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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是通过古代来理解现代，但是，更理想的话，我们还可以从古代发生的事情中有所学习。
作为曾经的罗马帝国的东半部，拜占庭帝国即使是在罗马帝国主体陷入崩溃之后，依然兴盛了很久。人类历史上没有几个王国可以生存超过一千年，而拜占庭帝国的跨度从君士坦丁堡建立之初的公元330年，直到1453年。
不幸的是，因为几代人都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个强盛的、曾经统治从威尼斯到巴勒斯坦、从北非到高加索山的东地中海大帝国的历史，现代世界本来可以借鉴汲取的这一课，在时间的迷雾中散失掉了——而本来，这应该是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值得欧盟借鉴的一课。
“拜占庭式的”误解
和欧盟一样，拜占庭帝国是一个多语言、多种族、跨越若干不同气候区域的联邦，其统辖之下的不同经济体五花八门，从喧闹的城市到集市小镇，从繁荣的港口到小规模的田间村落。不仅仅是这些相似之处，拜占庭帝国还有一个统一的货币——而且其货币的币值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波动。
在英国议会里，议员们一个个地将过度规制和过于复杂的立法称为“拜占庭式的”，遗憾的是，他们所代表的这种大众见解却和事实正相反，拜占庭帝国其实是一个复杂机制有效运转的典范——特别是在欧盟梦寐以求希望实现的那些领域：和欧盟不同，拜占庭帝国在征税方面并没有陷入低效和不均衡的状态；利润并不会被截留在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区域，从而影响帝国的结构。拜占庭帝国的政府是简单、轻盈、有效的。
毫无疑问，帝国的不同组成部分有不同的税收规则或者政策：要想让一个具有单一货币的国家运转自如，其必须形成财政、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体；税收需要从国家的四周向中心上交；而且人们也理解，资源需要从富裕地区向并不占有那么多有利条件的地区有所转移——哪怕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到开心。一位11世纪的拜占庭写作者抗议道，自由，就是意味着不要征税。
长期衰退的原因
要是欧元区的官僚们可以从帝国的结构中有所学习，那么他们也可以从考察这个帝国怎样应对其长期经济衰退的历史中获益——导致这一衰退过程的致命因素的组合，和令今日诸多西方经济体跛足的原因如出一辙。
在1070年代，拜占庭政府的税收来源崩溃了，而同时在要害部门（比如军事）上产生的国家支出仍在不断上升；向这局面火上浇油的，是一场持久的流动性危机。局面变得如此之糟，以至于国库的大门根本没有被关上：当时有人写道：对国库的大门上锁毫无意义，因为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盗窃。
对这场危机负有责任的人没有得到宽恕。一个名叫Nike phoritzes的宦官，被因不断上涨的物价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愤怒地揭竿而起的群众痛斥，最终被折磨致死。广泛存在的群众不满导致了其他要员未经仪式就被赶下台。
这场危机中甚至出现了一个和Nigel Farage一样的人物，这个人关于事情为什么变得这样糟糕的论点听上去，按一个当时的人的说法，是那样“具有说服力”，以至于他走到哪里，那里的人就一致地礼遇他，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在那个旧有的守卫者失去行动能力，只好无所作为、出现了可怕的思想贫瘠的时代，他真是一缕清新的气息。他说现在的这茬领导人毫无用处，这真是无可辩驳的实话。
什么是好政策
当时被尝试的僵硬、毫无生气的政策，着实是灾难性的，对解决问题毫无效力。包括通过不断铸造货币来让货币贬值，同时不断降低货币中贵金属的成份；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量化宽松政策。这就好像在枪伤处打石膏。
随着局势恶化，更换旧有的守卫者的时候到了。一批新鲜血液被输入，随着他们到来的还有激进的新思想。这些新主意里有一个拯救计划，好像德国今天的救市行动（拯救计划），虽然这个主意没有能够成型，但它曾经一度看上去很有希望。
等到食物短缺出现、清谈开始变身为末日灾难的时候，人们没有选择，只能采取果断的行动。 这个解决方案包括三重内容：
首先，货币被从流通中拿了出来，替换品是一种能够如实反映其真实成色的新货币；其次，征税系统被修整，帝国境内具有田产者成为了未来的征税人。最后，贸易壁垒被降低，从而鼓励具有外部资本的人比以往更容易、更低成本地进行投资——不是在田产买卖的领域，而是特定在贸易方面。
帝国的困境太深，以至于贸易门槛被降低到了这样的地步：外部投资者可以用低于本地人价格的价格竞价，起码在短期内，从而实现刺激经济的目的。这个政策组合生效了：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痛苦，就让一个遭受了经济心肌梗的患者重获了活力。
11世纪的Nigel Farage并没有实现这一壮举，但是他为一个真正优秀的选手升上顶端的舞台铺了路。这个再造了拜占庭帝国的人名叫Alexios Komnenos，虽然他需要为自己的改革付出代价：在有生之年，他因为自己艰难做出的一些决策受到鄙夷，并因此在之后若干世纪的历史中被人忽略。
或许，处于今日的我们，应该张望四方，寻找这样的具有足够宽阔的肩膀的人。
（本文选自《卫报》 译者：封楚宁）
作为曾经的罗马帝国的东半部，拜占庭帝国即使是在罗马帝国主体陷入崩溃之后，依然兴盛了很久。人类历史上没有几个王国可以生存超过一千年，而拜占庭帝国的跨度从君士坦丁堡建立之初的公元330年，直到1453年。
不幸的是，因为几代人都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个强盛的、曾经统治从威尼斯到巴勒斯坦、从北非到高加索山的东地中海大帝国的历史，现代世界本来可以借鉴汲取的这一课，在时间的迷雾中散失掉了——而本来，这应该是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值得欧盟借鉴的一课。
“拜占庭式的”误解
和欧盟一样，拜占庭帝国是一个多语言、多种族、跨越若干不同气候区域的联邦，其统辖之下的不同经济体五花八门，从喧闹的城市到集市小镇，从繁荣的港口到小规模的田间村落。不仅仅是这些相似之处，拜占庭帝国还有一个统一的货币——而且其货币的币值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波动。
在英国议会里，议员们一个个地将过度规制和过于复杂的立法称为“拜占庭式的”，遗憾的是，他们所代表的这种大众见解却和事实正相反，拜占庭帝国其实是一个复杂机制有效运转的典范——特别是在欧盟梦寐以求希望实现的那些领域：和欧盟不同，拜占庭帝国在征税方面并没有陷入低效和不均衡的状态；利润并不会被截留在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区域，从而影响帝国的结构。拜占庭帝国的政府是简单、轻盈、有效的。
毫无疑问，帝国的不同组成部分有不同的税收规则或者政策：要想让一个具有单一货币的国家运转自如，其必须形成财政、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体；税收需要从国家的四周向中心上交；而且人们也理解，资源需要从富裕地区向并不占有那么多有利条件的地区有所转移——哪怕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到开心。一位11世纪的拜占庭写作者抗议道，自由，就是意味着不要征税。
长期衰退的原因
要是欧元区的官僚们可以从帝国的结构中有所学习，那么他们也可以从考察这个帝国怎样应对其长期经济衰退的历史中获益——导致这一衰退过程的致命因素的组合，和令今日诸多西方经济体跛足的原因如出一辙。
在1070年代，拜占庭政府的税收来源崩溃了，而同时在要害部门（比如军事）上产生的国家支出仍在不断上升；向这局面火上浇油的，是一场持久的流动性危机。局面变得如此之糟，以至于国库的大门根本没有被关上：当时有人写道：对国库的大门上锁毫无意义，因为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盗窃。
对这场危机负有责任的人没有得到宽恕。一个名叫Nike phoritzes的宦官，被因不断上涨的物价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愤怒地揭竿而起的群众痛斥，最终被折磨致死。广泛存在的群众不满导致了其他要员未经仪式就被赶下台。
这场危机中甚至出现了一个和Nigel Farage一样的人物，这个人关于事情为什么变得这样糟糕的论点听上去，按一个当时的人的说法，是那样“具有说服力”，以至于他走到哪里，那里的人就一致地礼遇他，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在那个旧有的守卫者失去行动能力，只好无所作为、出现了可怕的思想贫瘠的时代，他真是一缕清新的气息。他说现在的这茬领导人毫无用处，这真是无可辩驳的实话。
什么是好政策
当时被尝试的僵硬、毫无生气的政策，着实是灾难性的，对解决问题毫无效力。包括通过不断铸造货币来让货币贬值，同时不断降低货币中贵金属的成份；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量化宽松政策。这就好像在枪伤处打石膏。
随着局势恶化，更换旧有的守卫者的时候到了。一批新鲜血液被输入，随着他们到来的还有激进的新思想。这些新主意里有一个拯救计划，好像德国今天的救市行动（拯救计划），虽然这个主意没有能够成型，但它曾经一度看上去很有希望。
等到食物短缺出现、清谈开始变身为末日灾难的时候，人们没有选择，只能采取果断的行动。 这个解决方案包括三重内容：
首先，货币被从流通中拿了出来，替换品是一种能够如实反映其真实成色的新货币；其次，征税系统被修整，帝国境内具有田产者成为了未来的征税人。最后，贸易壁垒被降低，从而鼓励具有外部资本的人比以往更容易、更低成本地进行投资——不是在田产买卖的领域，而是特定在贸易方面。
帝国的困境太深，以至于贸易门槛被降低到了这样的地步：外部投资者可以用低于本地人价格的价格竞价，起码在短期内，从而实现刺激经济的目的。这个政策组合生效了：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痛苦，就让一个遭受了经济心肌梗的患者重获了活力。
11世纪的Nigel Farage并没有实现这一壮举，但是他为一个真正优秀的选手升上顶端的舞台铺了路。这个再造了拜占庭帝国的人名叫Alexios Komnenos，虽然他需要为自己的改革付出代价：在有生之年，他因为自己艰难做出的一些决策受到鄙夷，并因此在之后若干世纪的历史中被人忽略。
或许，处于今日的我们，应该张望四方，寻找这样的具有足够宽阔的肩膀的人。
（本文选自《卫报》 译者：封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