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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
看着周围的人,我以为他们是老神仙安排的道具,只为我的存活而来,我以为他们都会以我的意愿来行事,周围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以为我也不是我,只是一双被囚禁在盔甲里逃不出去的眼睛。多少人都死在了“我以为”上。所以我本是一个自私的人,即便是偶尔做些好事,也是为了博得父母老师的表扬。小时候干了不少坏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抓了一条小鲵,直接把妈妈吓得犯了心脏病。
是不是人在很小的时候,都会以为“世界只有我自己”。邻居一位哥哥扒汽车,结果车走了,他摔了。被别的孩子架回来的时候,他的膝盖血流如注,露出了白色的骨头茬儿。这哥哥一路哭号,他妈妈就叉着腰一路的大骂:“缺了个德的!少教育的!你他妈就不是人养的。”我站在旁边很纳闷:“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吵?不应该呀,他该不是他,他妈也不是他妈妈。他在哭,哭什么,疼吗?他该不疼啊。”我差点就过去告诉那位哥哥:“不要哭,你不是真的。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
小学一年级,和同学在石头堆上玩打仗。他一失手,一块鹅卵石直接砸在了我的额角,血当时就流了下来,我哭了。他也吓坏了,跪在地上求我不要告诉老师。我这才知道,原来我是可以被别人打疼的。看来邻居哥哥也是真哭的,看来我不是老神仙。二年级开学那天,我背了一个漂亮的塑料水壶。一个高年级的男孩子一把抢了过去。我过去争辩,被打。我这才明白,原来,世界真的不是只有我自己。
转眼,青春期到了,人最自私的时节也来了。个性张扬,处处要显得特立独行,自己的想法才是永远正确的。老师的话不对,父母的话更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唯我独尊。我那时看不起爸妈,不喜欢听他们说话,瞧不上他们的事业、观点,甚至他们平凡的长相、朴素的衣着,更别提他们为我做的一切了。那时候懂得美丑了,开始和同学们攀比穿戴了。天冷了,妈妈给我翻出了一顶爸爸戴过的皮帽子。我觉得过时了很难看,每天早上一出门就把帽子直接塞进书包,冻着去上学。放学了,进门之前,再把帽子掏出来戴上。
那时候,受港台文化影响,男孩子特别流行穿黑皮鞋、白襪子、黑西裤,上身夹克衫或者红色短棉衣,系条白围脖,头上却是一顶军用棉帽,再冷的天也不把帽耳朵放下来。帽子一摘,统一的“郭富城头”。骑的一定得是山地车,要是弯把儿的公路赛车更洋气。它们代表时尚,代表风气,代表可以昂头挺胸的权利,代表在学校,我说了算。
爸妈绝不惯着我,要什么就给买什么,所以这身行头我不会有。没有,在学校就得溜边儿,是非主流,浑身上下都会透着土和穷。看着自己的头发,我很愤怒:衣裳买不起也就罢了,头发根本不可能梳成郭富城头,因为我是“自来卷儿”。我气得在家里找,到底是谁遗传给我一头卷了吧唧的头发。自行车更要命,我那辆掉了漆的凤凰牌大“二八”,在学校的自行车棚里格外扎眼。放学了都不好意思跟着大家一块骑出校门口。更可恶的是,这辆车陪着我从初中骑进高中,我都进了话剧院学习表演了,我是演员了,它还跟着我。一个月黑风高夜,我把它戳在了一条胡同里,故意没上锁,它终于丢了。我爸还去找,肯定找不到。看着他心疼的样子,我得意至极。
现在才知道我那时究竟是多么混蛋。在这个家里,真的不是只有我自己。那时候,十几岁的半大小子抢劫盗窃、打架斗殴的现象特别严重,有些人的生活就是每天从这所学校打到那所学校,从这个区逃到那个区。再加上北方人脾气暴躁,彼此还不认识,互相看一眼就会动起手来。所以,那20世纪80年代的北方城市,有些恐怖。我的两所中学,各有一名学生被杀。最惨的被捅了十几刀,抛尸于太阳岛深处。后来犯罪嫌疑人被抓到了,是正值青春期的孩子。
我也遇过险,陪一个同学和人谈判,坐在对方的车里,车窗外一边一个黑衣的保镖。不知道哪句话没谈明白,保镖们各自举起一把一尺长的枪,冲着天上就放。我的耳朵呀,叫唤了3天。有一天回家,走在一条胡同里,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我偏偏不肯让。摩托车主急了,加大油门向我撞来。我只好一躲。车主开到前面下了车,冲我边走边解腰带,估计是要抽我。我会怕他?在地上寻了块砖攥在手里,准备应战。车主走到我的近前,忽然一抬手,一个冰凉梆硬的东西就顶住了我的脑门。我知道那不是皮带,砖头就撒了手。“小崽子,严打呢,你老实点儿!”车主吓唬完我,把枪收进了腰里扬长而去。我冷汗涔涔,我明白了,这条胡同不是只有我自己。
我曾经拿着上述的一切,作为骄傲的经历和谈资四处招摇。如今我知道错了,世界真的不是只有我自己。从无知的幼儿期,到狂躁的青春期,这是一个裂变的过程。从人变成鬼,再由鬼变回人。对一部分人来说,那是一个危险躁动的年纪,是一个不懂得珍惜青春、不懂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更不懂得去体谅别人,只顾自己的年纪。好在经历的挫折让我知道,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必走的弯路——可是真的必走吗?
“谁没年轻过?”这话可以带着一丝骄傲为我们混蛋的过去粉饰,但是一旦铸成大错,悔之晚矣。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甚至善待动物,因为,世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摘自《不靠谱的演员都爱说如果》)
(编辑/张金余)
看着周围的人,我以为他们是老神仙安排的道具,只为我的存活而来,我以为他们都会以我的意愿来行事,周围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以为我也不是我,只是一双被囚禁在盔甲里逃不出去的眼睛。多少人都死在了“我以为”上。所以我本是一个自私的人,即便是偶尔做些好事,也是为了博得父母老师的表扬。小时候干了不少坏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抓了一条小鲵,直接把妈妈吓得犯了心脏病。
是不是人在很小的时候,都会以为“世界只有我自己”。邻居一位哥哥扒汽车,结果车走了,他摔了。被别的孩子架回来的时候,他的膝盖血流如注,露出了白色的骨头茬儿。这哥哥一路哭号,他妈妈就叉着腰一路的大骂:“缺了个德的!少教育的!你他妈就不是人养的。”我站在旁边很纳闷:“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吵?不应该呀,他该不是他,他妈也不是他妈妈。他在哭,哭什么,疼吗?他该不疼啊。”我差点就过去告诉那位哥哥:“不要哭,你不是真的。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
小学一年级,和同学在石头堆上玩打仗。他一失手,一块鹅卵石直接砸在了我的额角,血当时就流了下来,我哭了。他也吓坏了,跪在地上求我不要告诉老师。我这才知道,原来我是可以被别人打疼的。看来邻居哥哥也是真哭的,看来我不是老神仙。二年级开学那天,我背了一个漂亮的塑料水壶。一个高年级的男孩子一把抢了过去。我过去争辩,被打。我这才明白,原来,世界真的不是只有我自己。
转眼,青春期到了,人最自私的时节也来了。个性张扬,处处要显得特立独行,自己的想法才是永远正确的。老师的话不对,父母的话更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唯我独尊。我那时看不起爸妈,不喜欢听他们说话,瞧不上他们的事业、观点,甚至他们平凡的长相、朴素的衣着,更别提他们为我做的一切了。那时候懂得美丑了,开始和同学们攀比穿戴了。天冷了,妈妈给我翻出了一顶爸爸戴过的皮帽子。我觉得过时了很难看,每天早上一出门就把帽子直接塞进书包,冻着去上学。放学了,进门之前,再把帽子掏出来戴上。
那时候,受港台文化影响,男孩子特别流行穿黑皮鞋、白襪子、黑西裤,上身夹克衫或者红色短棉衣,系条白围脖,头上却是一顶军用棉帽,再冷的天也不把帽耳朵放下来。帽子一摘,统一的“郭富城头”。骑的一定得是山地车,要是弯把儿的公路赛车更洋气。它们代表时尚,代表风气,代表可以昂头挺胸的权利,代表在学校,我说了算。
爸妈绝不惯着我,要什么就给买什么,所以这身行头我不会有。没有,在学校就得溜边儿,是非主流,浑身上下都会透着土和穷。看着自己的头发,我很愤怒:衣裳买不起也就罢了,头发根本不可能梳成郭富城头,因为我是“自来卷儿”。我气得在家里找,到底是谁遗传给我一头卷了吧唧的头发。自行车更要命,我那辆掉了漆的凤凰牌大“二八”,在学校的自行车棚里格外扎眼。放学了都不好意思跟着大家一块骑出校门口。更可恶的是,这辆车陪着我从初中骑进高中,我都进了话剧院学习表演了,我是演员了,它还跟着我。一个月黑风高夜,我把它戳在了一条胡同里,故意没上锁,它终于丢了。我爸还去找,肯定找不到。看着他心疼的样子,我得意至极。
现在才知道我那时究竟是多么混蛋。在这个家里,真的不是只有我自己。那时候,十几岁的半大小子抢劫盗窃、打架斗殴的现象特别严重,有些人的生活就是每天从这所学校打到那所学校,从这个区逃到那个区。再加上北方人脾气暴躁,彼此还不认识,互相看一眼就会动起手来。所以,那20世纪80年代的北方城市,有些恐怖。我的两所中学,各有一名学生被杀。最惨的被捅了十几刀,抛尸于太阳岛深处。后来犯罪嫌疑人被抓到了,是正值青春期的孩子。
我也遇过险,陪一个同学和人谈判,坐在对方的车里,车窗外一边一个黑衣的保镖。不知道哪句话没谈明白,保镖们各自举起一把一尺长的枪,冲着天上就放。我的耳朵呀,叫唤了3天。有一天回家,走在一条胡同里,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我偏偏不肯让。摩托车主急了,加大油门向我撞来。我只好一躲。车主开到前面下了车,冲我边走边解腰带,估计是要抽我。我会怕他?在地上寻了块砖攥在手里,准备应战。车主走到我的近前,忽然一抬手,一个冰凉梆硬的东西就顶住了我的脑门。我知道那不是皮带,砖头就撒了手。“小崽子,严打呢,你老实点儿!”车主吓唬完我,把枪收进了腰里扬长而去。我冷汗涔涔,我明白了,这条胡同不是只有我自己。
我曾经拿着上述的一切,作为骄傲的经历和谈资四处招摇。如今我知道错了,世界真的不是只有我自己。从无知的幼儿期,到狂躁的青春期,这是一个裂变的过程。从人变成鬼,再由鬼变回人。对一部分人来说,那是一个危险躁动的年纪,是一个不懂得珍惜青春、不懂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更不懂得去体谅别人,只顾自己的年纪。好在经历的挫折让我知道,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必走的弯路——可是真的必走吗?
“谁没年轻过?”这话可以带着一丝骄傲为我们混蛋的过去粉饰,但是一旦铸成大错,悔之晚矣。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甚至善待动物,因为,世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摘自《不靠谱的演员都爱说如果》)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