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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维与寄明是我国音乐界令人欣羡的一对音乐家伉俪，他们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第一架钢琴声中结成伴侣，在55年漫长的婚姻历程中琴瑟和谐、相得益彰，在音乐创作领域达到双峰并峙、各有千秋的境界。他们用一生的努力谱写了共产党人纯美的爱情乐章，嘉言懿行，令人敬慕。
1942年的早春，一对恩爱的新婚夫妻坐在延水河畔的一个小土堆上，相互依偎着望向前方，眼中充满着幸福与坚定，他们穿着最简朴的厚棉军装，却又是如此地容光焕发，自然流露出艺术家特有的优雅与从容。
瞿维，原名瞿世雄，是中国第一部歌剧《白毛女》的作曲者之一。1917年5月，瞿维出生于江苏常州，16岁时考入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美术。1936年毕业后，先后在上海、湖北宜昌任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全民族抗战的时代热潮中，瞿维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歌咏活动，“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成为他亦师亦友的引路人。瞿维下定决心将自己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到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当中。1938年5月，瞿维在湖北宜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瞿维与寄明1942年在延河之滨 郑律成摄
寄明，原名吴亚贞，1917年6月出生于江苏苏州，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作曲者。1933年，吴亚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八一三事变，刚刚毕业回到苏州城的吴亚贞亲眼目睹家乡被战火蹂躏，在家仇国恨中，她先后辗转贵州、四川、重庆各地，在川东师范、达县中学及重庆教师服务团任音乐教员。她热情地宣传、推广聂耳、冼星海等人的抗战救亡歌曲，以音乐艺术为武器，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
1938年晚秋，吴亚贞在国民政府音乐教育委员会任干事，这时瞿维也在中共湖北省委的安排下，赴重庆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担任钢琴伴奏。一天夜里，瞿维在院子里听到耳边传来悠扬的钢琴声，是贺绿汀创作的钢琴曲《牧童短笛》，他兴奋地循声而去，只见一位留着齐耳短发、品貌端正的姑娘正在专注地弹琴。他静默地注视着眼前这个姑娘，仔细聆听着她指尖敲击琴键发出的每一个音符，但没有贸然搭讪。后来，瞿维了解到这位女子叫吴亚贞，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钢琴专业，他对此恋恋不忘，期待着有机会能与她相见相识。
1939年9月，经音乐家任光介绍，瞿维奔赴陕西宜川第二战区民族革命艺术学院任音乐系主任。几个月后，阎锡山在山西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第二战区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身处险境，民族革命艺术学院即将停办，西面不远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是他们最理想的去处。
经过数月的艰难跋涉，在1940年2月24日的夕阳中，瞿维一行人终于见到了那令人神往的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在冼星海的建议下，瞿维在鲁艺担任音乐系教员。令人惊奇的是，后来他在鲁艺意外遇到了依然未忘的钢琴女郎吴亚贞。而吴亚贞早在半年前就抵达延安了。
原来，吴亚贞在重庆感到国民党政府不能让她看到对未来的希望，便决计要冲破阻碍、寻找光明。1939年8月，吴亚贞经人帮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处处散发着蓬勃朝气的延安让吴亚贞对人生有了新的期待，为了表达“寄希望于明天”的信念，她改名为寄明。她后来回忆到：“延安，这是多么使人难忘的地方！在这里，我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在这里，我亲聆过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从一个深受资产阶级美学观点熏陶的人，变成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名战士。每次想到这里，心情总激动得不能自已！”
就这样，两股青春的音乐激流在时代的推赶和理想的牵引下汇合于陕北延安。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历史中，“琴”一直有着对男女爱情的寓意。雾锁山城，琴声的牵引，让瞿维与寄明第一次邂逅；琴音岑寂，炮火的催逼，让他们辗转人海，不解的缘分，等待着在琴音中得到接续。
到延安后，寄明进入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班，主要学习理论知识，离琴声越来越远。瞿维虽被安排到鲁艺教授乐器，也同样见不到心心念念的钢琴，因为当时的延安物资贫乏，根本不可能找到哪怕是半架钢琴。直到1941年春天，鲁艺的师生们忽然得知一个好消息：重庆的一位爱国民主人士送给周恩来一架钢琴，很快就要从重庆运到延安来了。40年后瞿维和寄明回忆起这件事时说：“过了一些日子，这架钢琴终于用汽车翻山越岭运到了延安。这是一架古老的德国琴，琴键已很松散了。但不管怎样，我们总是有了一架钢琴了，恐怕延安的深山沟里也是第一次响起钢琴的声音吧！这在今天看来虽然是无足轻重的事，可是在当时却可以算作是一件‘头号新闻’呢！”
瞿維与寄明研究创作
这架唯一的钢琴，被安放在桥儿沟鲁艺礼堂的左侧小屋，为了使它在促进教学、演出、创作活动中发挥作用，音乐系决定只允许少数学习过钢琴的同志使用。吴玉章院长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亲自与女子大学协商，把寄明调到鲁艺音乐系，进行钢琴演奏和教学工作。于是，当时的延安只有音乐系的教师瞿维、寄明和周楠三人被“批准”使用钢琴，后来又增加一位学琴的小同学。
就这样，一对身世相近、情趣相投的青年一起练琴、参加演出，瞿维独奏贝多芬第十首钢琴鸣奏曲和肖邦夜曲第二首；寄明独奏韦伯的《邀舞》、门德尔松《e小调回旋随想曲》，当然还有那首饱含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有时候，他们四手联弹，和声中的五度，对位中的卡农，当手指敲击琴键，两颗心伴随着音乐怦怦跳动。
上世纪80年代初，瞿维与寄明在少年宫教小朋友学习音乐
而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满腹浪漫才情的瞿维为寄明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钢琴曲——《蒙古夜曲》，这首曲子的主旋律来自于电影《塞上风云》创作中的采风。作为对这赤诚爱意和美妙琴音的回报，寄明用延安的土羊毛纺了线，亲手为瞿维织了一件抵御陕北高原严寒的厚毛衣，作为定情纪念。1942年2月的一个夜晚，他们在延安东山坡的一孔窑洞里结为夫妻。千古最美“琴缘”在瞿维与寄明这里从传说变成了现实。
瞿维与寄明之所以能成为我国音乐界有口皆碑的伉俪，不仅是因为他们鹣鲽情深的恩爱关系，更是因为他们能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以成就彼此共同的事业。这对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聆听过毛泽东主席讲话的革命伴侣，始终坚持以“深入群众、扎根生活”为艺术信条，并为此努力学习工作。寄明回忆说：“尤其使我深为感动的是，他（毛主席）举出了自己情感上变化的例子来教育我们，使我们看清楚一个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必经之道。他的话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使我们获得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鲁艺组成三个文工团分赴山西、东北和华北开展工作，师生们分批离开延安。11月，瞿维与寄明跟随彭真、陈云领导的东北干部团前往东北工作。自此之后的14年里，二人因为工作上的频繁调动等原因而聚少离多。在一个又一个异地相思的夜晚，他们通过书信相互传达情谊，激励对方将彼此最大的生命热情投入到为人民创作音乐的伟大事业当中。
瞿维从事音乐创作数十年来，一直坚持“生活是唯一的源泉，人民是艺术家的母亲”的理念，努力创作了大量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代表作有钢琴曲《花鼓》、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歌曲《工人阶级硬骨头》、电影音乐《革命家庭》、舞剧音乐《白毛女》、大合唱《油田颂》等等。作者以深沉、热情的音乐笔触，通过丰富多彩而又简洁精湛的创作技法，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情感。
而坚韧的寄明，在操持家务，教育培养自己四个子女的同时，怀着“寄希望于明天”的信念关心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在新中国电影音乐、儿童音乐创作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写的《好阿姨》、《台钟的声音多么奇妙》、《新中国少年进行曲》、《浪花亲着我的小脚丫》、《我们是新世纪的主人》、《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曾多次在全国性的评比中获得优秀奖。她为影片《英雄小八路》所写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于1978年10月27日，被共青团中央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感染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祖国花朵。
寄明是这样一个锦心绣口的才女，她是这样地充满生机与活力，听着她创作的一首首欢快的儿歌，我们似乎已经在脑中设想好了晚年的她会拥有怎样一副堆满笑容的面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退休后不久的寄明竟被阿尔兹海默症病魔摧残。
开始时寄明还能走动，瞿维经常拉着她的手，出门散步、晒太阳。有时候，寄明体力不支，瞿维就轻轻地搂着她在家里散步，仿佛在走慢步舞。瞿维嘴里不停地哼唱：“寄-明-同-志-叮-格-咚，寄-明-同-志-叮-格-咚……”，此时寄明的脸上显出安详的微笑。寄明的病情加重后，瞿维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妻子床边，把她轻轻抬到特制的椅子上，用温热的水给她洗脸，用柔软的小毛巾为他擦洗口腔，捧着她的脸，拍拍她的双颊，然后深情轻吻。寄明的一日三餐，都要由瞿维和阿姨配合完成。
古稀之年的瞿维无微不至地照料着病痛中的妻子。有一天，有位老同志前来探望，看到不醒人事的寄明和不辞辛劳照顾病妻的瞿维，不觉哀叹他们夫妻的命运不好。而瞿维绝不愿意埋怨命运，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认为自己必须在实践中去承担所有应尽的责任，第二天他给这位老同志写了一封措辞严肃的信——× × 同志：您好！
我和寄明同志是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共同的追求而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以马克思和燕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崇高而纯洁的爱情作为楷模，努力在生活中去实践，以期达到此种理想的境界。不幸的她身患重病，但这并不是命运不好。共产党人从不相信命运之说。这只是人类尚未掌握自然的奥妙，目前还不能医治这种病。我目前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减轻她的痛苦，为此而探求最佳方案。
昨晚你的谈话是不适宜的，不符合我们的情况。当然，我们也能谅解。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关心政治、关心人民的利益，力所能及地以我们的力量（不管这力量如何微弱）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希望我们为此而共同努力。
共产党人从不相信命运之说，他们永远主动地在实践中进行着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的改造，他们爱情的坚定、纯洁都是在现实的具体行动中体现的。钢琴之恋与琴瑟之恋的区别，不仅仅是琴键区别于琴弦，更反映着革命伴侣之无私大爱与传统小农社会下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之不同。他们有着最浪漫而高尚的灵魂，他们是艺术家中的革命者，是革命者中的艺术家！
1997年1月13日，寄明永远地离开了，瞿维含着热泪说：
她的目光多么远大！她始终注视着充满希望的明天，注视着光明的前途。她看得多么远，多么深！她既有诗人般的浪漫主义激情，又有着哲学家那样的清醒头脑。
“寄希望于明天，寓理想于现实”，这是我献给她的告别词。同时也表达了她一生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和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她不仅是我心爱的伴侣，而且是革命征途上的战友和艺术事业中的合作者。她的亲切形象，她的闪光思想，她的鼓舞人的作品，将永远在我的心灵中占据一个崇高的地位。
但在瞿维个人来说，他是多么希望能和亲爱的寄明携手走完这“寓理想于现实”的人生道路啊！1992年，这是瞿维与寄明结婚的第50个年头了，他们本该有一场特别的金婚纪念，可惜这时的寄明已完全喪失了知觉和意识。为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50周年，瞿维应邀回到他和寄明相知相恋的地方——延安。触景生情、思绪万千的瞿维，按照以前的惯例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亲爱的明：
离开延安47年后又回到延安，感触良多。可惜你不能一同来，不然，该有多好！
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一度被毁，现在原样恢复。进去后使我回忆起我们二人所坐的位置（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毛主席和我们握手的情景。桥儿沟鲁艺旧址也去看过了，已变得面目全非。教堂仍很完整。左侧放钢琴的小间仍在，门不见了，现在用砖块堵住。我们住过的窑洞仍在……
昨天又和夏妹（保姆）通话，知道我走后你很好，就放心了。但愿有一天你能恢复知觉，能读到这封信。
祝好！
维
1992.5.13
这封信从延安宾馆（杨家岭中共七大会址）出发，穿过千山万水，最终到达上海复兴西路34号的家里，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寄明。
寄明睡着了，希望“睡美人”能在梦中读到这封信吧。
有情人迎过延河来
1942年的早春，一对恩爱的新婚夫妻坐在延水河畔的一个小土堆上，相互依偎着望向前方，眼中充满着幸福与坚定，他们穿着最简朴的厚棉军装，却又是如此地容光焕发，自然流露出艺术家特有的优雅与从容。
瞿维，原名瞿世雄，是中国第一部歌剧《白毛女》的作曲者之一。1917年5月，瞿维出生于江苏常州，16岁时考入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美术。1936年毕业后，先后在上海、湖北宜昌任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全民族抗战的时代热潮中，瞿维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歌咏活动，“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成为他亦师亦友的引路人。瞿维下定决心将自己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到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当中。1938年5月，瞿维在湖北宜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寄明，原名吴亚贞，1917年6月出生于江苏苏州，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作曲者。1933年，吴亚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八一三事变，刚刚毕业回到苏州城的吴亚贞亲眼目睹家乡被战火蹂躏，在家仇国恨中，她先后辗转贵州、四川、重庆各地，在川东师范、达县中学及重庆教师服务团任音乐教员。她热情地宣传、推广聂耳、冼星海等人的抗战救亡歌曲，以音乐艺术为武器，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
1938年晚秋，吴亚贞在国民政府音乐教育委员会任干事，这时瞿维也在中共湖北省委的安排下，赴重庆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担任钢琴伴奏。一天夜里，瞿维在院子里听到耳边传来悠扬的钢琴声，是贺绿汀创作的钢琴曲《牧童短笛》，他兴奋地循声而去，只见一位留着齐耳短发、品貌端正的姑娘正在专注地弹琴。他静默地注视着眼前这个姑娘，仔细聆听着她指尖敲击琴键发出的每一个音符，但没有贸然搭讪。后来，瞿维了解到这位女子叫吴亚贞，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钢琴专业，他对此恋恋不忘，期待着有机会能与她相见相识。
1939年9月，经音乐家任光介绍，瞿维奔赴陕西宜川第二战区民族革命艺术学院任音乐系主任。几个月后，阎锡山在山西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第二战区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身处险境，民族革命艺术学院即将停办，西面不远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是他们最理想的去处。
经过数月的艰难跋涉，在1940年2月24日的夕阳中，瞿维一行人终于见到了那令人神往的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在冼星海的建议下，瞿维在鲁艺担任音乐系教员。令人惊奇的是，后来他在鲁艺意外遇到了依然未忘的钢琴女郎吴亚贞。而吴亚贞早在半年前就抵达延安了。
原来，吴亚贞在重庆感到国民党政府不能让她看到对未来的希望，便决计要冲破阻碍、寻找光明。1939年8月，吴亚贞经人帮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处处散发着蓬勃朝气的延安让吴亚贞对人生有了新的期待，为了表达“寄希望于明天”的信念，她改名为寄明。她后来回忆到：“延安，这是多么使人难忘的地方！在这里，我受到了革命的洗礼；在这里，我亲聆过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从一个深受资产阶级美学观点熏陶的人，变成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名战士。每次想到这里，心情总激动得不能自已！”
就这样，两股青春的音乐激流在时代的推赶和理想的牵引下汇合于陕北延安。
千古姻缘一琴牵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历史中，“琴”一直有着对男女爱情的寓意。雾锁山城，琴声的牵引，让瞿维与寄明第一次邂逅；琴音岑寂，炮火的催逼，让他们辗转人海，不解的缘分，等待着在琴音中得到接续。
到延安后，寄明进入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班，主要学习理论知识，离琴声越来越远。瞿维虽被安排到鲁艺教授乐器，也同样见不到心心念念的钢琴，因为当时的延安物资贫乏，根本不可能找到哪怕是半架钢琴。直到1941年春天，鲁艺的师生们忽然得知一个好消息：重庆的一位爱国民主人士送给周恩来一架钢琴，很快就要从重庆运到延安来了。40年后瞿维和寄明回忆起这件事时说：“过了一些日子，这架钢琴终于用汽车翻山越岭运到了延安。这是一架古老的德国琴，琴键已很松散了。但不管怎样，我们总是有了一架钢琴了，恐怕延安的深山沟里也是第一次响起钢琴的声音吧！这在今天看来虽然是无足轻重的事，可是在当时却可以算作是一件‘头号新闻’呢！”
这架唯一的钢琴，被安放在桥儿沟鲁艺礼堂的左侧小屋，为了使它在促进教学、演出、创作活动中发挥作用，音乐系决定只允许少数学习过钢琴的同志使用。吴玉章院长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亲自与女子大学协商，把寄明调到鲁艺音乐系，进行钢琴演奏和教学工作。于是，当时的延安只有音乐系的教师瞿维、寄明和周楠三人被“批准”使用钢琴，后来又增加一位学琴的小同学。
就这样，一对身世相近、情趣相投的青年一起练琴、参加演出，瞿维独奏贝多芬第十首钢琴鸣奏曲和肖邦夜曲第二首；寄明独奏韦伯的《邀舞》、门德尔松《e小调回旋随想曲》，当然还有那首饱含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有时候，他们四手联弹，和声中的五度，对位中的卡农，当手指敲击琴键，两颗心伴随着音乐怦怦跳动。
而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满腹浪漫才情的瞿维为寄明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钢琴曲——《蒙古夜曲》，这首曲子的主旋律来自于电影《塞上风云》创作中的采风。作为对这赤诚爱意和美妙琴音的回报，寄明用延安的土羊毛纺了线，亲手为瞿维织了一件抵御陕北高原严寒的厚毛衣，作为定情纪念。1942年2月的一个夜晚，他们在延安东山坡的一孔窑洞里结为夫妻。千古最美“琴缘”在瞿维与寄明这里从传说变成了现实。
在音乐创作的天空翱翔
瞿维与寄明之所以能成为我国音乐界有口皆碑的伉俪，不仅是因为他们鹣鲽情深的恩爱关系，更是因为他们能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以成就彼此共同的事业。这对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聆听过毛泽东主席讲话的革命伴侣，始终坚持以“深入群众、扎根生活”为艺术信条，并为此努力学习工作。寄明回忆说：“尤其使我深为感动的是，他（毛主席）举出了自己情感上变化的例子来教育我们，使我们看清楚一个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必经之道。他的话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使我们获得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鲁艺组成三个文工团分赴山西、东北和华北开展工作，师生们分批离开延安。11月，瞿维与寄明跟随彭真、陈云领导的东北干部团前往东北工作。自此之后的14年里，二人因为工作上的频繁调动等原因而聚少离多。在一个又一个异地相思的夜晚，他们通过书信相互传达情谊，激励对方将彼此最大的生命热情投入到为人民创作音乐的伟大事业当中。
瞿维从事音乐创作数十年来，一直坚持“生活是唯一的源泉，人民是艺术家的母亲”的理念，努力创作了大量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代表作有钢琴曲《花鼓》、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歌曲《工人阶级硬骨头》、电影音乐《革命家庭》、舞剧音乐《白毛女》、大合唱《油田颂》等等。作者以深沉、热情的音乐笔触，通过丰富多彩而又简洁精湛的创作技法，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情感。
而坚韧的寄明，在操持家务，教育培养自己四个子女的同时，怀着“寄希望于明天”的信念关心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在新中国电影音乐、儿童音乐创作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写的《好阿姨》、《台钟的声音多么奇妙》、《新中国少年进行曲》、《浪花亲着我的小脚丫》、《我们是新世纪的主人》、《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曾多次在全国性的评比中获得优秀奖。她为影片《英雄小八路》所写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于1978年10月27日，被共青团中央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感染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祖国花朵。
“共产党人从不相信命运之说”
寄明是这样一个锦心绣口的才女，她是这样地充满生机与活力，听着她创作的一首首欢快的儿歌，我们似乎已经在脑中设想好了晚年的她会拥有怎样一副堆满笑容的面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退休后不久的寄明竟被阿尔兹海默症病魔摧残。
开始时寄明还能走动，瞿维经常拉着她的手，出门散步、晒太阳。有时候，寄明体力不支，瞿维就轻轻地搂着她在家里散步，仿佛在走慢步舞。瞿维嘴里不停地哼唱：“寄-明-同-志-叮-格-咚，寄-明-同-志-叮-格-咚……”，此时寄明的脸上显出安详的微笑。寄明的病情加重后，瞿维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妻子床边，把她轻轻抬到特制的椅子上，用温热的水给她洗脸，用柔软的小毛巾为他擦洗口腔，捧着她的脸，拍拍她的双颊，然后深情轻吻。寄明的一日三餐，都要由瞿维和阿姨配合完成。
古稀之年的瞿维无微不至地照料着病痛中的妻子。有一天，有位老同志前来探望，看到不醒人事的寄明和不辞辛劳照顾病妻的瞿维，不觉哀叹他们夫妻的命运不好。而瞿维绝不愿意埋怨命运，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认为自己必须在实践中去承担所有应尽的责任，第二天他给这位老同志写了一封措辞严肃的信——× × 同志：您好！
我和寄明同志是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共同的追求而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以马克思和燕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崇高而纯洁的爱情作为楷模，努力在生活中去实践，以期达到此种理想的境界。不幸的她身患重病，但这并不是命运不好。共产党人从不相信命运之说。这只是人类尚未掌握自然的奥妙，目前还不能医治这种病。我目前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减轻她的痛苦，为此而探求最佳方案。
昨晚你的谈话是不适宜的，不符合我们的情况。当然，我们也能谅解。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关心政治、关心人民的利益，力所能及地以我们的力量（不管这力量如何微弱）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希望我们为此而共同努力。
共产党人从不相信命运之说，他们永远主动地在实践中进行着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的改造，他们爱情的坚定、纯洁都是在现实的具体行动中体现的。钢琴之恋与琴瑟之恋的区别，不仅仅是琴键区别于琴弦，更反映着革命伴侣之无私大爱与传统小农社会下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之不同。他们有着最浪漫而高尚的灵魂，他们是艺术家中的革命者，是革命者中的艺术家！
1997年1月13日，寄明永远地离开了，瞿维含着热泪说：
她的目光多么远大！她始终注视着充满希望的明天，注视着光明的前途。她看得多么远，多么深！她既有诗人般的浪漫主义激情，又有着哲学家那样的清醒头脑。
“寄希望于明天，寓理想于现实”，这是我献给她的告别词。同时也表达了她一生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和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她不仅是我心爱的伴侣，而且是革命征途上的战友和艺术事业中的合作者。她的亲切形象，她的闪光思想，她的鼓舞人的作品，将永远在我的心灵中占据一个崇高的地位。
但在瞿维个人来说，他是多么希望能和亲爱的寄明携手走完这“寓理想于现实”的人生道路啊！1992年，这是瞿维与寄明结婚的第50个年头了，他们本该有一场特别的金婚纪念，可惜这时的寄明已完全喪失了知觉和意识。为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50周年，瞿维应邀回到他和寄明相知相恋的地方——延安。触景生情、思绪万千的瞿维，按照以前的惯例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亲爱的明：
离开延安47年后又回到延安，感触良多。可惜你不能一同来，不然，该有多好！
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一度被毁，现在原样恢复。进去后使我回忆起我们二人所坐的位置（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毛主席和我们握手的情景。桥儿沟鲁艺旧址也去看过了，已变得面目全非。教堂仍很完整。左侧放钢琴的小间仍在，门不见了，现在用砖块堵住。我们住过的窑洞仍在……
昨天又和夏妹（保姆）通话，知道我走后你很好，就放心了。但愿有一天你能恢复知觉，能读到这封信。
祝好！
维
1992.5.13
这封信从延安宾馆（杨家岭中共七大会址）出发，穿过千山万水，最终到达上海复兴西路34号的家里，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寄明。
寄明睡着了，希望“睡美人”能在梦中读到这封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