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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过程，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前提条件取决于其在当下的“有用性”。对这种“有用性”的最终评估并不来自研究者或政府官员，而只能来自居于该民族传统“主位”(emic)的文化持有者的认知。换言之，传统文化是不能被处-于“客位”(eric)的人的“理性”行动保护下来的。文化传承的内源性动力只能源于居于该种传统文化“主位”的它的持有者群体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正是对其传统文化有用性的一种界定和回应。从这一点出发，研究者能做的是为“主位”者提供智力支持，政府要做的是为“主位者”提供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
[关键词]旅游开发；有用性；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4—0030—06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20余年来，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话题始终为理论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在国内的热演，一方面是以云南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大好形势，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对民族传统文化消解的实证研究报告也不断见诸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发旅游业的政府主导行为更引来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将旅游开发看作是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扶贫战略的一种有效途径(崔延虎，2001；杨莉，2006；蔡雄等，1997；周歆红，2002；刘向明等，2002)；另一种则指出旅游开发给目的地带来过度商业化、“伪民俗化”等消极影响(戴维．J．格林伍德，2002；王宁，2004；宗晓莲、保继刚，2005)，还有的学者十分关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马晓京，2000；李忠斌，2005)，积极呼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陈家柳，2005；田俊迁，2005)，并提出多种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对策和措施(杨红英，2001；马晓京，2002)等。这些研究对促进我国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对策和措施的实施总是不尽如人意，旅游开发中对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问题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引发了下列疑问，民族传统文化究竟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得以传承?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性影响是什么?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传承条件构成的维度，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可行性提出一些看法。
二、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条件
文化的发展是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逐步积累和规范化，并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这就是文化人类学所称的文化模式。传统文化作为代际相传的、整合人们日常生活的模式，对调整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共同体的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一个社会传统文化的形成却不是该社会人们共同体中的某些个体或称精英主动作为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历史过程的产物，是该社会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在适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的。一方面，它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存在，即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都必须由一定的秩序、章法来维持，处于社会中的个体必定要受到传统的规约；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任何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社会的存在，正是这每一个个体的行为聚合的对外表达，渐渐地、无意识地构成了他们所处社会的传统。正如哈耶克所言，“这种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哈耶克，2000)。因此，传统文化既决定于社会，又决定于个人，它显现着集体公共性与个人独立性的二重性特征。
人的社会性存在规定了其不可能完全脱离某种社会关系而存在，必然地要受该社会传统的约束，而人的自然性存在又使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生活，因此，任何传统的规矩、章法、价值等都会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发生嬗变，“这些传统既是此前文化的积淀，也是当下社会需要的满足”(马忡炜，2005)。只不过它的嬗变也不可能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完成的，其“走向”是由传统持有者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换句话说，后代对前辈之传统文化的“承接”是以后辈对前辈的文化理解以及当下社会主导文化价值体系为标准尺度的，只有那些得到理解、符合后辈所处时代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传统才能被传承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用性”①或称价值感是影响传统文化在共同体中得以传承的先决条件。
以丽江纳西古乐为例，它是在明清之际由中原传人当地(李昆声，1995；杨曾烈，1992)的汉族洞经音乐的基础上逐步衍化而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一个乐种。经过几百年的民间流传，20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据有关学者考证，当时丽江城乡至少存在着30个洞经乐队”(宗晓莲、保继刚，2006)。由于历史的原因，“文革”结束时，能演奏这种音乐的人已为数不多，并只在小范围中有自娱性演奏。1984年，丽江大研古乐会恢复时，会员只有一些老艺人。可以说，这个乐种在当时的整个丽江民间处于行将失传的状况。1986年，丽江县被国家批准为乙类对外开放地区后，旅游业逐步兴起，老艺人们自娱自乐的演奏引来了游客中音乐爱好者的兴趣，有听众会向募捐箱中零星地捐一点款。之后，在宣科等人的努力下，经相关部门审批，1988年7月，以牛维炯为会长、宣科为副会长的民间大研古乐会获准正式对外演出。开始时由于听众不多，演奏既不定期，票价也很低。组织形式更是松散，一般是游客提出需求时才临时通知老艺人来演奏。后来，随着旅游业的日渐红火，加之以宣科先生为首的当地艺人的成功商业运作，这个乐种才一路走红。20年不到的时间，它已是名声远播。现在，丽江大研古乐会设在一座传统的纳西族院落中，有600多个座位，票价按A、B、c和加座分别为100元、80元、50元不等。不仅每天傍晚定时演出，有时还要加场，年收入颇为可观。纳西古乐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很大的效益，而且还创出了品牌，对吸引国内外游客到丽江来也起了很大作用。如今，参加纳西古乐表演的乐手中已经不乏中、青年的身影了。
从纳西古乐这项传统文化事象在纳西族社会中 “获得新生”的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决定因素乃是其经济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显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种传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尽管有学者对这种“传承”颇有微词，称它只是形式上的传承，并指出古乐的商业性“异化”，演奏形式的“变脸”，演奏曲目的“退化”及年轻一代学习古乐动机的“不纯”等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种传统文化确实已名声远播，有相当数量的纳西族年青人也正在习练纳西古乐，而且他们以自己是“会古乐的纳西人”感到自豪。
人的社会一自然二重性存在，规定了人的行为取向必然受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规约。上述之例是传统文化的经济有用性(首先体现对个体的经济价值)导致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取与舍，体现出个体独立性对其社会性存在的“贡献”。事实上，传统文化的社会有用性(重在体现对集体的社会价值)也能激励这种传承，2004年韩国“江陵端午祭”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一事就是一个佐证。
“江陵端午祭”源于韩国的“端午节”风俗，时间上与中国的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相同。它早在新罗时代就在民间流传，1603年时已形成全国性的民间习俗，是一项历时数日的庆典活动，颇似我国的春节，其内容包括一系列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在古代称为“部落祭”，除了有灌输信仰、保存文化的功能之外，还蕴涵着陶冶民众性情，防止各姓族群间的分裂，以实现大同社会的目的。“江陵端午祭”活动于1967年被韩国政府确认为“文化财13号文化遗产”，受到法定保护。因为它的内涵“包含的是民众巨大的希望、平凡的生活哲理、隐藏在人心背面的欲望”，“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民众的精神与心理，沟通着神与人、信仰与现实，既令古老的传统融入今日之生活，又使今日之生活会通古老的传统，从而在古与今的交会与碰撞中推动传统自然地传承与衍变，生生不息”(贺学君，2006)。
布林·莫利斯认为，“人类当中的一种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一种社会成员们精神中的某种感情，这种感情控制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所以仪式就显示出了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作用。仪式可以调整、维持并一代又一代地遗传这种感情，社会的章法就是依赖于这种感情”(莫利斯，1992)。以江陵地区为代表的这种人们共同体文化精神的延续，是“江陵端午祭”得以流传至今，并于2005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根本原因。在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这项传统文化传达的是认同感、历史感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作用，申遗的成功也为韩国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
再看我国西双版纳一个傣族村寨的情况：景洪市曼龙匡村是一个传统的傣族寨子，由于种植橡胶和开发旅游，全寨的经济收入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于是，全寨人在村委会的带动下，齐心协力地干了3件大事，第一是拓宽了寨子里到主干道的路，方便村民们进城；第二是修缮了佛寺，并在佛寺旁扩建了公共活动场所供全寨人在3节(泼水节、开门节和关门节)时使用，也满足了村民做赕的需要；第三是为村民歌舞队搭建了表演台，装备了组合音响，为村寨文化活动的进一步丰富、提高提供了物质帮助。在村中几位有威信的歌舞爱好者的鼓动下，歌舞队还不定期地请自治州歌舞团的专业人员来指导。现在，曼龙匡村民表演队分为40岁、30岁和20岁3个年龄组，歌舞的内容因分组不同而不同，既有现代歌曲，也有傣语歌、赞哈调，还有孔雀舞、刀舞等传统舞蹈，内容非常丰富多彩，体现出浓郁的傣族风情。笔者2006年4月在当地做田野调查时，村长自豪地介绍说，全寨的120户人家无论在生活习俗方面还是在建筑风格上仍保持着传统的傣族特色；以“酸、辣、甜、香”为主要特色的傣族传统风味不仅我们傣族自己喜欢，游客也非常喜爱；姑娘们平时只要不下田，还是喜欢穿筒裙串门，过年时就更不用说了。曼龙匡村现在是“村民有钱了，道路通畅了，佛寺重修了，赕佛的人多了，欢声笑语多了，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指小偷小摸、游手好闲、打架吵架等)不见了”。这样的良好风尚和村民的平和心态在笔者进行村民家访时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曼龙匡村给我们展示的例证，显现了一个与韩国端午节类似的事实。在经济发展给民众生活带来改善的同时，社区(共同体)的安定、邻里的和睦、青年的成长、佛寺的活动等成为全寨人关注的重心。人们意识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经典有利于规约人们的行为，傣族传统文化中“不偷不骗、不打不骂、和睦相处、尊老爱幼、互帮互爱、诚实善良”等作为道德准则有利于维护全寨的安定团结。于是，在这种“有用性”的激励下，傣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意识的传承，使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傣家的竹楼、姑娘的筒裙，尝到香茅草烤鱼、毫罗嗦①，从他们赕佛、浴佛、放孔明灯、龙舟竞渡等活动中感受到了浓郁的傣家传统和民族的向心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传统文化内生于共同体中，它在内化为共同体成员心灵深处的一种心理定势的同时，也对外表达着不同共同体之间差异性的客观存在，这正是无形的传统通过有形的人的行为得到表现的过程。离开了人，传统文化就不复存在，脱离开了形成某种传统文化的共同体，传统文化也就不再是该共同体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每一种传统文化始终要扎根在生成该传统的共同体的土壤中才能“存活”，而它能否扎根于共同体土壤之中，又取决于当下共同体成员对其有用性的认知。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否只能由传统持有者(主位)共同体成员来实施，任何“客位”——非该传统文化持有者共同体的成员——都不可能越俎代庖，不可能代替他们作出哪些不应该传承、哪些应该传承和怎样传承的决定。
三、旅游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性影响
既然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主体只能是居于“主位”的传统持有者共同体的成员，一项民族文化传统事象是否会被传承又取决于该事象对共同体的有用性，那么，旅游究竟怎样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呢?换句话说，旅游是通过什么形式，在哪个环节上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厘清了这个问题，也就厘清了旅游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性影响。
根据前文所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基于当代人对其现实有用性的评价，而现实有用性的参照标准是当下的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经评价，认为有用的被承继，认为无用的，则被放弃。在这个传承机理中，有两个环节存在不确定性或称可塑性：(1)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价能力；(2)评价有用性的标准。通过对这两个可塑性环节的分析会发现，正是在这两个环节上，旅游通过对共同体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直接干预，影响了共同体成员对有用性的评判，从而间接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
1．有用性评价能力的不确定性
前面已经提到，传统文化的有用性可表现在经济有用性和社会有用性两方面。经济有用性指某种传统文化事象能为传统持有者个体带来某种经济上 的利益，物质上的满足。如纳西古乐能用于表演创收，织染蓝靛土布能用于销售获利，掌握祖传秘方可以开药铺挣钱，熟练传统食品的制作可以开饭馆赚钱等等。社会有用性的含义则指该传统文化能对共同体集体带来某种社会利益和精神上的享受。如云南石林彝族的火把节传统仪式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傣族的拴线、认老庚等风俗能增进认同感，促进团结等等。从这种对具体事象的分析来看，人们对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的评判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令人遗憾的事实是，“无知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构造性要素”(柯武刚、史漫飞，2004)，也即人类在开发、验证和应用知识上只具备有限的知识，正是这种人的认识的有限性的构造性约束，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有用性评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
人类对事物知道得越多，就越能运用它来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正是这个愿望，始终不懈地激励着人类对知识的探求，探索如何获得知识和传递知识的努力也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人类对世界的有限的认知能力必然使共同体成员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个时代认为没有用的，在另一个时代可能会认识到它的有用性。正因此，才引出挖掘传统文化为当下所用的话题。这种认识论上的渐变更多地来自个体的探索，个体改进自身认知能力的手段，一是自我体悟，二是向他者学习(包括直接学习和通过书本等载体间接学习)。在这种不断地与他人、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中，自我不断地获取新知，从而使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价处于一个不断被修正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评价能力的不确定性使共同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挖掘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2．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
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随着时代的变迁，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或缓或急，或因共同体生境内部的变化(如生存环境的变化、思想更新、技术发明、领导更替等等)而引起，或来自共同体生境外部的影响(如外族社会的变迁等)而产生。这些都将导致共同体内部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嬗变，从而改变着人们看待事物的标准。
人类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就意味着共同体主导文化价值体系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这种价值体系，就是据以选择某一事物的有用性评价标准的参照系。参照系变了，所选择的标准必然随之改变。只是这种改变有时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如中国传统儒学价值观在近代的式微；有时则是明显的，甚至是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如“文革”时期的“破四旧”，把历来认为有价值的文化载体，如古玩字画、壁画雕塑、古籍善本等都看作是有害的东西而予以毁灭。改革开放以后，对这些东西的价值的认识才又恢复正常，人们又开始收集、整理、鉴赏它们。短短40年时间内，价值观出现了两次反复。
从上面分析可看出，基于人的认识能力方面的不足和随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人的价值观改变的这种双重不确定性，使共同体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判变得复杂化，也使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复杂化。
3．旅游对共同体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干预
纵观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历程，其发展是伴随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而在全国逐渐兴起的。随着游客向民族地区的自发进入，首先产生的是旅游者在吃、住等方面的消费对当地的经济贡献。对于一个拥有秀美山水风光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这种无需大量投入就能挣到钱的刺激，无疑是强烈的。于是，通过旅游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便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目标驱动下，民族地区的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
旅游者的频繁进入，沟通了民族地区与外部社会的交流渠道，让当地人听到、看到了外部社会的许多新鲜事，从而唤起了他们要与外界进行交流的愿望，渐渐地，开始时的那种单向进入变成为双向的往来，加之电视、广播、各种音像制品的普及，开阔了当地人们的视野。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的涌入，使他们对外部社会文化的态度从最初新奇地观望到认同、吸收。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更快地接纳了“时尚”。各种歌星、球星、影星的大幅招贴画在乡村的流行就是例证。这种现代文化的“输入”，对民族地区人们共同体的认知能力和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影响是直接的、现实的。首先，游客的存在教会了他们什么样的东西能带来经济利益，使他们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去寻找那些能“生财”的东西，过去对自己没用的“传统”，现在只要游客有需求，也会被挖掘出来为自己创造价值，这就形成了对传统有用性认知能力的干预。其次，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学习和借鉴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旅游者带人的外部文化的频繁冲击，是使当地主导文化价值体系变迁的一种潜在力量。
然而，共同体对自身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认知能力和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嬗变是随民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而且，社会的发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程度”。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个判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都在内、外合力的推动下发展着。内动力来自自身，而外动力来自交往。在我国开始实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旅游使民族地区面对市场经济的对外交往情形大大超出了主流社会的想象，不仅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异乎寻常，并且还表现出在全国范围内多点同时爆发，这就难怪引来了众多的争论，特别是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上更是遭到众矢。事实上，旅游对它的影响只是一种催化、加速，它只不过让我们提早面对了这种变化而已，因此，旅游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导致传统消失的元凶。
四、结语和讨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
1．凡能延续至今的任何一个传统，必定具有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
正如涂尔干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单一的传统可望左右大局，也没有任何单独的习俗性行动方式能够成为人们在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现代情况下生活的基础。现代的世界并没有带来传统的消亡，而是赋予传统以新的地位和环境，使之成为决策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环境，成为知识、价值观和道德的可供选择的替代来源。
2．当前，对经济尚处于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更看重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的“短视行为”不应遭到太多的非议。
因为在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这样的举动是符合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的，这种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必然能在转型中得到解决。当然，也有的人认为挣钱是自己的事，安定是国家的事。对此类错误认识，我们所需要做的是精英、专家、官员层的更多的引导。退一步说，这种做法至少能使传统在形式上先得到传承，主观上为自身带来经济利益的有意识行为在客观上也能起无意识地发挥社 会功能的作用。
3．传统文化中处于器物层面的保护行动可以由官方保护人、艺术投资者、购买人来部分地完成，精神层面的传承则不可能离开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
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他者”都只能起到教化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研究者能给予的是如何让文化持有者更早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他们自身社会的有用性，即给予智力支持，而官方能给予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传统文化开发与保护同步的情形尽早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即给予制度保障。
4．传统文化得到挖掘和保护的根本在于共同体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的，“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即“保持对自己身份的骄傲与自豪感”(纳尔逊。格拉本，2006)。一个民族，只有对自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有深刻认识，才会去挖掘和保护自身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只有对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有价值(既有经济有用性，又有社会有用性)的传统文化才可能得到传承。
5．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使其跳出“文化低度开发陷阱”①，是实现传统文化得到保护的一种有效途径。
从现实的情况看，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有赖于经济的支撑，只有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去追求归属需要、自尊需要等“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马斯洛，1987)的高级需要。
6．通过外因支持和内因激励是跳出陷阱的有效手段。
外因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制度保障，研究者的智力支持；内因来自共同体中的精英分子的带动、示范，一旦形成了外部拉动与内部激励的合力机制，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弘扬、社会进步的目标也将一步步地来到。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传统文化的双重有用性是不可分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追求经济有用性是一个近期目标或称眼前目标，而追求社会有用性是一个长期目标(远景目标)。现在的情况是，受社会开放度的影响，在当前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其经济有用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相比之下，社会有用性在当下表现得不迫切，因此，民族的“文化自觉”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
总之，传统“流变”的方向由现实有用性决定；流变的速度由共同体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变化速度所左右；价值体系变化的节奏受文化交流强度的影响。旅游只能使这种强度得到增大，也即对这种变化只有加速、催化的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不到位造成的。一是研究者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导致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智力支持不够到位；二是政府的政策不完善，导致传统文化保护的财政支持、制度保障不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在大转折的时代引发的问题一定能在大转折中得到解决。
[收稿日期]2006—12—08
[作者简介]郭山(1963—)，男，江西南昌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学与民族经济发展研究，E-mail:guoshan@ynu.edu.cn。
①这里的“有用性”指能为后辈的生存带来某种利益，包含经济有用性和社会有用性两个方面。前者指能为该传统文化持有者带来某种物质上的利益或得到物质上的享受，如能用于挣钱；后者指能为其带来某种精神上的利益或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如促进共同体的团结，增强凝聚力，获得归属感等。
①毫罗嗦：傣语，指外层用芭蕉叶包捆着的、糯米做的粑粑。
①“文化低度开发陷阱”是笔者受发展经济学理论启发而自造的一个概念，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只停留在经济有用性的层次上，即有钱挣我就学，没钱挣或挣得少了我就放弃。前者导致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后者又造成传统文化的消失。反之则造成越不学越没有钱挣，越没有钱挣就越不学的恶性循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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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廉月娟；责任校对：王玉洁]
[关键词]旅游开发；有用性；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4—0030—06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20余年来，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话题始终为理论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在国内的热演，一方面是以云南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大好形势，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对民族传统文化消解的实证研究报告也不断见诸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发旅游业的政府主导行为更引来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将旅游开发看作是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扶贫战略的一种有效途径(崔延虎，2001；杨莉，2006；蔡雄等，1997；周歆红，2002；刘向明等，2002)；另一种则指出旅游开发给目的地带来过度商业化、“伪民俗化”等消极影响(戴维．J．格林伍德，2002；王宁，2004；宗晓莲、保继刚，2005)，还有的学者十分关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马晓京，2000；李忠斌，2005)，积极呼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陈家柳，2005；田俊迁，2005)，并提出多种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对策和措施(杨红英，2001；马晓京，2002)等。这些研究对促进我国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对策和措施的实施总是不尽如人意，旅游开发中对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问题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引发了下列疑问，民族传统文化究竟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得以传承?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性影响是什么?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传承条件构成的维度，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可行性提出一些看法。
二、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条件
文化的发展是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逐步积累和规范化，并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这就是文化人类学所称的文化模式。传统文化作为代际相传的、整合人们日常生活的模式，对调整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共同体的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一个社会传统文化的形成却不是该社会人们共同体中的某些个体或称精英主动作为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历史过程的产物，是该社会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在适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的。一方面，它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存在，即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都必须由一定的秩序、章法来维持，处于社会中的个体必定要受到传统的规约；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任何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社会的存在，正是这每一个个体的行为聚合的对外表达，渐渐地、无意识地构成了他们所处社会的传统。正如哈耶克所言，“这种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哈耶克，2000)。因此，传统文化既决定于社会，又决定于个人，它显现着集体公共性与个人独立性的二重性特征。
人的社会性存在规定了其不可能完全脱离某种社会关系而存在，必然地要受该社会传统的约束，而人的自然性存在又使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生活，因此，任何传统的规矩、章法、价值等都会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发生嬗变，“这些传统既是此前文化的积淀，也是当下社会需要的满足”(马忡炜，2005)。只不过它的嬗变也不可能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完成的，其“走向”是由传统持有者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换句话说，后代对前辈之传统文化的“承接”是以后辈对前辈的文化理解以及当下社会主导文化价值体系为标准尺度的，只有那些得到理解、符合后辈所处时代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传统才能被传承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用性”①或称价值感是影响传统文化在共同体中得以传承的先决条件。
以丽江纳西古乐为例，它是在明清之际由中原传人当地(李昆声，1995；杨曾烈，1992)的汉族洞经音乐的基础上逐步衍化而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一个乐种。经过几百年的民间流传，20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据有关学者考证，当时丽江城乡至少存在着30个洞经乐队”(宗晓莲、保继刚，2006)。由于历史的原因，“文革”结束时，能演奏这种音乐的人已为数不多，并只在小范围中有自娱性演奏。1984年，丽江大研古乐会恢复时，会员只有一些老艺人。可以说，这个乐种在当时的整个丽江民间处于行将失传的状况。1986年，丽江县被国家批准为乙类对外开放地区后，旅游业逐步兴起，老艺人们自娱自乐的演奏引来了游客中音乐爱好者的兴趣，有听众会向募捐箱中零星地捐一点款。之后，在宣科等人的努力下，经相关部门审批，1988年7月，以牛维炯为会长、宣科为副会长的民间大研古乐会获准正式对外演出。开始时由于听众不多，演奏既不定期，票价也很低。组织形式更是松散，一般是游客提出需求时才临时通知老艺人来演奏。后来，随着旅游业的日渐红火，加之以宣科先生为首的当地艺人的成功商业运作，这个乐种才一路走红。20年不到的时间，它已是名声远播。现在，丽江大研古乐会设在一座传统的纳西族院落中，有600多个座位，票价按A、B、c和加座分别为100元、80元、50元不等。不仅每天傍晚定时演出，有时还要加场，年收入颇为可观。纳西古乐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很大的效益，而且还创出了品牌，对吸引国内外游客到丽江来也起了很大作用。如今，参加纳西古乐表演的乐手中已经不乏中、青年的身影了。
从纳西古乐这项传统文化事象在纳西族社会中 “获得新生”的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决定因素乃是其经济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显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种传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尽管有学者对这种“传承”颇有微词，称它只是形式上的传承，并指出古乐的商业性“异化”，演奏形式的“变脸”，演奏曲目的“退化”及年轻一代学习古乐动机的“不纯”等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种传统文化确实已名声远播，有相当数量的纳西族年青人也正在习练纳西古乐，而且他们以自己是“会古乐的纳西人”感到自豪。
人的社会一自然二重性存在，规定了人的行为取向必然受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规约。上述之例是传统文化的经济有用性(首先体现对个体的经济价值)导致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取与舍，体现出个体独立性对其社会性存在的“贡献”。事实上，传统文化的社会有用性(重在体现对集体的社会价值)也能激励这种传承，2004年韩国“江陵端午祭”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一事就是一个佐证。
“江陵端午祭”源于韩国的“端午节”风俗，时间上与中国的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相同。它早在新罗时代就在民间流传，1603年时已形成全国性的民间习俗，是一项历时数日的庆典活动，颇似我国的春节，其内容包括一系列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在古代称为“部落祭”，除了有灌输信仰、保存文化的功能之外，还蕴涵着陶冶民众性情，防止各姓族群间的分裂，以实现大同社会的目的。“江陵端午祭”活动于1967年被韩国政府确认为“文化财13号文化遗产”，受到法定保护。因为它的内涵“包含的是民众巨大的希望、平凡的生活哲理、隐藏在人心背面的欲望”，“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民众的精神与心理，沟通着神与人、信仰与现实，既令古老的传统融入今日之生活，又使今日之生活会通古老的传统，从而在古与今的交会与碰撞中推动传统自然地传承与衍变，生生不息”(贺学君，2006)。
布林·莫利斯认为，“人类当中的一种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一种社会成员们精神中的某种感情，这种感情控制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所以仪式就显示出了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作用。仪式可以调整、维持并一代又一代地遗传这种感情，社会的章法就是依赖于这种感情”(莫利斯，1992)。以江陵地区为代表的这种人们共同体文化精神的延续，是“江陵端午祭”得以流传至今，并于2005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根本原因。在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这项传统文化传达的是认同感、历史感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作用，申遗的成功也为韩国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
再看我国西双版纳一个傣族村寨的情况：景洪市曼龙匡村是一个传统的傣族寨子，由于种植橡胶和开发旅游，全寨的经济收入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于是，全寨人在村委会的带动下，齐心协力地干了3件大事，第一是拓宽了寨子里到主干道的路，方便村民们进城；第二是修缮了佛寺，并在佛寺旁扩建了公共活动场所供全寨人在3节(泼水节、开门节和关门节)时使用，也满足了村民做赕的需要；第三是为村民歌舞队搭建了表演台，装备了组合音响，为村寨文化活动的进一步丰富、提高提供了物质帮助。在村中几位有威信的歌舞爱好者的鼓动下，歌舞队还不定期地请自治州歌舞团的专业人员来指导。现在，曼龙匡村民表演队分为40岁、30岁和20岁3个年龄组，歌舞的内容因分组不同而不同，既有现代歌曲，也有傣语歌、赞哈调，还有孔雀舞、刀舞等传统舞蹈，内容非常丰富多彩，体现出浓郁的傣族风情。笔者2006年4月在当地做田野调查时，村长自豪地介绍说，全寨的120户人家无论在生活习俗方面还是在建筑风格上仍保持着传统的傣族特色；以“酸、辣、甜、香”为主要特色的傣族传统风味不仅我们傣族自己喜欢，游客也非常喜爱；姑娘们平时只要不下田，还是喜欢穿筒裙串门，过年时就更不用说了。曼龙匡村现在是“村民有钱了，道路通畅了，佛寺重修了，赕佛的人多了，欢声笑语多了，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指小偷小摸、游手好闲、打架吵架等)不见了”。这样的良好风尚和村民的平和心态在笔者进行村民家访时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曼龙匡村给我们展示的例证，显现了一个与韩国端午节类似的事实。在经济发展给民众生活带来改善的同时，社区(共同体)的安定、邻里的和睦、青年的成长、佛寺的活动等成为全寨人关注的重心。人们意识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经典有利于规约人们的行为，傣族传统文化中“不偷不骗、不打不骂、和睦相处、尊老爱幼、互帮互爱、诚实善良”等作为道德准则有利于维护全寨的安定团结。于是，在这种“有用性”的激励下，傣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意识的传承，使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傣家的竹楼、姑娘的筒裙，尝到香茅草烤鱼、毫罗嗦①，从他们赕佛、浴佛、放孔明灯、龙舟竞渡等活动中感受到了浓郁的傣家传统和民族的向心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传统文化内生于共同体中，它在内化为共同体成员心灵深处的一种心理定势的同时，也对外表达着不同共同体之间差异性的客观存在，这正是无形的传统通过有形的人的行为得到表现的过程。离开了人，传统文化就不复存在，脱离开了形成某种传统文化的共同体，传统文化也就不再是该共同体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每一种传统文化始终要扎根在生成该传统的共同体的土壤中才能“存活”，而它能否扎根于共同体土壤之中，又取决于当下共同体成员对其有用性的认知。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否只能由传统持有者(主位)共同体成员来实施，任何“客位”——非该传统文化持有者共同体的成员——都不可能越俎代庖，不可能代替他们作出哪些不应该传承、哪些应该传承和怎样传承的决定。
三、旅游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性影响
既然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主体只能是居于“主位”的传统持有者共同体的成员，一项民族文化传统事象是否会被传承又取决于该事象对共同体的有用性，那么，旅游究竟怎样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呢?换句话说，旅游是通过什么形式，在哪个环节上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厘清了这个问题，也就厘清了旅游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质性影响。
根据前文所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基于当代人对其现实有用性的评价，而现实有用性的参照标准是当下的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经评价，认为有用的被承继，认为无用的，则被放弃。在这个传承机理中，有两个环节存在不确定性或称可塑性：(1)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价能力；(2)评价有用性的标准。通过对这两个可塑性环节的分析会发现，正是在这两个环节上，旅游通过对共同体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直接干预，影响了共同体成员对有用性的评判，从而间接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
1．有用性评价能力的不确定性
前面已经提到，传统文化的有用性可表现在经济有用性和社会有用性两方面。经济有用性指某种传统文化事象能为传统持有者个体带来某种经济上 的利益，物质上的满足。如纳西古乐能用于表演创收，织染蓝靛土布能用于销售获利，掌握祖传秘方可以开药铺挣钱，熟练传统食品的制作可以开饭馆赚钱等等。社会有用性的含义则指该传统文化能对共同体集体带来某种社会利益和精神上的享受。如云南石林彝族的火把节传统仪式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傣族的拴线、认老庚等风俗能增进认同感，促进团结等等。从这种对具体事象的分析来看，人们对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的评判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令人遗憾的事实是，“无知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构造性要素”(柯武刚、史漫飞，2004)，也即人类在开发、验证和应用知识上只具备有限的知识，正是这种人的认识的有限性的构造性约束，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有用性评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
人类对事物知道得越多，就越能运用它来更好地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正是这个愿望，始终不懈地激励着人类对知识的探求，探索如何获得知识和传递知识的努力也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人类对世界的有限的认知能力必然使共同体成员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个时代认为没有用的，在另一个时代可能会认识到它的有用性。正因此，才引出挖掘传统文化为当下所用的话题。这种认识论上的渐变更多地来自个体的探索，个体改进自身认知能力的手段，一是自我体悟，二是向他者学习(包括直接学习和通过书本等载体间接学习)。在这种不断地与他人、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中，自我不断地获取新知，从而使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价处于一个不断被修正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评价能力的不确定性使共同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挖掘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2．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
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随着时代的变迁，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或缓或急，或因共同体生境内部的变化(如生存环境的变化、思想更新、技术发明、领导更替等等)而引起，或来自共同体生境外部的影响(如外族社会的变迁等)而产生。这些都将导致共同体内部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嬗变，从而改变着人们看待事物的标准。
人类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就意味着共同体主导文化价值体系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这种价值体系，就是据以选择某一事物的有用性评价标准的参照系。参照系变了，所选择的标准必然随之改变。只是这种改变有时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如中国传统儒学价值观在近代的式微；有时则是明显的，甚至是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如“文革”时期的“破四旧”，把历来认为有价值的文化载体，如古玩字画、壁画雕塑、古籍善本等都看作是有害的东西而予以毁灭。改革开放以后，对这些东西的价值的认识才又恢复正常，人们又开始收集、整理、鉴赏它们。短短40年时间内，价值观出现了两次反复。
从上面分析可看出，基于人的认识能力方面的不足和随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人的价值观改变的这种双重不确定性，使共同体对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评判变得复杂化，也使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复杂化。
3．旅游对共同体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干预
纵观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历程，其发展是伴随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而在全国逐渐兴起的。随着游客向民族地区的自发进入，首先产生的是旅游者在吃、住等方面的消费对当地的经济贡献。对于一个拥有秀美山水风光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这种无需大量投入就能挣到钱的刺激，无疑是强烈的。于是，通过旅游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便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目标驱动下，民族地区的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
旅游者的频繁进入，沟通了民族地区与外部社会的交流渠道，让当地人听到、看到了外部社会的许多新鲜事，从而唤起了他们要与外界进行交流的愿望，渐渐地，开始时的那种单向进入变成为双向的往来，加之电视、广播、各种音像制品的普及，开阔了当地人们的视野。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的涌入，使他们对外部社会文化的态度从最初新奇地观望到认同、吸收。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更快地接纳了“时尚”。各种歌星、球星、影星的大幅招贴画在乡村的流行就是例证。这种现代文化的“输入”，对民族地区人们共同体的认知能力和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影响是直接的、现实的。首先，游客的存在教会了他们什么样的东西能带来经济利益，使他们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去寻找那些能“生财”的东西，过去对自己没用的“传统”，现在只要游客有需求，也会被挖掘出来为自己创造价值，这就形成了对传统有用性认知能力的干预。其次，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学习和借鉴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旅游者带人的外部文化的频繁冲击，是使当地主导文化价值体系变迁的一种潜在力量。
然而，共同体对自身传统文化有用性的认知能力和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嬗变是随民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而且，社会的发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程度”。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个判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都在内、外合力的推动下发展着。内动力来自自身，而外动力来自交往。在我国开始实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旅游使民族地区面对市场经济的对外交往情形大大超出了主流社会的想象，不仅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异乎寻常，并且还表现出在全国范围内多点同时爆发，这就难怪引来了众多的争论，特别是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上更是遭到众矢。事实上，旅游对它的影响只是一种催化、加速，它只不过让我们提早面对了这种变化而已，因此，旅游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导致传统消失的元凶。
四、结语和讨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
1．凡能延续至今的任何一个传统，必定具有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
正如涂尔干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单一的传统可望左右大局，也没有任何单独的习俗性行动方式能够成为人们在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现代情况下生活的基础。现代的世界并没有带来传统的消亡，而是赋予传统以新的地位和环境，使之成为决策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环境，成为知识、价值观和道德的可供选择的替代来源。
2．当前，对经济尚处于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更看重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的“短视行为”不应遭到太多的非议。
因为在现实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下，这样的举动是符合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的，这种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必然能在转型中得到解决。当然，也有的人认为挣钱是自己的事，安定是国家的事。对此类错误认识，我们所需要做的是精英、专家、官员层的更多的引导。退一步说，这种做法至少能使传统在形式上先得到传承，主观上为自身带来经济利益的有意识行为在客观上也能起无意识地发挥社 会功能的作用。
3．传统文化中处于器物层面的保护行动可以由官方保护人、艺术投资者、购买人来部分地完成，精神层面的传承则不可能离开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
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他者”都只能起到教化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研究者能给予的是如何让文化持有者更早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他们自身社会的有用性，即给予智力支持，而官方能给予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传统文化开发与保护同步的情形尽早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即给予制度保障。
4．传统文化得到挖掘和保护的根本在于共同体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的，“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即“保持对自己身份的骄傲与自豪感”(纳尔逊。格拉本，2006)。一个民族，只有对自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有深刻认识，才会去挖掘和保护自身的传统文化。换句话说，只有对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有价值(既有经济有用性，又有社会有用性)的传统文化才可能得到传承。
5．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使其跳出“文化低度开发陷阱”①，是实现传统文化得到保护的一种有效途径。
从现实的情况看，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有赖于经济的支撑，只有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去追求归属需要、自尊需要等“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马斯洛，1987)的高级需要。
6．通过外因支持和内因激励是跳出陷阱的有效手段。
外因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制度保障，研究者的智力支持；内因来自共同体中的精英分子的带动、示范，一旦形成了外部拉动与内部激励的合力机制，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弘扬、社会进步的目标也将一步步地来到。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传统文化的双重有用性是不可分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追求经济有用性是一个近期目标或称眼前目标，而追求社会有用性是一个长期目标(远景目标)。现在的情况是，受社会开放度的影响，在当前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其经济有用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相比之下，社会有用性在当下表现得不迫切，因此，民族的“文化自觉”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
总之，传统“流变”的方向由现实有用性决定；流变的速度由共同体主导文化价值体系的变化速度所左右；价值体系变化的节奏受文化交流强度的影响。旅游只能使这种强度得到增大，也即对这种变化只有加速、催化的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不到位造成的。一是研究者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导致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智力支持不够到位；二是政府的政策不完善，导致传统文化保护的财政支持、制度保障不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在大转折的时代引发的问题一定能在大转折中得到解决。
[收稿日期]2006—12—08
[作者简介]郭山(1963—)，男，江西南昌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学与民族经济发展研究，E-mail:guoshan@ynu.edu.cn。
①这里的“有用性”指能为后辈的生存带来某种利益，包含经济有用性和社会有用性两个方面。前者指能为该传统文化持有者带来某种物质上的利益或得到物质上的享受，如能用于挣钱；后者指能为其带来某种精神上的利益或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如促进共同体的团结，增强凝聚力，获得归属感等。
①毫罗嗦：傣语，指外层用芭蕉叶包捆着的、糯米做的粑粑。
①“文化低度开发陷阱”是笔者受发展经济学理论启发而自造的一个概念，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只停留在经济有用性的层次上，即有钱挣我就学，没钱挣或挣得少了我就放弃。前者导致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后者又造成传统文化的消失。反之则造成越不学越没有钱挣，越没有钱挣就越不学的恶性循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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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廉月娟；责任校对：王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