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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我国将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这对北京 郊 区300万农民而言,今年春天虽然仍要为春耕忙碌,但有一件事,他们却可以完全抛在脑后 ,那就是中国农民交了千年的“皇粮国税”。
不仅北京,而且杭州、宁波、延安等地方政府近日也不约而同地宣布:免征本市农民的 农业税。
农业税是中国农民负担中最大的一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 说,“免征是对农民实实在在的减负,符合中央关注农民、帮助农民的‘人本精神’”。
有着9亿农民的中国,三农问题是政府绕不开的难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大农村发展相对停滞,城乡差距加大。官方统计显示,1997年以 来,中国农民收入连续7年低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年前的1.8比1扩大到3.1比1。
“城市不可能在贫穷的农民包围中独享繁荣。情况若再不改,中国未来的发展必将为农 所困。”为此,中国政府在今年初推出了旨在富农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 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了新时期的“重农”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说,在以农立国的中国,重农思想古已有 之。但不同之处:历史上的重农以重税、夺农为前提,以轻工商为代价;而现在以维护农民 利益为前提,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为目的。
这其中,还农民公平税负虽不是三农问题最要害之处,但却是缩小城乡鸿沟绕不开的坎 ,是中国政府落实“重农”思想、打造公正公平社会环境的最直接体现。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目 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总税率达8.4%。
“在这种背景下,零赋税出现的意义不只在于农民负担的绝对数量下降了多少,而在于 它破除了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为中国今后在城乡推行的一体化税制扫清了障碍,对中国追 求的城乡统筹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马晓河说。
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财政已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专门 征收农业税的目的是因为当时农业税仍占国家税收的很大比重,而当前,农业税仅相当于中 央财政收入的4%。
“城乡差别是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扭转,但是发展到现在,我们不能让这 种情况再加剧下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说。
来自农业部的消息说,由于受减免税收的拉动,2004年中国基本遏制粮食种植面积连年 下滑的势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有望比上一年增加160万公顷。
被公认含金量颇高的“一号文件”公布以来,政策能否落到实处成为人们的关注点。事 实上,不仅在减免农民赋税方面,改革征地制度、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补贴种粮农民、增 加财政对农开支,中国各地政府及主管部门正在积极兑现文件传递出的“重农”承诺。
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粮食主产省都拿 出了超过40%的粮食风险基金补贴种粮农民;安徽全面取消了农业附加税。
此外,良种补贴、调整土地出让金纯收益支出结构、列支财政专项用于粮食生产、购买 农机补贴、扩大信贷规模、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等政策,各地落实的力度都是多年没有过的 。温总理在谈到要加大“三农”投入力度时说,今年中央财政投入增加300亿元,比去年增 长20%,总体超过1500亿元。
“9亿农民,既可能给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拖后腿’,也可以是中国发展潜力最大 之所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如是说。
不仅北京,而且杭州、宁波、延安等地方政府近日也不约而同地宣布:免征本市农民的 农业税。
农业税是中国农民负担中最大的一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 说,“免征是对农民实实在在的减负,符合中央关注农民、帮助农民的‘人本精神’”。
有着9亿农民的中国,三农问题是政府绕不开的难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大农村发展相对停滞,城乡差距加大。官方统计显示,1997年以 来,中国农民收入连续7年低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年前的1.8比1扩大到3.1比1。
“城市不可能在贫穷的农民包围中独享繁荣。情况若再不改,中国未来的发展必将为农 所困。”为此,中国政府在今年初推出了旨在富农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 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了新时期的“重农”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说,在以农立国的中国,重农思想古已有 之。但不同之处:历史上的重农以重税、夺农为前提,以轻工商为代价;而现在以维护农民 利益为前提,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为目的。
这其中,还农民公平税负虽不是三农问题最要害之处,但却是缩小城乡鸿沟绕不开的坎 ,是中国政府落实“重农”思想、打造公正公平社会环境的最直接体现。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目 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总税率达8.4%。
“在这种背景下,零赋税出现的意义不只在于农民负担的绝对数量下降了多少,而在于 它破除了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为中国今后在城乡推行的一体化税制扫清了障碍,对中国追 求的城乡统筹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马晓河说。
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财政已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专门 征收农业税的目的是因为当时农业税仍占国家税收的很大比重,而当前,农业税仅相当于中 央财政收入的4%。
“城乡差别是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扭转,但是发展到现在,我们不能让这 种情况再加剧下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说。
来自农业部的消息说,由于受减免税收的拉动,2004年中国基本遏制粮食种植面积连年 下滑的势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有望比上一年增加160万公顷。
被公认含金量颇高的“一号文件”公布以来,政策能否落到实处成为人们的关注点。事 实上,不仅在减免农民赋税方面,改革征地制度、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补贴种粮农民、增 加财政对农开支,中国各地政府及主管部门正在积极兑现文件传递出的“重农”承诺。
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粮食主产省都拿 出了超过40%的粮食风险基金补贴种粮农民;安徽全面取消了农业附加税。
此外,良种补贴、调整土地出让金纯收益支出结构、列支财政专项用于粮食生产、购买 农机补贴、扩大信贷规模、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等政策,各地落实的力度都是多年没有过的 。温总理在谈到要加大“三农”投入力度时说,今年中央财政投入增加300亿元,比去年增 长20%,总体超过1500亿元。
“9亿农民,既可能给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拖后腿’,也可以是中国发展潜力最大 之所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如皋市委书记陈惠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