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史官都对君王的言行举止有很大的约束作用，通过点评时政、惩恶扬善，让君王说话、做事有所顾忌。但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无论取得了多大的宏图伟业，究其一生也不过是为了赢得生前身后名。可丰功伟绩之外，难免有些不为人知的蝇营狗苟，一旦这些被如实记入史册，最后到底会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恐怕就难说了，毕竟“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伴君如伴虎，生杀予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那么，这些史官一方面想要给后世留下真实的历史著作，而另一方面又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们是如何权衡的呢？
　　设立年代 夏朝
　　职 责 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
　　种 类 起居注史：随侍皇帝左右，记录其言行与政务得失
　　史馆史官：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历史
　　春秋史官董狐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唯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
　　节选自《左传·宣公二年》
　　背景墙：晋灵公年纪很轻时就继位为国君，不但幼稚，而且骄横。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赵盾只好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晋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晋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却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给你又给谁呢？”赵盾无可奈何，仰天长叹。
　　妙解趣谈：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同时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当时记事的方式依礼制订，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所以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与礼义违合的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董狐之直笔，自然也冒着风险，因此，孔子夸奖他，后人赞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不阿精神。
　　南宋史官司马光
　　宋太祖嘗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既惧又说，赐金帛慰劳之。
　　节选自《涑水记闻》
　　背景墙：司马光在编完《资治通鉴》后，已经累得“目视昏近，齿牙几无”，却依然壮心不已。因为《资治通鉴》止于北宋建国前，因此他打算再写一部《资治通鉴后纪》，把北宋开国以后的历史记录下来。虽然这一任务最终没有完成，而《涑水记闻》这部为撰写《资治通鉴后纪》而做的史料汇集却记载了从宋太祖到宋神宗的军政大事、朝典政章，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信度极高，为研究宋史的学者所重视。
　　妙解趣谈：宋太祖显然有些专制，让忠诚、耿直的谏官付出了两颗牙齿的惨痛代价。然而他最终能分辨忠奸且及时止怒，并反躬自省、以赏代罚的这种过而能改的胸怀与气度，仍不失明君风范，让人敬佩。而大臣有直言不讳的品质，即使掉了两颗牙齿，也是值得的，因为两颗牙齿换来了一个明君和国家的兴盛，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一幕大起大落的悲喜剧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使这段故事成为凝练而又一波三折的经典之作。
　　西汉史官司马迁
　　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
　　节选自《报任安书》
　　背景墙：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因“戾太子事件”受到牵连，蒙冤入狱，濒死之际，写信给司马迁，请他在汉武帝面前为自己鸣冤。司马迁后来给任安写了一封长信回复，即《报任安书》。按常理，司马迁在回信中，应对任安的求助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司马迁在信中却以极委婉的方式，回避了对任安求助的直接答复，而是详细地述说了自己六年前因替李陵辩诬而触怒汉武帝，下狱获死罪，而后自乞宫刑，在屈辱中隐忍苟活的处境，以及自己撰写《史记》的心愿。
　　妙解趣谈：任安是司马迁青年时代的好友。以司马迁的人格品德，对任安蒙冤入狱获死罪的遭遇不会无动于衷，当老友在濒死之际，带着求生的渴望向他求助时，司马迁更不可能因顾及自己的利害得失而袖手旁观。但他此时却无力救助朋友。因为自己即使如任安所请，去汉武帝面前为他明冤辩屈，不但无助于使任安死里逃生，还会让自己再一次因触怒汉武帝而获死罪入狱。司马迁不惧死，但如果当时死了，《史记》也就功败垂成了。
　　你对古代史官与帝王之间的权力博弈有什么看法？
　　@明翰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哪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是“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但帝王和史官，一个要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但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所以要做到秉笔直书真的很难。
　　@王月河 我觉得，古代史官不可能脱离统治者的意志和时代局限，做违心失实的记载不可避免。如果他们都能像董狐这样有风骨，能客观记载事实，就能给后人留下更可借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