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界，石油在战略和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从未遭到过质疑，中东石油更是重中之重。对右翼来说，石油需求是军事扩张和独断的借口，也是取消美国本土钻探限令的理由；对左翼来说，石油峰值论仍如幽灵般威胁着美国经济，外交政策须为“石油战争”服务。
　　然而事实却十分乏味：石油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大宗商品罢了。虽然它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由特有因素决定，但其重要性仅与煤炭、天然气或钢铁相当，远远比不上食品。
　　石油哪那么重要
　　首先，如今美国每天消耗的1900万桶原油中，1100万桶要靠进口，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西半球。海湾地区的进口量仅占需求总量的15%，而且仍在逐渐减少。在每桶100美元的价位上，美国全年的原油消费额为7000亿美元，仅占GDP的4%。这个比例与餐饮住宿的消费额相当，远低于医疗或金融方面的开销。2011年，海湾地区石油进口总额为730亿美元，其中伊拉克仅占200亿。如果耗资动辄数千亿的伊拉克战争真是一场“石油战争”，这也未免太不明智。
　　其次，近年来石油在能源领域的重要性也逐年削减。在金融危机前的2005年，美国汽油消费总量达到顶峰，而时至今日，也未见经济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人均石油消费更是从1980年起就逐年下滑。
　　再次，虽然石油在许多领域都是非常便利的燃料，但其地位并非不可替代。液化天然气、乙醇和生物汽油都可用作新型的汽车燃料，电力就更不用说了。高成本也使得发电等传统行业逐渐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转而寻找廉价的替代原料。
　　石油危机是通胀结果而非起因
　　如果石油只是种一般重要的大宗商品，为什么能让美国政界和公众人心惶惶，谈之色变？其答案必然来自于1973年，欧佩克成员国为报复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支援以色列，而实行的石油禁运令。禁运令过后长达数月，人们都需要排队领取配额。石油危机还导致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
　　就时间顺序而言，结论似乎很明显：石油出口是欧佩克成员国的杀手锏，禁运令可影响石油供应量及价格，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然而，以上结论全都是谬论，就连它们曾经的论据，时至今日也站不住脚了。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恶性通胀，看似发生在石油危机之后，其实在此之前就已显露端倪。上世纪60年代中期，约翰逊总统既想深入越战，又希望不通过加税就能对抗贫困，于是超发货币导致通胀加速。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取消美元的金本位制，战后价格稳定锚——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宣告崩溃。
　　与此同时，为抵御通胀，尼克松总统冻结了工资和物价，在紧随其后的一系列调控措施中，又任命John A. Love为第一任“能源沙皇”，掌管能源大权。随后，工资和物价的限制很快被取消，但油价却雪上加霜。
　　上世纪70年代，欧佩克刚刚成立，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号称“七姐妹”的石油巨头联盟却无视其成员国诉求，依旧坚持打压油价。但市场已开始向卖方倾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赎罪日战争成了一个绝佳的导火索，促使欧佩克国家在阿拉伯国家的民愤中联合消减石油产量以抵制美国。这时候，如果尼克松政府同意让汽油价格上涨，市场需求量将减少至供给平衡，欧佩克的石油制裁便只会起到象征性效果。事实却与此背道而驰：尼克松政府开始在各州推行配给制度，各州需根据车牌数量才能领取到汽油配额。
　　石油危机更多是上世纪70年代通胀的结果，而不是起因。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少数经济学家依旧坚持起因论，认为石油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经济衰退，但在经济学界，这只算是非主流观点。
　　冷战思想早已不合时宜
　　既然石油无法左右经济，那么作为战略武器的禁运令效果如何？答案是，同样不甚理想。战略储备自不用说，整个能源行业也已比70年代更具弹性，抗打击能力也更强。举例来说，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美国境内20%的产油设施和近40%的精炼设备，对整体经济却几乎没有造成影响。
　　事实证明，对严重依赖单一石油出口的产油国来说，它们在禁运中蒙受的损失反而会远远大于被禁运国。因此在1973年后，不再有针对美国的石油禁运，然而缅甸、伊朗、伊拉克等国家遭受到了贸易制裁。
　　海湾石油拥护者们的另一项论据是，美国必须保证向欧洲和日本的石油供应。欧洲人似乎不怎么关注波斯湾，他们的重点都放在怎样摆脱对俄罗斯的进口依赖。日本人担心得稍多一些，但在福岛事件之后，这些担心并无法阻止日本政府关闭所有核电站。
　　时至今日，石油政策依旧受上世纪的冷战思想所左右，而这些观念早已不合时宜。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信息和服务业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石油只是一种普通的大宗商品罢了。
　　（文章选自The National Interest，素锦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