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红军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彪炳史册的伟大壮举，历时两载，行程数万里，最终胜利会师，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长征辉煌胜利的铸就，最首要、最根本的在于党的卓越领导，这既是来自历史的启示，也是面向未来的昭示。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了组织和军事问题，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坚强领导保证。1934年10月，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彻底破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长征路。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博古、李德等人不谙军事却又盲目自大，排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正确意见，致使红军陷入困境。湘江之战，被坛坛罐罐限制机动性的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党和红军何去何从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转进贵州，并获得周恩来、张闻天等大多数领导人支持，解决军事指挥和组织问题的条件日益成熟。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会议，标志着黨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后，“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为长征胜利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应该讲求实事求是。但在一段时期，党内存在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模式化的倾向，导致“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愈演愈烈。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始终坚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分析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并逐渐为全党全军所认同，最终在遵义会议上，中央多数领导人认清了教条主义的危害，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党中央真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在作决策、抓落实时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根据客观情况的新变化作出调整。有了实事求是这个锐利思想武器，党制定方针政策更具科学性，对红军长征的领导更加有力,“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中国共产党科学制定坚决执行北上政治路线，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明确目标引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制定了以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为特征的错误政治路线，最终导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开始后，红军一度陷入被动，直至遵义会议召开，党和红军才逐渐清除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最大限度减少了红军前进的阻力。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根据国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着眼未来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果断提出北上的战略任务，并排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干扰，率陕甘支队直趋陕北。中央到达陕北后，党和毛泽东着眼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的形势，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将党的政治路线真正扭转到正确轨道上来，在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泽东路线三军戴，胜利会师到渭阳”。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倡导并自觉践行群众路线，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深厚群众基础。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说，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在这场苦难行军中，红军将士斗志昂扬、勇往直前，沿途民众也慷慨解囊、踊跃参军，充分展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巨大威力。尤其是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平时始终以普通党员、普通一兵身份与大家同甘共苦、共渡时艰，朱德等同志还亲自为战士们寻找和辨识野菜、主动将马匹让给别人，战时党员干部靠前指挥，与战士们同生共死、患难与共；在对待沿途群众上，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党员，都时时处处以群众利益为重，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赢得了沿途各族群众的拥护支持。长征途中，“红军战士有困难，群众自动来支援。遇到艰苦和危险，干部带头走在前”，为铸就长征辉煌胜利夯实了深厚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