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旅游时代”或“大众休闲时代”，这是时下常提到的一个话题。“大众旅游”应包括居民在国内旅游与出国旅游两个方面。据国家旅游局公布的统计资料，2009年中国（确切地说，是“中国大陆”或“中国内地”）国内旅游19.02亿人次，出境旅游4766万人次，合计约19.5亿人次。单以规模而言，全世界只有我国才能出现如此规模的旅游“大众”。说我们己进入“大众旅游时代”，似乎也顺理成章。
　　但对一个13.3亿人口的国家而言，国内旅游人均1.4次，出境旅游人均0.035次，与发达国家与地区相比，差距有多大呢？2009年我国台湾居民岛内旅游16585.4万人次、人均旅游7.2次，出岛旅游841.59万人次，人均出境旅游0.37次。韩国早在1978年国内旅游就达2.09亿人次、人均出游2次，2005年出境旅游1037.2万人次，人均出游0.2次。新加坡2003年出境旅游422.1万人次，人均出游1.2次。马来西亚2004年出境旅游3076.1万人次，人均出游1.2次。且不说欧亚日发达国家年普遍人均出游5次以上，旅游已成为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实现大众旅游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无须讳言，在我国社会财富总量快速增长下，同时出现了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少数豪富群体与多数民众之间的巨大落差。“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2009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是3.33倍，最富裕的地区和最穷的地区之间的差距是2.68倍，行业之间最高和最低的收入相差11倍；在不同群体之间，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群体相差23倍，而且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高尚全，2010年9月6日《南方日报》）。
　　时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国民旅游会如何如何；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国民旅游又会如何如何。不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每年以美元为单位发布各国人均GDP的数据并排出位次，以衡量各国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但该指标不能反映某国、某地区国民收入的实际分配状况。在“橄榄型”社会结构下，它能反映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下，它不能反映国民生活水平的悬殊状况。比如，一个国家20%的人占有了80%的财富，80%的人只占有20%的财富；或者一个国家政府拿走了GDP的70%，国民只分配到GDP的30%，它的人均GDP能说明全体国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吗？
　　这种状况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民旅游的规模、水平、地区与群体结构。目前能出境旅游的只能是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几，一年之内能多次国内旅游的也只是大中城市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大多数小城镇居民和农民依然没有能力外出旅游，特别是国内远程旅游和出境旅游。从区域分布而言，国内和出境旅游主要集中在东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西部地区能外出旅游的在总人口中是少数，那里的农民出去打工的不少，但出去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的能有多少？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十分之一的富人就等于一个日本、或两个英国或法国的人口；外出旅游又大多集中在节假公休日，由此出现了 “黄金周”期间部分景区景点人头涌动的现象，出现了大城市周末自驾车集中出游的现象；出现了只占全民人口3.5%的出境游客中的一小部分人（决不是大多数出境游客）在香港、东京、巴黎宽绰购物，以这些局部现象断言我们已进入“大众旅游时代”，就如一个外国人到上海参观世博会后就误以为上海就是中国一样。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虽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在世界百位之后。温家宝总理最近再次提醒我们，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改革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橄榄型”社会结构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是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社会基础。
　　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日，即“橄榄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之日，才是大众旅游时代真正到来之时。如果有一天，全民人均国内旅游3次，国内旅游将达到40亿人次；十分之一的国民出境旅游一次，出境旅游将达到1.3亿人次。如此，中国就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大众旅游之国了，世界旅游强国也才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