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宁夏政协召开参政议政人才库专家座谈会。会上，我与另外24位专家学者一起被聘为“参政议政人才库专家”（只有6位是退休人员）。这是我连任两届政协委员之后，以一种新的身份“重返政协”，这也让我有机会再为参政议政出一点力，再多一个发挥余热的阵地。
　　“参政议政人才库专家”是我退休后接过的第几个聘书？我没有统计过。在此之前，我已接受了“宁夏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客座教授”“宁夏高等院校思政课特聘教授”“银川新闻传媒集团顾问”“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塞上金秋》采编员”等聘书。此外，我还担任了“宁夏新闻专业继续教育特聘教授”“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网评员”等职务，在临近退休之时，曾被聘为自治区政协文史专员，被卫生厅聘为行风监督员。
　　我是2016年5月退休的。退休后被聘任这么多职务，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当然，这些聘任是没有报酬的。
　　早在我刚刚退休之时，就有两家企业负责人托熟人做工作希望我加盟，都被我婉言谢绝了。但是，有一所大学递过来的“橄榄枝”，我却没有拒绝。这所大学不仅要正式“引进”我，而且许以不菲的年薪。因为在30多年前曾当过师范教师，所以我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这所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在研究之后，才做出同意引进我的决定。那天夜里，学校一位熟人迫不及待地向我通报了这个“喜讯”，欢迎我加盟。不仅如此，学院还将我作为申报硕士点的师资上报，以增加砝码。为了解决我的后顾之忧，学院领导亲自出面，为我争取到了一间宿舍，并添置了崭新的被褥，我也真的在里面入住了一次。期间，我多次到校讲课，指导学生学习。但是，我事先不知道，给我的“年薪”，学校不再增拨，要从学院已分出去的经费里“挖”，这势必侵占其他老师的经费，所以，我主动选择退出，因为我到校任教的想法很单纯，我是来尽一份力的，不是来“分一杯羹”的。这项“引进”因此终止，我根据要求拟定的教学计划，也都作废了。
　　但是，我还是不能赋闲。就在我放弃在高校的任职，去外地过春节时，宁夏一位主管宣传的朋友在正月初二就打来电话，邀请我给他当顾问。一片诚心、一份重托，让我难以推辞。
　　我算不上什么专家，充其量是个“万金油”，什么都不精通，什么都不“专业”，只是了解一点事，干过一点事而已，但就是这一点点，就被人看中了。有人甚至认为我还有“开发”的潜力，说：“凭你的经历和业绩，当个XX馆员没问题！”但是，我從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知道想挤进那个行列的人很多，但那是要有较高造诣的，不是谁都能胜任的，而我缺乏的正是造诣。我这个人缺乏自信，对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更不想采取“主动”。我这一生，没有为自己的荣誉、职务搞过任何“小动作”，也不会“主动作为”，不想做不可为而为之的事。
　　除了上面提到的聘任，我还多次担任一些市、县“电视问政”的点评嘉宾，为一些科技、文艺评奖出任评委，给专业编采人员和业余通讯员授课，到大学为在校生讲解新闻知识，到一些市、县政协机关分享自己当政协委员写政协提案的体会……当然，更令我乐此不疲的是报纸、杂志的各种约稿，基本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
　　看来，我还有“剩余价值”。虽然退休5年了，也不再年轻了，但我还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也还能发挥一点作用，还不能颐养天年，完全把自己变成一个闲人。
　　好在我接受的聘书虽然不少，但活动并不是很多，这也让我有时间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但是，在退休之后的前几个月，我还不能做到“随心所欲”更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因为那时我的接班人尚未到位。如果我就此撂了挑子，我所在的记者站就要唱空城计了。我依然在干在职的活。所有的事都没耽搁，所有的任务都不折不扣地完成。几个月后，接班人到位了，但为了完成报社的任务，我仍按原计划参加了中宣部组织的采访活动。
　　2017年之后，我就变成一个“自由人”了，只是偶尔应邀参加一些无法推脱的活动，每年也发出几十篇稿件。初步统计，退休后已在20余种报刊上发表了300篇各类文章。仅2020年一年，就发出了70余篇。写作，始终是我的常态，我每天都有写作的欲望。这样的生活，让我感到充实。
　　一个人，可以有多种职业选择，退休后，也可以有多种“活法”，人们也充分享受了这份自由，不能说哪种“活法”就是唯一正确其他的“活法”都是不可取的。每个人的境遇不同，自然就有不同的“活法”。只要是健康的、有益的、不妨碍社会，不影响他人的，就都是无可指责的。我的“活法”，只是我个人的选择，虽然“自得其乐”，但没有借鉴意义，也没有“推广”价值。
　　多情谁似南山月？人生如此自在可乐！因为认为这样的“活法”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所以，我还想继续维持这样的生活状态，直到自己坚持不下去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