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是海内外华人引以为荣的自我称谓。这个词的真正出现与广泛使用是在清朝末年，但其雏形“黄炎之后”、“炎黄苗裔”、“黄帝子孙”等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有了，这些都是“炎黄子孙”称谓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表现形态。《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炎黄时代没有文字，也不可能有“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这样的名词，但却为后世此类名词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诸子争鸣，“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孔予称赞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庄子认为“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田寺，祭黄帝；作下田寺，祭炎帝。”大约半个世纪以后，齐威王铸敦铭记“高祖黄帝”，自认为黄帝子孙。《国语·鲁语》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说明舜、禹皆为黄帝之后。《国语·周语》说：“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忄舀淫之心间之，故亡其姓氏。……夫亡者岂系无宠，皆黄炎之后也。”
　　秦汉时期是“黄帝子孙”等称谓出现并得到认同的时期。汉高祖刘邦编造了赤帝(炎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为以汉代秦制造舆论。汉初黄老学盛行，“百家言黄帝”。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率10余万大军北巡朔方，归途中“祭黄冢桥山”，开创了黄帝陵祭。王莽代汉时自称黄帝之后，声称“姚、妫、陈、田、王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真正把黄帝华夏始祖之地位确立下来的是司马迁。翻开《史记》，第一位进入我们视线的人物就是黄帝。在司马迁的笔下，不仅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圣贤明君是黄帝子孙，而且秦、晋、卫、宋、陈、郑、韩、赵、魏、楚、吴、越等诸侯们也是黄帝之后，甚至连匈奴、闽越之类的蛮夷原来亦为黄帝苗裔。如此一来，便把各族统统纳入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中去了。司马迁坚持大一统历史观和民族观，将黄帝民族共祖的地位典籍化，上承“百家杂语”，下启二十四史，对于国人自称“黄帝子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汉元帝、成帝时，博士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时称“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亦云“《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这说明“黄帝子孙”一词在汉代主要是指圣贤明君，并未泛指平民百姓。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称炎黄之后者不乏其人。贵族墓志中祖述炎黄者不胜枚举。这么多人竞相自称炎黄之后，未必合乎历史事实，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时人对以黄帝为核心的民族先祖谱系的认同。
　　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说：“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唐人林宝的姓氏名著《元和姓纂》“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而《世本》简直就是一部黄帝和炎帝的族谱。唐代族谱已不可见，宋明以后的族谱大都攀附历史上的同姓名人，甚至远祖炎黄二帝，故而梁启超感叹“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宋王朝尊奉炎帝为感生帝，宋真宗尊黄帝崇道教。与宋对峙的辽统治者自称炎帝后裔。《辽史·世表》曰：“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氵 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契丹人究竟是不是炎黄之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这正是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魏晋以降至清末以前，虽然炎黄二帝备受尊崇，但“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词语却隐而不显，很少使用。究其原因，大概与古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较淡，对炎黄二帝均尊崇文化性大于血缘性，“炎黄子孙”一词的指代范围较小等因素有关。古代中国是“王朝国家”，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王朝国家更需要的是本朝本宗之祖，正如杜佑在《通典》中所说：“远祖非一，不可遍追，故亲尽而止。”窃以为“炎黄子孙”一词的含义与使用，可能经历了一个由直系到旁系，由贵族到平民，由血缘到文化，由实指到泛指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说，尽管炎黄二帝在古代备受尊崇，但其“文明初祖”和“帝王鼻祖”的形象较之“民族始祖”的形象更为突出，故而“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等词语无法成为普遍使用的称谓。
　　甲午战争以后，列强侵华加剧，清廷治国无方，中华民族危机，民族主义传入，长期蛰伏不显的“炎黄子孙”等称谓好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频频见诸于书刊报纸，成为广泛使用的流行词语。改良派是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而革命派则是真正的主导者。二者虽然同样使用“炎黄子孙”，但含义却明显不同，改良派认为“我国皆黄帝子孙”，革命派却认为“炎黄之裔，厥惟汉族”。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己任的国粹学派，视黄帝为国粹、国魂。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诗云：“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 满族贵族盛昱大声疾呼：“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大破旗汉界，谋生皆自便。”清末“炎黄子孙”称谓的勃兴一方面促进了反清革命的兴起与胜利，另一方面在促使“炎黄子孙”真正成为国人广泛使用的自我称谓的同时，又缩小了“炎黄子孙”一词的指代范围，不利于民族国家的构建。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取代了“驱除鞑虏”，“炎黄子孙”亦由汉人的同义语转变为中国人的代名词。经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洗礼，国人进一步形成了“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的共识。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浴火重生的时候。“炎黄子孙”称谓终于在抗战的烽火中定型为中华民族的指代符号，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的电报中称：“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国共两党同祭陕西黄帝陵，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蒋介石亲题“黄帝陵”三字，他们都以“炎黄子孙”自居。学者们纷纷以笔代枪，弘扬炎黄二帝伟绩，激励军民抗战士气。陈子怡先生在《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一耶？二耶？》一文中指出：“非黄帝子孙者，皆纳入黄帝子孙之中，而无论何姓，皆黄帝子孙矣”，“所以后世之人，咸谓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也”。钱穆先生在《黄帝》一书中认为，“我们自称为‘炎黄子孙’，是很有道理的。”表达了对“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称谓的认同。
　　“炎黄子孙”称谓与其说是一个血缘符号，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海内外华人自称“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因此，只要这种认同心理继续存在，“炎黄子孙”称谓就会继续使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