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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井丹同志于2006年11月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3岁。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的心情十分沉痛。与他相交几十年的往事历历浮现在脑际。
我和井丹同志初识于太原。那是1937年初我到太原军政训练班第十二连受训的时候，他已先在这个连队任生活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学生会主席)。他性格开朗，常对大家热情关照，我们都把他当老大哥看待。稍后又一起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总队(后称第四总队)，他任第一大队政治主任和中共总支部书记，我在第二连工作。年底部队扩编为第二纵队，他又转任新组建的第五总队总队长兼政治部主任，南我接任他在一大队的职务。那时我们决死队当中的中共党员同阎锡山派来的旧军官斗争剧烈，我们常能得到他的指点和支持，多次挫败了反动军官的阴谋破坏。
1940年底，他到《抗战日报》(是中共晋西区党委、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后称《晋绥日报》社，任报社社长兼中共晋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在报社任通讯采访部主任，还兼重庆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及其晋西北通讯站主任，经常向国民党地区进步报刊撰稿并组织稿件。1943年整风进入“抢救运动”阶段，有人借此对我进行政治诬陷。本来，他对我的情况完全清楚，而且我担任国新社的职务是经范长江同志报请周惠来同志批准的。此刻，周恩来怕我因此事惹下麻烦，还特地在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钧从延安动身去前方时，嘱托他路经兴县时捎话给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廖井丹：“穆欣同志这几年向大后方报纸写过不少介绍敌后军民坚持对敌斗争的通讯，对于粉碎国民党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的谣言，起了好的作用。”(廖井丹：《抗战日报)的战斗岁月》)只因上有康生之流极左路线的控制，下有某些“积极分子”的鼓噪，我仍遭受到不公正的批斗。对此，井丹同志也无可奈何，直到运动结束了，才给我彻底平反，还我历史清白。
日本投降以后，他随林枫同志前往东北工作，不久解放战争爆发，我也由新华总社派到陈赓部队采访，随军南征直到昆明；其后，我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职，他已到达四川：长期遥隔万里，不通音讯。在此期间，他曾在哈尔滨任《东北日报》兼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社长，其后随军南下，曾任武汉《长江日报》社长、重庆《新华日报》兼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社长：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的工作岗位不断变动，但他始终处在革命工作特别是宣传思想工作第一线，始终饱含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在工作中作出卓越成绩，尤其对开创新解放区新闻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1955年至1966年问，井丹同志历任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曾遭受迫害和打击，被迫停止工作。但他立场坚定，坚贞不渝，不信邪、不怕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文革”初期我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了几个月，老被江青随意找茬，横加指责，总说我对她的反革命步调“跟不上”，多次逼我写过“检讨”。1967年1月17日，在外单位工作的某红学家跑到《光明日报》贴了一张大字报，诬陷我“辱骂江青同志”、“破坏京剧革命”。据王力说，他在接受江青安排的对我进行调查的任务后，首先“找了廖井丹，廖井丹写了材料说：‘穆欣在整风中审查过，没有问题。’其他人也都是这样说的，我就跟江青说，穆欣没有问题。”(《王力反思录》)但这张大字报经过精心策划，贴出当天江青就逼我从钓鱼台回报社“参加运动”，被批斗了一个月。其后她又勾结林彪、谢富治把我关押在秦城，冤狱八年。当时寥井丹写的证明虽未发生作用，但在那个时候他仍仗义执言，使我非常感激。
1977年11月，廖井丹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分管宣传、出版工作。我在1979年12月恢复工作，任外文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会长和总编辑。1980年10月，《人民画报》发表一组介绍著名作家丁玲事迹的照片。丁玲蒙冤多年，已经平反。1979年10月丁玲恢复党籍和组织生活，并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当选全国作协副主席。但还有些人对她抱有成见，按“老皇历”办事：有一次局党组开会，有人坚决反对画报刊登丁玲这组照片。我把有关情况说了，并讲画报中外文各版共印120万份，第10期均已开印。他说应当毁版重印，赔多少钱也没关系。我说你可能不在乎让国家损失这笔巨款，但在政治上如何交代?主持会议的同志见此光景，向我说道，你同廖井丹同志比较熟悉，可以向他请示，请他定夺。当时井丹同志正在积极落实中央要求，坚持拨乱反正，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将此事向他汇报，他说，丁玲同志是著名作家，也是位好党员。中央已将过去对她的错定、错划全部平反，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工资待遇。你们在画报上宣传她的事迹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这场争论就解决了。
1984年夏天，原《抗战日报》老同志汇集太原，座谈报史：廖井丹为这次聚会写了回忆文章和一首长诗。会议期间谈到当年整风运动时，他为半个世纪以前报社在运动中发生的偏差，一再承担责任并做了检讨，足见井丹同志胸襟坦荡、严于律己的正派作风。那时，他在中宣部担任顾问，退居二线，任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后陪他到雁北访古，先后参观了始建于北魏时代的大同云冈石窟、五台山的古刹胜迹、浑源悬空寺和应县木塔，这些都是中外瞩目的著名古迹：一路上承他解说，增长了不少文物知识。
我们二人在北京的住处相距不远。我离休以后，彼此交往较多，所写著述也都送他以示请教。井丹同志思想敏锐，爱憎分明，许多问题我常能得到他的有益指点。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好传统，在他身上一直得到了很好的保持和发扬。可惜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健康情况日显衰退，最后两年住进医院再也没有出来。我也常被病患缠身，井丹同志闻讯思念，急忙命其长子前来探视，我却未能前去见他最后一面，成为无法弥补的憾事!
井丹同志是令人崇敬的好同志，在毕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他为党和人民战斗一生，对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
责编 韵 心
我和井丹同志初识于太原。那是1937年初我到太原军政训练班第十二连受训的时候，他已先在这个连队任生活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学生会主席)。他性格开朗，常对大家热情关照，我们都把他当老大哥看待。稍后又一起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总队(后称第四总队)，他任第一大队政治主任和中共总支部书记，我在第二连工作。年底部队扩编为第二纵队，他又转任新组建的第五总队总队长兼政治部主任，南我接任他在一大队的职务。那时我们决死队当中的中共党员同阎锡山派来的旧军官斗争剧烈，我们常能得到他的指点和支持，多次挫败了反动军官的阴谋破坏。
1940年底，他到《抗战日报》(是中共晋西区党委、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后称《晋绥日报》社，任报社社长兼中共晋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在报社任通讯采访部主任，还兼重庆国际新闻社特派员及其晋西北通讯站主任，经常向国民党地区进步报刊撰稿并组织稿件。1943年整风进入“抢救运动”阶段，有人借此对我进行政治诬陷。本来，他对我的情况完全清楚，而且我担任国新社的职务是经范长江同志报请周惠来同志批准的。此刻，周恩来怕我因此事惹下麻烦，还特地在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钧从延安动身去前方时，嘱托他路经兴县时捎话给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廖井丹：“穆欣同志这几年向大后方报纸写过不少介绍敌后军民坚持对敌斗争的通讯，对于粉碎国民党诬蔑我们‘游而不击’的谣言，起了好的作用。”(廖井丹：《抗战日报)的战斗岁月》)只因上有康生之流极左路线的控制，下有某些“积极分子”的鼓噪，我仍遭受到不公正的批斗。对此，井丹同志也无可奈何，直到运动结束了，才给我彻底平反，还我历史清白。
日本投降以后，他随林枫同志前往东北工作，不久解放战争爆发，我也由新华总社派到陈赓部队采访，随军南征直到昆明；其后，我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职，他已到达四川：长期遥隔万里，不通音讯。在此期间，他曾在哈尔滨任《东北日报》兼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社长，其后随军南下，曾任武汉《长江日报》社长、重庆《新华日报》兼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社长：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的工作岗位不断变动，但他始终处在革命工作特别是宣传思想工作第一线，始终饱含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在工作中作出卓越成绩，尤其对开创新解放区新闻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1955年至1966年问，井丹同志历任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曾遭受迫害和打击，被迫停止工作。但他立场坚定，坚贞不渝，不信邪、不怕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文革”初期我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了几个月，老被江青随意找茬，横加指责，总说我对她的反革命步调“跟不上”，多次逼我写过“检讨”。1967年1月17日，在外单位工作的某红学家跑到《光明日报》贴了一张大字报，诬陷我“辱骂江青同志”、“破坏京剧革命”。据王力说，他在接受江青安排的对我进行调查的任务后，首先“找了廖井丹，廖井丹写了材料说：‘穆欣在整风中审查过，没有问题。’其他人也都是这样说的，我就跟江青说，穆欣没有问题。”(《王力反思录》)但这张大字报经过精心策划，贴出当天江青就逼我从钓鱼台回报社“参加运动”，被批斗了一个月。其后她又勾结林彪、谢富治把我关押在秦城，冤狱八年。当时寥井丹写的证明虽未发生作用，但在那个时候他仍仗义执言，使我非常感激。
1977年11月，廖井丹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分管宣传、出版工作。我在1979年12月恢复工作，任外文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会长和总编辑。1980年10月，《人民画报》发表一组介绍著名作家丁玲事迹的照片。丁玲蒙冤多年，已经平反。1979年10月丁玲恢复党籍和组织生活，并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当选全国作协副主席。但还有些人对她抱有成见，按“老皇历”办事：有一次局党组开会，有人坚决反对画报刊登丁玲这组照片。我把有关情况说了，并讲画报中外文各版共印120万份，第10期均已开印。他说应当毁版重印，赔多少钱也没关系。我说你可能不在乎让国家损失这笔巨款，但在政治上如何交代?主持会议的同志见此光景，向我说道，你同廖井丹同志比较熟悉，可以向他请示，请他定夺。当时井丹同志正在积极落实中央要求，坚持拨乱反正，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将此事向他汇报，他说，丁玲同志是著名作家，也是位好党员。中央已将过去对她的错定、错划全部平反，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工资待遇。你们在画报上宣传她的事迹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这场争论就解决了。
1984年夏天，原《抗战日报》老同志汇集太原，座谈报史：廖井丹为这次聚会写了回忆文章和一首长诗。会议期间谈到当年整风运动时，他为半个世纪以前报社在运动中发生的偏差，一再承担责任并做了检讨，足见井丹同志胸襟坦荡、严于律己的正派作风。那时，他在中宣部担任顾问，退居二线，任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后陪他到雁北访古，先后参观了始建于北魏时代的大同云冈石窟、五台山的古刹胜迹、浑源悬空寺和应县木塔，这些都是中外瞩目的著名古迹：一路上承他解说，增长了不少文物知识。
我们二人在北京的住处相距不远。我离休以后，彼此交往较多，所写著述也都送他以示请教。井丹同志思想敏锐，爱憎分明，许多问题我常能得到他的有益指点。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好传统，在他身上一直得到了很好的保持和发扬。可惜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健康情况日显衰退，最后两年住进医院再也没有出来。我也常被病患缠身，井丹同志闻讯思念，急忙命其长子前来探视，我却未能前去见他最后一面，成为无法弥补的憾事!
井丹同志是令人崇敬的好同志，在毕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他为党和人民战斗一生，对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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