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对俄关系遭遇“宕机”

　　樊吉社：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任期虽然尚未结束，但人们基本上已能把他的“外交遗产”梳理出来了。在美俄关系方面，未来半年多的变数很小，这一关系不大可能在奥巴马离任之前发生新的重要变化。
　　过去七年多的奥巴马政府对俄外交跌宕起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9至2012年的“重启”。奥巴马就任总统后提出，美俄应该防止双边关系陷入“漂流”状态，因此要“重启”双边关系，即，与俄恢复战略层面的接触与协调，希望抛开过去的猜疑和对抗，超越冷战，将两国关系引入伙伴合作状态。为贯彻奥巴马的“无核世界”主张，美国在2010年先后出台《弹道防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表示要与俄“构建战略稳定关系”。同一时期，美俄在裁军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双方于2010年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事实上，美方似乎也准备在导弹防御问题上满足俄方的一些要求，展现灵活性。
　　但是美国也不必太得意，其短期之所得很可能也是长期之所失。美俄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已被重新激活，美官方文件、学术文章、媒体评论的主流观点认为过去美国低估了俄罗斯，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积极支持反政府的力量，低估俄的反应。现在美国再度重视俄，这就有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给美国自己重新背上恶化的美俄关系这个难以消化的长期战略负担。
　　美国过去低估了俄罗斯，认为俄已沦落为地区大国，因而在北约东扩、导弹防御等问题上并不太重视俄罗斯的利益诉求。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美国倾向于将俄在南奥塞梯问题、克里米亚问题上的行为与未来可能在立陶宛采取的行动联系起来。这意味着，美国更愿将俄视为潜在敌手加以防范，这种过度反应或者战略焦虑可能进一步恶化双边关系。

中东战略深陷“泥沼”

　　牛新春：同其在乌克兰问题上之所得相比，美国在中东的处境要糟糕许多。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影响力处在不可遏制的下滑过程中，而俄罗斯的影响力在上升。尽管目前美国仍是中东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外部国家，但过去五年这种影响力由于美国自身的失误和中东地区内部矛盾的发展演变而削弱了许多。
　　俄罗斯现在要重返中东。冷战时期，美苏在中东的争夺十分激烈，代理人战争一直在打。从冷战结束到“阿拉伯之春”，则是由美国一家主导中东事务。“阿拉伯之春”发生后，面对民主输出战略在不同国家造成的乱象，美国自己也已认识到用“民主之树”改造“中东沙漠”是不可行、不讨好的，更是自找麻烦，因而干预中东事务的意愿在下降。当然美国的硬实力还是很强，在中东仍占据绝对优势。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驻有军队3.5万人、战机好几百架，还有很多军事基地，俄罗斯只有2000人、50多架战机、1个军事基地。
　　现在，中东很多与美关系密切的国家对奥巴马政府的“软弱无力”、“激流勇退”不满，沙特、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都不满，都在等着美国下届政府上台后重新校准彼此合作。然而，他们很可能会失望，因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可能不是一个短期态势，未必只是奥巴马这一届政府的表现。现在美国对于在中东不该做什么已经认识得比较清楚了，比如大规模武装介入不能做、强行移植美式民主制度不能做，但对将来美国在中东应该、必须做什么还缺乏系统性的考虑，认识非常模糊。整体来说中东在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也在下降，美国现在最关切的是中东恐怖主义的威胁，但对如何根除它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 　　“战略收缩”的结果就是出现“战略真空”。沙特、伊朗都想填补这个“真空”，过去几年它们的地区影响力也确有上升。俄罗斯未必想填补“真空”，但借介入叙利亚问题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权力回归”。其实俄对如何解决叙利亚问题也没有好办法，但它有一个美国不能比拟的“优势”，就是在中东没有太多能源、经济方面的直接利益，可以更灵活地转身，想撤的时候撤得出来。这是我们观察俄罗斯中东政策需要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对俄政策失去方向

　　董春岭：围绕乌克兰危机的美俄博弈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去审视：一是对奥巴马与普京两位政治强人交锋的效果评价；二是美俄两国的地缘战略得失；三是对美俄两国的大战略影响。
　　从第一个维度看，奥巴马是失分的。在这场对垒中，普京表现得既出其不意、强硬果断，又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奥巴马则显得举棋不定，比较被动。
　　造成这种态势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奥巴马的外交战略仍是以亚太为重点来布局，因而在要不要以及如何介入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其次，美国低估了普京的外交主动性及其灵活运用大国外交的能力，在对手出牌时反应过于审慎和“迟钝”，显得“慢半拍”。第三，奥巴马应对危机时的一些举动暴露了美国的外交缺陷，比如强硬话语缺乏充分的实力支撑，自划“红线”却无捍卫之的勇气和能力，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协调也存在问题，没有展现出一个西方世界“领导者”应有的危机管控力。总的来说，奥巴马在处理有关问题时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收缩”或“克制”的姿态，不愿透支实力，避免卷入战争，使美国对对手的威慑力和在盟友当中的号召力都打了折扣，加重了人们对世界正加速进入无序状态的担忧。
　　从第二个维度看，美国利用这场危机在地缘政治中“占了便宜”。危机全方位拉近了美欧关系。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美欧俄三角关系呈现出美欧逐渐疏远、欧俄逐渐靠近的整体态势。由于奥巴马将战略重心调整至亚太，对欧债危机和中东乱局冷眼旁观，导致欧洲盟友怨声四起。相比之下，欧俄关系运转良好，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欧俄贸易总量达到了美俄的十倍。乌克兰危机后，欧俄潜在的地缘矛盾被激化，对抗迅速传导至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外交上，西方重新抱团，孤立俄罗斯。军事上，欧洲对美国的倚重增强，北约借助危机找到了机制存在的新价值和联盟强化的新动力。经济上，欧美联手制裁俄罗斯，欧洲在国际能源市场变化和地缘政治危机的双重驱动下开始主动寻找新卖家，追求能源供应多元化，减少对俄罗斯油气的依赖，欧俄能源合作告急，而坐享“页岩气革命”红利的美国则找到了美欧经济合作的新机遇，力推美欧贸易关系升级。文化上，乌克兰危机让欧洲看到了俄的领土扩张冲动和“帝国文化”特质，更将俄视为非西方的文化异类，对其心理排斥感增强。
　　另一方面，这场危机重创了俄的综合国力。西方的经济制裁与国际油价大跌、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这两大负面因素叠加，使俄经济陷入困境。俄“收回”克里米亚的做法加剧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缘危机感，促使中东欧国家加速向西方靠拢，甚至中亚一些国家也开始感到紧张，而美国则乘势加大对中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外交投入，普京的“欧亚联盟”战略也恐将受到影响。
　　从第三个维度看，这场危机使美国“大战略”失分。这场危机是冷战后东西方关系的分水岭，它让西方深刻感受到了俄的安全威胁，是对冷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击。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大战略设计者们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战略运筹，巩固一超地位，将俄整合进西方世界，使美苏两极对抗的时代永远成为过去。
　　美国的具体做法有三种：一是“弱俄”，通过欧盟和北约的东扩重塑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不断压缩俄战略空间，通过在俄周边部署反导系统削弱俄的战略威慑能力。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曾天真地认为美国会援助俄罗斯，帮助俄复苏经济，然而美国背弃了承诺，拒绝援助，任由俄经济衰落下去，其背后的目的不言而喻——俄沦为二流国家对美最有利。二是“拢俄”。冷战后，美国象征性地做出了一些机制性安排，希望使俄成为美国主导体系之下的合作伙伴，比如将俄纳入八国集团，在北约与俄之间搭建安全合作框架，希望把俄纳入到欧洲-大西洋的整体安全秩序中去。三是“同化俄”。一方面，美国通过扶持非政府组织和扩大对俄宣传，用美式价值观不停地侵蚀俄政治肌体，另一方面美国从未放弃在东欧、中亚地区策动“颜色革命”的努力，希望当中的案例能对俄产生某种传导效应。
　　乌克兰危机后，美国把俄拉入西方阵营的幻想彻底破灭，西方认定普京正把俄“带向错误的方向”，无法接纳一个带着“帝国复兴梦想”的俄罗斯。而俄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美国的战略动机，对美国无视俄“历史权利”和地缘利益、“像对待战败国一样对待俄罗斯”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屈辱感和危机感，不再乞求施舍，而是决定靠斗争求生存。
　　客观而言，俄罗斯退出八国集团加速了这个“西方小集团”制度安排的衰落，而20国集团、上合组织、金砖机制成为其更加倚重的国际制度安排，这将使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衰落更加显性化。所以从地缘大战略的角度讲，美国冷战后对国际秩序的“顶层设计”在俄罗斯方向上已经破产，新的对俄战略应该如何制定，美国自己远还没有想好。奥巴马政府执政已近尾声，不可能在重审对俄关系方面有什么新动作，未来美国对俄政策图景恐怕还要等新政府上台后相当一段时间后才有基本轮廓。

推进“亚太再平衡”受到干扰

　　董春岭：此外，乌克兰危机也给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主体部分造成了负面影响，其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步伐受到牵制。奥巴马上台后，全球战略调整的目标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结束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把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以期充分利用这一地区的发展红利振兴国内经济，恢复国家实力，同时防范中国等亚太地区新兴大国的崛起。然而就在这一战略调整加紧向前推进的时候，发生了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也出现新的复杂变化，显然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干扰、牵制了这一战略的实施进程。
　　美国的欧洲盟友从乌克兰局势的起伏动荡中看到了欧洲安全挑战的严峻性和自身安全能力的局限性，更加希望美国不要从欧安事务中抽身，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能够以更强硬的姿态同自己并肩站在一起。美国国内对奥巴马对外政策失衡、对俄外交过于“软弱”的指责也很激烈。这些都迫使奥巴马不得不分出很大精力去处理欧洲、中东一线的事务。克里国务卿更是已被“套”在有关问题上，对亚太事务应付了事。可以说在整体的战略棋盘上，俄罗斯“威胁”的再度突出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美国对亚太的注意力，干扰了奥巴马政府在外交资源投入上的先后次序。在美国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下，美国却不得不在欧亚大陆的三个热点区域同时发力，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杨成：其实俄罗斯也有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种“重返亚太”的努力与美国差不多同步。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是俄重构欧洲-太平洋国家身份认同的一次尝试。俄外交一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哪怕被西方国家视为异己和边缘，也未放弃作为欧洲文明一部分的自我认知。“欧亚主义”是20世纪俄罗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俄的所谓“双头鹰外交”提供了智力源泉。不可否认的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俄外交的重点并不在亚太。从整体上看，借助东方力量制衡西方强权、利用陆权优势对冲美国海权强势、依托边缘地带对抗霸权中心，一直是俄传统思路。
　　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使得俄这一次“重返亚太”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与 “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的一次真实告别，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加快了国际和地区权力格局的重组。俄新阶段的亚太战略重新确认俄中互为战略支撑的特质，但也继续在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国身上加大投入，近期更是动作频频，比如与日本密集协商首脑互访、重启领土问题谈判，召开俄与东盟关系20周年纪念峰会并将二者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需要注意的是，俄“转向亚太”并不意味着其对西方关系降至第二位了。恰恰相反，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与西方的竞合仍是俄外交的主线。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如果对西方关系即便不是最重要的，至少也与对东方关系同等重要。前者是一种惯性，着眼于国际权力分配的现实；后者是一种趋势，看重亚太在未来国际格局转换中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