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北京，随着清朝统治的延续，商业也相当发达。但是，北京的商人，或者说，在北京经商的商人，是围绕着朝廷展开的，业务包括半个皇家，半个官家，剩下给平民百姓的，就很少了。
　　首先是金融业，以恒和、恒肇为首的“四大恒”，他们的银票都是官办事业以及官员使用的。有了他们，官办的机构和官员，就不用扛着沉甸甸的银子来回奔走了。山西人开的票号，经营的是官方的汇兑业务，以及官员收入的汇兑。同时，还对官员贷款，只要他们预测你有发展前途，即使没有外放做官，也可以放款。
　　其次是金店，名义上是经营金银首饰，但实际上，已变成一个代理捐官业务的所在。大的金店，都开设有捐柜，专门打理此项业务。金店老板由于此前的金银首饰业务，跟达官贵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跟敬事房的太监关系很铁。
　　太监不能披金戴银，但喜欢买。因为有了这层关系，金店老板有本事替各地捐官者办理捐官事宜。一个外地人，如果走正常手续捐官，要比通过金店多费钱，而且职位还不好。自打开办这项业务，金店原来的买卖就无所谓了。
　　药行则有著名的同仁堂，负责皇宫里所有的丹丸膏药。绸缎行大多为山东人的买卖，不仅经营绸缎，还经营皮裘，也是针对官员的。穿得起绸缎皮裘的，大多是有官职的富人。
　　果品店，经营各种干鲜水果，大宗的买卖基本被大店承包，比如“果子蒋家”，就是专门供应皇家的。米店当时在北京叫“老米碓房”，因为发给旗人的米，多是老米。碓房的一项大买卖，就是做旗人的生意。旗人发下米来，就都贱价处理给了碓房，换成现金随手花掉，到了没米吃的时候，再从碓房赊出来，然后饷银下来再还。一来二去，几乎大多数旗人，都陷在碓房里，负债累累，但碓房却稳赚不赔。至于琉璃厂的书店和字画行业，就更不用说了，不是士大夫，根本就不可能沾边。古董行也是一样，都是满人贵胄和有钱士大夫的专利。
　　而清代北京的土木工行业，基本上做的都是皇家和官家的生意，所以，负责殿堂的叫做钦工，负责陵寝的叫陵工，负责官署城垣的，叫做官工。每个专门的口，都管着一个行业的木工和瓦工。这行的商人，不是跟内务府打交道，就是跟工部打交道。
　　跟土木工相关的木厂生意，规模很大，当时北京城有个著名的“样式雷家”，这个家族就是做木厂生意的。中国建筑史上流传着“一家样式雷，半部建筑史”的说法。雷家参与建设的建筑，从圆明园、颐和园到景山、天坛，乃至北京城外的避暑山庄、清东陵、清西陵等，都是皇室一族的大手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结束，样式房差务完全消失，样式雷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工艺传承。
　　木厂商人不仅干跟木材有关的活，但凡土木工程，他们都管。北京当时还有一个叫“山子张”的张姓木厂商人，专門以堆假山闻名。如今，也早已不见工匠传人。
　　其余的比如鞋帽业、餐饮业、木器、酒业、南纸业，甚至卖花的、刻字的，也得仰赖于官人。可以说，如果没有皇宫内苑，没有庞大的中央政府以及里面的众多官员，北京的商人基本上就歇菜了。
　　这样严重仰赖于官家和权力的商人，不可能有独立意识、自治意识和商业意识，只有强烈的权力依附意识，无法经受时代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