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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英培、范振钰有段相声，叫《破镜重圆》，讲一对夫妇的分与合。两人结婚二十多年，和睦恩爱，下面有子有女，谁见了都羡慕。然后，有一天早起，两人在衣柜的大镜子前穿衣，妻子比丈夫矮一头，丈夫随口就说：“嘿，你只到我肩膀。”妻子立刻顶了一句：“嫌我矮？你找个儿高的去呀！”
互相冲撞了几句，俩人就此不说话，直到闹到分居。后边如何和好的事且不提了，过去的相声也许不很有笑点，但作者和演员常常有一颗爱人之心。你有了点经历，你就明白《破镜重圆》写得多么真实，需要何其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感觉，多少亲密关系死于“一言不合”，多少自以为知根知底的人，突然发现原来两人之间的隔阂那么深。
隔阂，也是契诃夫小说里最稳定的主题。但这是一个深刻的心理现象，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体会。对二十来岁的人而言，世界尚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概念，生活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冒险，每一天都可能出现新的人、新的奇遇，碰了钉子没关系，换一个方向掘进即可，总能指望有人听进去自己的声音。
然而，一旦你的生活格局稳定下来，隔阂的困扰就出现了：当你有了朝夕共处的人，如果他或她突然变得完全不能理解你，你肯定要痛苦死的。
这种痛苦是最无力纾解的。生活对你最大的考验不是给你安排了多少个敌人（哪怕你把在朋友圈里所有晒优越的人都视为你的敌人），而是让你发现，自己没法跟正常的人、跟朋友、跟亲人沟通。越是年深日久的友谊亲情，越是脆弱——这一点，在契诃夫之前，没有谁真正把握住，并写成耐嚼的故事过。
他的小说独一无二，偏离了俄国传统，跟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距离遥远，要说其中富有诗意，但又同俄国诗圣普希金有很大一段距离。普希金写过的经典故事《黑桃皇后》，或想一想莫泊桑最有名、争议也最大的《项链》，还有欧·亨利之类，他们的故事都建立在一种谋划之上，效果是谋划出来的：鬼神掺合，机缘巧合，人物突然发疯，项链突然被宣布为假的，诸如此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人物押下了一大笔赌注，结果事与愿违，输个精光——作家就以此取悦读者和观众。
在契诃夫小说全集重装发布的时候，我若有所思地想到，这不是个适合契诃夫生存的舆论环境，因为，这个环境已经完全刷上了媒体的颜色。媒体希望制造给公众的饲料，最好拥有《项链》那样的结尾；媒体让人整天关心的就是所谓“神转折”，培养了一批紧盯悬念、期待转折的看客，一堆“分析人士”在新闻事件里寻找逆转的可能，津津乐道地分析。如果没有转折，那么交锋也是必需的：必须有两方人士围绕一件事情“辩论”，这样，静态的事才能动起来，发生在特定人身上的事情，才会显得和其他人相关。
契诃夫写的却是内心戏，例如隔阂。隔阂这种东西，从外在是看不出来。新闻里说一对金童玉女分手，你能看到他们的隔阂么？不，你看到的只是“般配”这种肤浅的东西，你意淫着那个男人/女人，出身好，情商智商超高，我喜欢，让给我吧……对不住了，契诃夫不来调动或满足你的这种幻想。比如说，一篇《睡眠》，说一个孤儿照料一个婴孩，婴孩晚上哇哇大哭，吵得她睡不好觉，她就把孩子给闷死了——也很像一条社会新闻，可是他让读者看到，在残酷和愚蠢行为的背后，是孤儿怎样的人生经历。比如《安纽达》，主角是一个无家可归，靠着给公寓里的大学生做情妇度日的女孩，她脱掉上衣，给她的第n任男友，一个准备解剖课考试的医学院学生做活体标本。她心里明白，男孩一毕业，他们的关系就会了结，他会进入一段体面的婚姻，而她只能继续寻找下一个能收容她的人——不敢奢求爱。
在表面平静如水的现实过程下捕捉住内心的“一动”，这是契诃夫厉害的地方。他不是莫泊桑能比肩的。你过去若对契诃夫有个印象，顶多只觉得他是个揭露社会冷漠的行家，可你在体会过那种无法归咎于谁的孤独之痛之后，才慢慢明白，人的内心戏，远比外在的聚散离合、嬉笑怒骂复杂得多。
在《复活节之夜》里，主角坐一条摆渡船去听弥撒，船夫是个修士，一路上一直在念叨一位刚刚早逝的同事，说他给教堂写的赞美诗有多好，说他多少次听到泣下。从教堂回来，主角发现，那个修士还在撑船，他心里一动：这个复活节之夜，为什么还没有人来替代他？为什么不派一个不太敏感的人来替代他，而让他毫无牵绊、无拘无束地沉浸在知音的幸福之中呢？
如果你一直不去体察别人的内心活动，你就会觉得别人没有内心活动，就不会感觉到别人有细微的情感需求。迟钝的大众，从来是以类别代替具体的人的，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东西笼统地视为“不正常”，把悲剧的发生看作人之恶在作祟。但契诃夫对简单的恶不感兴趣——他总是在冷漠与残酷之间划出界线：冷漠意味着同情的丧失，或者，一个人出于种种原因没能表达他的同情。在契诃夫的小说里，最坏的并不是作恶多端，而是两个人没能“交换”他们的感情，两个人，各自都断定对方自私，从而愈行愈远。
契诃夫不是要人们遗忘恶，也不是要人们在恶中看到善——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鼓吹“要爱你的敌人”。他是个农奴的孙子，一位暴戾父亲的儿子，而且早在二十多岁时，就知道肺结核病不会让他活很久。可他从来不信上帝，也不信转世投胎福祸报应之说。他是世俗的，属苍生的。之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失落，一些喜悦，一些嫉妒、悲伤、痛苦、疯狂需要回应，是因为若非如此，每个人都将只有孤星一样的命运。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和其他人类的关系之中。如果世界是个地狱，那是因为我们把它变成了地狱；如果我们想要快乐，就必须和身边的人在一起。
契诃夫小说的“点”，神经稍微粗放一点，就get不到，或者问出一个“so what？”的问题。他的小说挑战读者，也培育读者，磨他们的心。你想想，在契诃夫所处的19世纪末，没有互联网，没有购物商场，没有空调，没有足球联赛、电影、电视，在那之前的几百几千年，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都是“无声”的，人们根本没有即时表达自己的机会。你再想想俄罗斯，冬夜苦寒，除了围坐在火堆边上互相说故事外，人们别无娱乐方式；那些故事当然大多数是离奇惊悚，怪力乱神，突然之间，有一个叫契诃夫的人，用大众都能懂的语言，叙述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别有匠心地露出了其中被人忽略的动人之处，他在26岁上就已发表了将近四百篇前人从未写过的故事……这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现象？
他写的都是俄国小民的故事，裁缝，理发师，面包师，厨师，学生，小公务员，小律师，学徒，黄花闺女，修士，马车夫，船夫，搬运工，仆人……大多数人的生活半径都短得可怜。但是巴巴拉·W.塔奇曼却说，契诃夫是那个时代“最伟大、可能是最接近普遍真理的作家”。
什么是普遍真理？咫尺天涯，人心两隔。
我的孩子死了，我讲给你听，你说，啊，你别跟我讲，那么我讲给一个青年马车夫，我们是同龄人……完了，他也不听，那怎么办？我讲给马听。这是《苦恼》中的隔阂。小万卡在莫斯科的裁缝铺受尽折磨，写信给他唯一的亲人——爷爷，要他把自己接到乡下去，他用1戈比买的信封，信封地址栏里写“给我乡下的爷爷”。这是《万卡》里的隔阂。这些隔阂，因为技术革新，因为互联网，因为电话、传真、铁路、公路而打破了吗？你会因为在第一时间听到了别人的表达，收到了发过来的表情，而懂得并回应他/她的需要吗？
互相冲撞了几句，俩人就此不说话，直到闹到分居。后边如何和好的事且不提了，过去的相声也许不很有笑点，但作者和演员常常有一颗爱人之心。你有了点经历，你就明白《破镜重圆》写得多么真实，需要何其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感觉，多少亲密关系死于“一言不合”，多少自以为知根知底的人，突然发现原来两人之间的隔阂那么深。
隔阂，也是契诃夫小说里最稳定的主题。但这是一个深刻的心理现象，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体会。对二十来岁的人而言，世界尚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概念，生活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冒险，每一天都可能出现新的人、新的奇遇，碰了钉子没关系，换一个方向掘进即可，总能指望有人听进去自己的声音。
然而，一旦你的生活格局稳定下来，隔阂的困扰就出现了：当你有了朝夕共处的人，如果他或她突然变得完全不能理解你，你肯定要痛苦死的。
这种痛苦是最无力纾解的。生活对你最大的考验不是给你安排了多少个敌人（哪怕你把在朋友圈里所有晒优越的人都视为你的敌人），而是让你发现，自己没法跟正常的人、跟朋友、跟亲人沟通。越是年深日久的友谊亲情，越是脆弱——这一点，在契诃夫之前，没有谁真正把握住，并写成耐嚼的故事过。
他的小说独一无二，偏离了俄国传统，跟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距离遥远，要说其中富有诗意，但又同俄国诗圣普希金有很大一段距离。普希金写过的经典故事《黑桃皇后》，或想一想莫泊桑最有名、争议也最大的《项链》，还有欧·亨利之类，他们的故事都建立在一种谋划之上，效果是谋划出来的：鬼神掺合，机缘巧合，人物突然发疯，项链突然被宣布为假的，诸如此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人物押下了一大笔赌注，结果事与愿违，输个精光——作家就以此取悦读者和观众。
在契诃夫小说全集重装发布的时候，我若有所思地想到，这不是个适合契诃夫生存的舆论环境，因为，这个环境已经完全刷上了媒体的颜色。媒体希望制造给公众的饲料，最好拥有《项链》那样的结尾；媒体让人整天关心的就是所谓“神转折”，培养了一批紧盯悬念、期待转折的看客，一堆“分析人士”在新闻事件里寻找逆转的可能，津津乐道地分析。如果没有转折，那么交锋也是必需的：必须有两方人士围绕一件事情“辩论”，这样，静态的事才能动起来，发生在特定人身上的事情，才会显得和其他人相关。
契诃夫写的却是内心戏，例如隔阂。隔阂这种东西，从外在是看不出来。新闻里说一对金童玉女分手，你能看到他们的隔阂么？不，你看到的只是“般配”这种肤浅的东西，你意淫着那个男人/女人，出身好，情商智商超高，我喜欢，让给我吧……对不住了，契诃夫不来调动或满足你的这种幻想。比如说，一篇《睡眠》，说一个孤儿照料一个婴孩，婴孩晚上哇哇大哭，吵得她睡不好觉，她就把孩子给闷死了——也很像一条社会新闻，可是他让读者看到，在残酷和愚蠢行为的背后，是孤儿怎样的人生经历。比如《安纽达》，主角是一个无家可归，靠着给公寓里的大学生做情妇度日的女孩，她脱掉上衣，给她的第n任男友，一个准备解剖课考试的医学院学生做活体标本。她心里明白，男孩一毕业，他们的关系就会了结，他会进入一段体面的婚姻，而她只能继续寻找下一个能收容她的人——不敢奢求爱。
在表面平静如水的现实过程下捕捉住内心的“一动”，这是契诃夫厉害的地方。他不是莫泊桑能比肩的。你过去若对契诃夫有个印象，顶多只觉得他是个揭露社会冷漠的行家，可你在体会过那种无法归咎于谁的孤独之痛之后，才慢慢明白，人的内心戏，远比外在的聚散离合、嬉笑怒骂复杂得多。
在《复活节之夜》里，主角坐一条摆渡船去听弥撒，船夫是个修士，一路上一直在念叨一位刚刚早逝的同事，说他给教堂写的赞美诗有多好，说他多少次听到泣下。从教堂回来，主角发现，那个修士还在撑船，他心里一动：这个复活节之夜，为什么还没有人来替代他？为什么不派一个不太敏感的人来替代他，而让他毫无牵绊、无拘无束地沉浸在知音的幸福之中呢？
如果你一直不去体察别人的内心活动，你就会觉得别人没有内心活动，就不会感觉到别人有细微的情感需求。迟钝的大众，从来是以类别代替具体的人的，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东西笼统地视为“不正常”，把悲剧的发生看作人之恶在作祟。但契诃夫对简单的恶不感兴趣——他总是在冷漠与残酷之间划出界线：冷漠意味着同情的丧失，或者，一个人出于种种原因没能表达他的同情。在契诃夫的小说里，最坏的并不是作恶多端，而是两个人没能“交换”他们的感情，两个人，各自都断定对方自私，从而愈行愈远。
契诃夫不是要人们遗忘恶，也不是要人们在恶中看到善——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鼓吹“要爱你的敌人”。他是个农奴的孙子，一位暴戾父亲的儿子，而且早在二十多岁时，就知道肺结核病不会让他活很久。可他从来不信上帝，也不信转世投胎福祸报应之说。他是世俗的，属苍生的。之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失落，一些喜悦，一些嫉妒、悲伤、痛苦、疯狂需要回应，是因为若非如此，每个人都将只有孤星一样的命运。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和其他人类的关系之中。如果世界是个地狱，那是因为我们把它变成了地狱；如果我们想要快乐，就必须和身边的人在一起。
契诃夫小说的“点”，神经稍微粗放一点，就get不到，或者问出一个“so what？”的问题。他的小说挑战读者，也培育读者，磨他们的心。你想想，在契诃夫所处的19世纪末，没有互联网，没有购物商场，没有空调，没有足球联赛、电影、电视，在那之前的几百几千年，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都是“无声”的，人们根本没有即时表达自己的机会。你再想想俄罗斯，冬夜苦寒，除了围坐在火堆边上互相说故事外，人们别无娱乐方式；那些故事当然大多数是离奇惊悚，怪力乱神，突然之间，有一个叫契诃夫的人，用大众都能懂的语言，叙述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别有匠心地露出了其中被人忽略的动人之处，他在26岁上就已发表了将近四百篇前人从未写过的故事……这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现象？
他写的都是俄国小民的故事，裁缝，理发师，面包师，厨师，学生，小公务员，小律师，学徒，黄花闺女，修士，马车夫，船夫，搬运工，仆人……大多数人的生活半径都短得可怜。但是巴巴拉·W.塔奇曼却说，契诃夫是那个时代“最伟大、可能是最接近普遍真理的作家”。
什么是普遍真理？咫尺天涯，人心两隔。
我的孩子死了，我讲给你听，你说，啊，你别跟我讲，那么我讲给一个青年马车夫，我们是同龄人……完了，他也不听，那怎么办？我讲给马听。这是《苦恼》中的隔阂。小万卡在莫斯科的裁缝铺受尽折磨，写信给他唯一的亲人——爷爷，要他把自己接到乡下去，他用1戈比买的信封，信封地址栏里写“给我乡下的爷爷”。这是《万卡》里的隔阂。这些隔阂，因为技术革新，因为互联网，因为电话、传真、铁路、公路而打破了吗？你会因为在第一时间听到了别人的表达，收到了发过来的表情，而懂得并回应他/她的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