些人所要求的，不是权利，不是金钱，而仅仅是出于对信念的忠贞和对新闻事业的无比热爱，除了在新闻思想、新闻业务等方面的经验外，民国初年新闻人对后世的影响还体现在他们吧不畏强权、积极执着的人格品质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现代人要珍惜和把握的最宝贵的财富。以史为鉴，警醒世人，也许是下笔写这篇论文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
[2]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 1896年.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二卷），中华书局 1983年.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五卷）， 中华书局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