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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具的“伪装术”是小说艺术形塑的一种方法。面具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区隔，并在一种距离的复杂缠绕关系中映射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同时，面具也具有否定和颠覆的功能，在意义系统中，它可以起到“摧枯拉朽”之效。面具的这一辩证法为作家亦夫所钟情，并在最近的小说创作中频频使用。他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具有面具人格的艺术形象，其面具人格包蕴着巨大的艺术潜能，不仅为跨文化交流带来诸多反思，也为日本华文文学的生产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亦夫;《无花果落地的声响》;面具人格;日本华文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77-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近三十年海外华文作家的乡土记忆与中原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6YJC751038;河南省软科学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原文化符号与记忆经济产业的开发研究”，项目编号：182400410449。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面具，原指演员在表演时所佩戴的假面罩，作为一种物质化和符号化的存在，面具在人类艺术史和文化史上充当着重要的媒介。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写道：“可以以同样的把握断言，在欧里庇得斯之前，酒神一直是悲剧的主角，相反，希腊舞台上一切著名角色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等，都只是这位最初主角酒神的面具。”①尼采指出了面具的重要的媒介承接和化用功能——将神性和神意通过面具化角色得以呈示和演绎。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分析了面具符号对人格的改变及其所参与的对人的社会角色的积极改造作用，他说由“面具”生成的“人格面具”，“是个人适应世界的价值理念或者他用以对付世界的方式。比如，每一种职业或者每一个专业都有其特有的人格面具……只不过其间的危险是他们认同于他们的人格面具——教授认同他的教材，男高音认同他的声音。伤害因此造成;他从此完全生活在他自己的传记的背景之中。因为这个时候被记下的，是诸如‘……然后他去了这个那个地方，说了这个或者那个’之类的东西。”②由此，可以发现“面具”在文化与社会变迁中作为一种交际“伪装术”普遍存在。面具人格虽不等同于“人格实相”，却可以使角色的“面具化人格”达到“以假乱真”之效，反映和表征人类在复杂境况中的“压抑”或“抵抗”。据现代心理学对主体的不断研究，面具具有强大的艺术生产的功效，由面具派生的纷繁的文艺图景正是人类适应文明、创造文明的一个缩影。上世纪末就在文坛崭露头角，后旅居日本的亦夫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为面具人格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档案。
亦夫于2019年出版了小说《无花果落地的声响》。在亦夫笔下，小说主人公一直活在由面具人格和非面具人格构成的撕裂式的环境之中，两者之间的对峙与媾和构成了小说一明一暗两条叙事线索。由面具而衍生的主体的面具人格不仅成为人物民族性格的一种必要构成和标识，由其牵引的叙事话语和叙事声音也合力形成了小说批判性主题生成的综合机制。亦夫的面具人格批判将目标指向了民族中人们形成的较为稳定的认知观念和伦理法则，这套法则指导着人物的言行并在文化交际和文化协商之中起着重要作用。从小说叙事层面上说，面具人格以及围绕着面具的折叠、拆卸而形塑而成的人物特征、话语建构、语言特质让亦夫的小说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面具（符号标识）凸显的是社会文化交流的过程，它积极参与了不同文化间的交融和抵消、接驳与嬗变，从而让小说故事充满着曲折与变奏。从象征层面上说，亦夫的面具书写成为文化间互识与互证的一种媒介和渠道，成为作家对人类文明不断反省的触媒。由此，面具已构成亦夫小说的一种标识性符号，面具及其面具化人格叙事所能牵引的美学上的变革和文化社会学上的意义便具备了被挖掘的价值。
一、驱动力：作为欲望化
与行动触媒的日本面具
在意义系统之中，面具调用其强大的包装功能可以促成意義的生产，引发意义元素的快速流动。面具不断折叠并重新组装世界，因其题材之“花样叠出”与面具人格的“百变”，遂让面具成为小说叙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亦夫的小说通过制造多重“面具人格”之间的碰撞，营构出文本缜密的叙事肌理。在小说《无花果落地的声响》中，亦夫通过主人公罗文辉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构建起井上惠子这一“欲望化日本”形象，并成功地将其生成为一种面具装置，指导和牵拉着罗文辉大半生的行动和抉择。
小说中的第一重面具是欲望化日本形象的营构。日本形象最初以井上惠子这一神秘化的圣象式（美女）形象的生成为开始，也就是说罗文辉去日本的冲动是源自于井上惠子神秘之美的诱发。小说通过罗文辉的回忆和描述呈现了他读大学之际被这种欲望所牵制的细节。在罗文辉的叙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美丽的圣象式日本美女的呈现，还窥视到了凝视主体罗文辉的情感变化历程。且看罗文辉对井上惠子的记忆画面：“那天惠子身穿一套淡青色西服套装，外面搭一件酒红色羊绒披肩，尽管已经40出头，但看上去宛如一个30不到的少妇，优雅高贵又风姿绰约”③，惠子形象首次闯入“我”的大脑并成功地俘获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并以其“美不胜收”的特征从此便根植于罗文辉的脑海和生活之中，牵引并左右了他后来的人生走向。
在小说叙事中间部分，人到中年的罗文辉用插叙讲述了自己不顾中国家人的强烈反对东渡日本，由此拉开那交织着希望与困惑的“一场游戏”的帷幕。且看罗文辉“留日”的最初体验：“我跟在惠子身后，一个刚刚开启的全新的生活模式，让当时24岁的我充满兴奋和好奇”④，在这里，我们看到，面具世界恰如戏剧舞台一样，它有着超出现实的“虚幻性”特征，并以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构成了一种陌生化效应，此时的罗文辉瞬间转变为一个被舞台表演（惠子所身居的面具化世界）所吸引的看客，面具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面具的腐蚀和同化效应，使得罗文辉欲罢不能。我们看罗文辉这位“观众”被面具震撼而“忘乎所以”的情景：“尽管当时惠子的话我大半都听不懂，但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日语不是语言，而是音乐，入耳便让我如痴如醉。惠子的身上散发着一缕淡淡的香味，让我如同置身于秋天的一棵桂花树下，被奇异的迷香所笼罩而感到一阵阵晕眩……”⑤通过罗文辉的叙事视角，惠子这位日本女性似乎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俘获了后者的全部注意力，这种面具以异域的女性之美构成了一粒“诱惑”的种子，生根发芽，构成罗文辉行动的内驱力。 具体在小说中，华美而又陌生的惠子的圣母式面容，不仅仅作为一种诱因，还作为一种控制技术得以呈现。它牢牢地控制着罗文辉，使得罗文辉的婚姻和生活都离不开这一美丽的面具，更构成后者爱屋及乌的一种他者型人格。“人格面具主导下的道德，个体被教会了追求善良，甚至追求完美，教会了认同我们人性的‘积极’一面，否定和否认了‘消极’一面。”⑥这“消极”的一面便是面具置换掉的罗文辉对真实世界另一面的把握，取而代之的是面具本身的替代性真实，它显示出面具化世界本身强大的吸附性与矫正功能，并用复魅的能力营造一种虚幻化效应，给主体带来眩晕感。罗文辉就深陷于这种眩晕中不能自拔。他对惠子有着难以摆脱的迷恋和沉醉。为了接近惠子，他娶了惠子的女儿桃香，即使后者有着先天性智障，罗文辉依然矢志不渝。这样，婚后的罗文辉虽然和桃香名义上是夫妻，但是惠子却成为他精神上的依赖，是他日本现实生活中必备的“背景音”和“调味品”，以致于在失去惠子以后的世界中，罗文辉感到一次次的“陌生”和“虚妄”。可以看到，由美丽的惠子（其所操持的语言和女性之美）包装而成的日本装置已构成罗文辉青年时期的一个欲望“共同体”。惠子的欲望化面具让罗文辉凭着幻觉和想象在生活，他一边于单向前进式的生活中与个人的历史告别（意味着切断旧有的中国传统），一边投身于异国未来不可知的生活洪流之中。这种跨文化的吸引以魅惑效果牵拉着主人公罗文辉的脚步，让彼时的罗文辉丝毫没有机会去感知面具本身的虚假。
“人格面具是覆盖物和外壳，甲胄和制服，在其背后也在其中个体隐蔽起来——对自己，也常常对世界”，⑦面具化人格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对罗文辉来说，欲望化日本面具构成了一种动力，是他对一种不可知的未来的美好的渴慕和追逐，更成为他年轻之际“留日”的最大情感与理想寄托。戏中的人生大幕已经开启，戏外的悲剧才刚刚开始。罗文辉的人生以“留日”为界限，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人生图景。如果说面具化日本最初以一种华美的形象构制出现，并左右着主人公罗文辉的人生走向，那么在面具撕开之后的世界中，罗文辉又不得不面对心灵的浩劫与溃败。我们在小说缜密的叙述中看到了罗文辉惨淡而丑陋的人生百态，这种如戏的面具人生布满了种种错置与荒诞、无奈与虚妄。
二、面具的拆解：实相表征与主题生成
巴赫金在《拉伯雷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笑文化》中强调了面具具有的拆解和颠覆作用，他指出：“假面与更替和体现新形象的快感、与令人发笑的相对性、与对同一性和单义性的快乐的否定相联系;与否定自身的因循守旧和一成不变相联系;假面与过渡、变形、打破自然界限、与讥笑、绰号相联系”。⑧面具就是这样矗立在严肃和幽默的中间，构成了一种纽带和张力。它既可以张罗主体的表演，确保面具化游戏规则的完整运演，又可以凭借着自身的卸除和拆解，显示出那些一度被遮掩的“真实世界”的暗黑境况，甚至由此引爆人物之间的冲突节点，并在人物主体的自我凝视和他者凝视中抵达对意义的捕捉。双重凝视持续不断，构成了主体对自我身份和位置的认识和反思。一方面，在面具拆解的过程中，伴随着主体真实身份的显露，主体在自我凝视中开始表呈出与面具人生不一样的姿态，从而制造着凝视者主体的阴面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当面具卸除后，主体处于同面具世界迥然不同的一种距离对视之中，使其可以以一种旁观者的他者视角增强对主体的多面审视。因此，双重凝视不断制造着面具形塑与拆解的复杂效应，而这个过程本身也是现实与游戏边界的互融、意义与价值的互促互生的一个过程。
面具拆除的过程首先体现在惠子圣象的倒塌及其阴面实相的呈示，这一过程伴随着凝视主体罗文辉精神上的沦陷，揭示出罗文辉人格冲突的悲剧性。首先来看罗文辉这一他者凝视视角中的惠子形象。小说以时间为线索，一开篇就采用了类似于“加缪式”的文笔讲述了一场葬礼的发生，“惠子死了。”⑨在“我”的吩咐下，清理惠子遗物的工作人员对惠子生前的生活用品要进行清理。惠子名誉上是“我”的岳母，但是在“我”的内心世界和叙事重心的偏重上，却不亚于“我”精神上的“妻子”。在罗文辉的语言中，对惠子遗物的清理既包含着“我”对日本“清洁”传统与习俗的遵守，又意味着惠子的离开为罗文辉带来的种种“不适应”，叙事充溢着罗文辉对惠子及其遗物的恋恋不舍。正是这种情感的悬机效应支撑着小说叙事的发展。
当死去之后的惠子恢复其肉身化的凡俗甚至是丑陋不堪的特征时，早已不复罗文辉心目中优雅的遥不可及的“女神”形象。这种反差和对比经由罗文辉的内心体验得以呈示：“我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惠子，既想起了那个一直神性存在于我精神世界里的圣洁高贵的女人，也想起了在入殓师的手中被涂脂抹粉和盛装打扮的那具丑陋不堪的衰老的肉体。我不知道今天特意赶到这里来，到底是为了祭奠我其实一无所知的中内姑娘，还是祭奠自己忽然间陌生难辨的前半生……”⑩惠子的死亡似乎宣告了面具的卸除，也制造了一次机会，得以让罗文辉从中窥视了他曾经崇拜的“圣象”的本来面目。
除了肉身的丑陋之外，灵魂也并非是纯粹而圣洁的存在。罗文辉爱喝酒，自知自身的缺陷与丑陋的本相，却在偶像惠子面前一直努力扮作“君子”。通过与惠子的闺蜜一次酒后对话，罗文辉得知惠子曾经和自己一样是“重量级酒鬼”，还因为酒瘾造成女儿桃香的先天性智障。由此，罗文辉才明白一个事实：惠子原来和自己一样“俗不可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蒙在鼓里的罗文辉之前对此并不知情，可悲的是此刻的他还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最初的判断和立场——对惠子一味的尊崇和膜拜。这从罗文辉的内心话语便可以窥出：“惠子闺蜜的话，好像打碎了我一直小心翼翼供奉在内心深处的一尊佛像，既让我伤心愤怒，又似乎带有一丝从此摆脱沉重的轻松。”{11}终于，罗文辉内心供奉与呵护的那尊圣象坍塌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使其开始从面具人格中选择逃离。
面具的拆卸具有否定和颠覆功能，这一功能既呈现在惠子形象神圣性的打破上，也体现在凝视主体自我位置的重新确认上。如果说罗文辉的面具人格是一种积极性的迎合，是社会化与历史语境所要求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那么当面具卸除之后，他的另一重阴面人格便浮出水面，甚至抢占了主要位置。荣格称这一阴面人格为“阴影”{12}，“它是人身上所有那些最好和最坏的东西的发源地”。{13}埃里希·诺依曼指出“它表达了我们的不完备和世俗，与绝对价值不一致的消极面;它是与‘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灵魂的绝对和永生截然不同的、我们的自卑肉身。”{14}也就是说“阴影”是人类的一种原型组成，“阴影不仅包括已被自我感受过和拒绝过的部分，而且还包括从未曾意识到的原始的和不成熟的那些部分”{15}，人类虽然在现实世界中以面具人格示人，包藏和遮掩了自身的这一部分意识冲动，“但是这一部分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只是被隐藏了起来，并获得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它充满着活力”{16}。因此，罗文辉对自我的重新确认也是对自身阴影确证的一个过程。恰恰是在他卸除了惠子这一精神控制之后，他才获得了这一“确证”的契机。這种卸除面具之后的自我凝视和省察，折射出罗文辉所背负的文化与社会的重担，而他错置的人生镜像更透射出文化间的藩篱和障碍在个体人格上引发的剧烈冲突。 首先，罗文辉的思想矛盾聚焦于一个恒常性的命题：人性并非是纯洁、圣洁之物，而是充满着种种“恶”的暗涌和激流。恰如面具具有的遮蔽性和包庇功能，事物的表象与事物的本质并非一致，甚至构成矛盾的两级。罗文辉人到中年之后常常感到虚妄和陌生，这种阅尽人生的沧桑感和透明感是他对人性省察的结果。这种省察从对自己的认识开始。罗文辉东去日本，远离故国家乡，内心窝藏着许多秘密。诸如他很明白儿子井上勉和他不存在血缘关系，对此他无地自容却又无法向他人说出。毕竟，井上勉“成就”了罗文辉父亲角色的转化。“井上勉的意外到来，不仅彻底缓解了来自父亲传宗接代的压力，而且为我和桃香这桩一直被外人怀疑和猜忌的婚姻，充当了一件美化和修饰的绝好道具，让一切流言蜚语都因这枚‘爱情的结晶’而销声匿迹”。{17}从世俗层面看，儿子井上勉的出生让罗文辉顺理成章地坐稳了“父亲”这把合法化交椅，并能够以此满足中国父亲为代表的家族的期望，顺势在伦理上履行一个中国男人“延续香火”的职责。但是，很显然，罗文辉既“甘愿”接受既成事实，却又对这种“虚假人生”常怀绝望。由此，他不断陷入责任与悔恨的两难窘境之中，陷入对人性缺陷与黑暗的思考之中。他明白自身并非圣洁之物，堕落是常有之事：“但当我身上那种似乎只有自己能察觉到的‘灵魂腐烂的气味’随着时间渐渐消失之后，我却会一次又一次无耻地找借口原谅自己，重新人模狗样地扮演着众人眼里的正常角色。”{18}这种深刻的洞悉和刺穿显示着罗文辉对人的认识的深化：人终究不过是一种卑微和缺陷的存在。
其次，对自我的批判也体现在小说对同类人物的对位书写上。小说插入了“我”和女大学生中内千夏的一段插曲。中内千夏一直暗恋并且疯狂地追求着罗文辉。在罗文辉拒绝之后，中内千夏“被自己射出的丘比特之箭反弹回来”{19}而自杀身亡。罗文辉不明白中内千夏为什么会爱上“徒有虚表”的自己。在一往情深的中内千夏这一少女身上，罗文辉似乎看到了当年的自己，而中内千夏眼中的罗文辉恰如后者遇到的“圣象般”的惠子。他的挣扎和为后者痛悼的姿态无不表呈着面具化人格卸除后对人性的洞穿。他对所谓的标签开始拒认。正如他的叙述声音：“我越来越赞同古谷沙希的观点，表现并非伪装，只是真相的一个侧面而已。”{20}中内千夏死亡的冲动源自于罗文辉的一个美丽的表象，而罗文辉来到日本源自于惠子一个美丽的表象;前者自杀身亡，后者也不断地陷入苦闷的生活中，甚至想到自杀，这种人物之间的对位更显示出罗文辉对人性的深刻省察。
再次，小说还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结构讲述了“我”的小说《圣徒的眼泪》的创作和发表的过程，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也是惠子，小说的创作酝酿和发表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围绕着小说《圣徒的眼泪》的主人公惠子与罗文辉岳母这一原型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生产、社会化与个人化反馈，有着作家身份的罗文辉更明白了事物的偶然性和曲折性、外在性和内在性逻辑的运演轨迹，这种认识既包含着对写作职业本身的认识，也包含着对人性普遍性症候的洞悉，更有对标签与实质、显在与隐性的辩证化的哲学思辨与艺术展示。在小说成功发表后，面对读者与粉丝的崇拜赞扬，“我”的行为被毛燕北等人认为是“充满了修炼者身上自律的道德光辉”。{21}通过他者凝视来省察自身，罗文辉已很明白这种他者凝视的作用和价值：“来自别人的这种赞许像一个双面镜，其一面具有美化和放大功能，让我看上去面相庄严，像圣人一样连自己都为之陶醉。而其另一面却是照妖镜，我清晰地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懦弱、卑怯、猥琐，一切所做和所想都充满矛盾……”{22}他人眼中的“我”与真实的自我之间巨大的鸿沟和分裂竟然让“我”都不能接受，其中的人生况味与尴尬充溢在字里行间，这势必与罗文辉大半生的面具人格生成具有一种相似性与对位性的凸显效果，不断引发叙事者对罗文辉的多面审视。
“所以在爬山途中，毛燕北越是对我‘高僧般的修行’表示羡慕，越是坦白自己的私生活状态的痛苦，就越让我深感自己的虚伪和卑鄙。”{23}在这里，经历过双重凝视之后的罗文辉对自己的打量和审视已经十分深刻。我们从罗文辉的忏悔式性格中似乎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镜自照，这种省察又进一步勾勒出罗文辉是如何不断出入于阴影和面具人格之间，他的忧思和自戕式的“私语”道出了一个危险的真相：人性的阴暗本身让所有世俗的标签都失去了存在意义。所谓“圣徒”也仅仅成为一种语言的外在的标识供人们去观赏品鉴，个中三昧，又岂是语言所能表呈？所以，罗文辉矛盾化自我镜像以及对连载小说《圣徒的眼泪》中人物的扭曲化处理构成了对小说题目“圣徒的眼泪”的绝妙讽刺。
三、面具的“伪装术”批判
与日本华文文学生产
面具化人格构成亦夫笔下人物的一种特征，也构成了跨文化背景下的一种艺术策略——“伪装术”，此种艺术利用面具装置的组装和拆解等，以艺术性构思和哲理性思辨传达着异域跨境生存的别样声音和姿态，以不同的视角起到对“中心”、等级和旧有传统的延伸、增补和对照等功能。以亦夫的面具的“伪装术”批判为起点，我们可以发现并反思日本华文文学创作中存在着的三重向度。
第一重向度着意在文明面具的拆解，从不同文化中找寻共通性。这一点以亦夫、黑孩、陈希我的创作为代表。亦夫旅居日本三十年，切身体验着中日文化交流与理解中存在着畅通与梗阻并存的症候。中日同处东亚文化交流圈，互通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却因“那场战争”{24}及其漫长的记忆焦虑不断制造着中日两国之间认知上的偏差与错位。对亦夫来说，他写作的一个中心便是戳穿文明的面具，此种面具更多地指向了民族性伦理营构出的思维的固有的框架。对于一些海外华人华侨来说，他们所背负的民族性伦理的重担过于沉重，又遭受着在地化的异国新伦理的冲击，两种力量的交织让亦夫不断思考不同“惯习”胁迫下的生命的本相。事实上，这对于亦夫的创作来说，是一条十分明晰的线索。罗文辉当年之所以被惠子所吸引，一心留日，甚至做出“有辱门庭”之事，恰恰就是负面日本与惠子所代表的美丽日本形象在他脑海中博弈后的一个产物，这是对中国旧有观念的一次叛逃，也是努力走出父辈战争创伤记忆的一次努力表征。在小说结尾，摆脱了惠子“羁绊”和“惯性”的罗文辉经历了精神上的一次洗礼和蜕变，获取“我正是自己灵魂的囚笼，非关他人”这一真理，但是此种经验是罗文辉用大半生的时光为代价而赚取得来的。小说中容易被人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便是罗文辉对事物表象和本质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入思考，而此种思考路径也是亦夫在文化相对性之中抵达精神统一性的努力凸显。罗文辉用亲身经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感受着表象和本质世界之间的种种错位和游离，表象并非是本质的一种必然体现，却可能是本质的一种侧面展映。从心理学视角看，事物现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着龃龉和游离，文化间的误读与误判也是常态。但是亦夫的思考更进一步，他由此思考了立场的位移与语言的有效性问题。在诸多复杂表象面前，话语解释的虚妄和修辞抵抗的空虚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人类文化面对世界时“无计可施”的一种明证。在同名的一篇散文中，亦夫曾写到：“这些果实看似悲惨的命运，其实并非被遗忘，而是源于一种与自我认知相悖的习俗的囚禁……”{25}果实成熟之后遗落在地，不被人知晓，从人的视角看，果實的遭遇是一种悲剧，但是从物的立场看，结果却并非如此。人类所谓的“悲惨”之情感修辞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之上，这一主张之于物本身却未必总是见效。 亦夫深谙由习俗为代表的这一“文明的面具”所具备的强大制约作用，如何打破面具人格的拘囿，如何跳出既有的观念认知的藩篱，让人重回自由的起点，则是他的着力之处。事实上，罗文辉便具备用“变化”的眼光审视和打量周遭世界的理性自觉。诸如“我”的眼中桃香的巨大变化。随着惠子的去世，妻子桃香的独立性更强了，似乎智商也逐渐好转，不再是一个智障儿，而是“明显变得比过去理性和成熟。”{26}对罗文辉而言，妻子桃香的这种先天性疾患的渐趋好转，是因环境和人物的变化而习得的。一旦穿透了认知的壁垒，人们看待事物的态度便也不同了。正如小说中通过“我”的自我凝视所得出来的话语：“我只能是罗文辉！二十几岁只身从北京东渡的时候是罗文辉，现在五十出头了依然是罗文辉”。{27}“我”的不变恰恰说明了经历过时间的洗刷，“我”对事物的好奇心与性格始终没有变化。由此，罗文辉作为一个忏悔型的人物典型便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确立了自身的位置。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对于自身污浊的灵魂进行一场清洁的欲求又包含着深刻的宗教悲剧意识，而他本人的虚无和陌生的体验又投射着现代“反英雄”的孤独体验，这种体验具有普遍意义。
黑孩在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之中叙述了在日中国人秋子与韩国人韩子煊之间的一段恋情。小说围绕秋子脑海中的一个憧憬——住在日本东京的一处现代化建筑“惠比寿”之中，不断展开秋子与韩子煊感情相互撕扯的描述。虽然秋子最终实现了住进“惠比寿”的愿望，却也让自身卷入情感纠葛之中，伤痕累累，当她识破韩子煊的情感面具，决定逃离“惠比寿”这一现代性的诱惑之时，方才重获新生。秋子感情的不幸，根植于现代性他者的焦渴冲动。唯有识破他者的幻象和实质之间的错位，将现代性的幻象与憧憬“连根拔起”{28}，秋子的灵魂方能得以自然安放。显然，作家黑孩通过对现代性面具的“伪装术”的艺术化处理，凸显了跨文化语境生存中文明面具对个体的阻碍和羁绊。陈希我在《心！》中更是用复调叙事描述了林修身（小说中也被称为“U”）这位中国疍民一生如何挣扎于种种“耻辱”的面具人格之间，呈现出他在战争与和平不同形势下的妥协与破败，热望与希冀。林修身这位不断“下坠”{29}的“地下人”否定了所谓的“客观真理”，反抗“光明”而堕入“绝对黑暗”之中，以“踏空”的姿态推翻重重面具的蛊惑，重新思考人的存在與意义。如何充分利用面具的“伪装术”在文学中的编制和营构，进而自觉地处理跨文化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打破二元对垒从而获取一种多元视角和立场，这一点在三位小说家的创作中已经显示出十分清晰的写作轨迹。而这种思想上的自觉如何转化成为艺术上的自觉，并在作品题材的多样、主题的深化、格局的开阔等层面，显示其成就和努力，对当下的日本华文文学生产来说，显得尤为迫切。
第二重向度着意于对民族性伦理秩序的遵循和维护。哈南的小说是代表。民族性伦理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在东亚国家，民族性伦理依然在家庭、机构、社区等单元的组建上，显示其自身强劲的活力，其所参与的社会化协调与重建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基于此，有些作家又不得不选择去恪守民族性传统这一副面具的规训。显然，在他们的创作中，着意于面具的警示和维护。哈南在其长篇小说《猫红》{30}中，通过主人公成之久的生意和情感的双重经验来考察中日文化与习俗的根本性差异。小说用一条线索叙述中国商人成之久在日本生意上的起伏，另一条线索叙述了他的婚姻与情感。成之久为了能够和相爱的日本女孩惠久美走在一起，成功筹划与妻子的“假离婚”，当他最终将离婚材料放在惠久美面前时，惠久美对其“做假”行为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这个既构成了成之久和惠久美之间无法逾越的情感之坎，也是现实中横亘在成之久眼下的文化与习俗之“坎”，这道难以逾越的“坎”成为他情感经历中的一个遗憾。在妻子因患乳腺癌去世之后，成之久终于换取了“自由身”，却也意味着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光棍”。在小说《新宿三丁目》{31}中，哈南又叙述了中国女孩孟茵和日本青年加藤的爱情悲剧。两人在年轻时相爱，加藤为了争取和中国女孩孟茵在一起，排除日本家族的一切反对声音。可是在他们即将结婚时，孟茵告诉加藤自己曾在新宿三丁目的风俗店工作过的事实，加藤对此无法忍受，并决定提出和孟茵分手。对孟茵来说，她秉承着高度尊重爱情和婚姻的原则。婚姻的神圣感让她甘愿把一个完整而透明的自己交付于恋人，这是中国男女恋人之间亲密无间的一种明证。不承想，这份“供词”却成了孟茵的一份“罪证”，让加藤无法接受，成为加藤日式伦理认知中的一道巨大的屏障，难以逾越。由此，两人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西村和他的装置艺术》中的新移民雪红与高然夫妇加入了日本国籍，一心希望儿子西村能够做一个纯正的日本人，可是成年后的西村偏偏被汉语所吸引，并找了一个中国女友，把自己喜欢的事业——装置艺术制作也投资在北京宋庄。如果说亦夫着重于找寻到民族性“惯习”背后的一致性，他所竭力摒除的是民族性惯习给予个人的压力，他拼命想从中找到释放和舒张自然人性的渠道，进而可以让跨国生存变得轻盈。那么哈南则相反，他则着重于捕捉传统伦理在当下日本的普遍性存续，他更在乎形而下的现实生存这一要义。
第三重向度着意于对既有的民族性伦理的批判。毕竟，“人类文明本身的病症在普遍伦理的形成过程中，同样起着病态的制约作用”。{32}陈永和在《黄玫瑰陷阱》{33}中通过叙述虹与一雄母子的惨剧，展开对日本华人家庭不同代际间文化认同问题的探索，其批判的锋芒不仅直指传统华人家庭凝滞不进的旧式教育理念，更指向了哲学层面上的真实与叙事陷阱关系的勘测。李长声在随笔中时常对中国伦理中的面具人格及其毒害给予批判，对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也常以幽默之笔予以批驳。在他的《哈，日本》《纸上声》《美在青苔》《吃鱼歌》《系紧兜裆布》《阿Q的长凳》《太宰治的脸》等系列随笔中，他以闲适的笔调对准了中日文化的缺陷侃侃而谈。他尝试不将自己捆绑在一种文化系统或模式之内。对于日本来说，他是一个中国旅人;对于中国来说，他又是一个远距离的凝视者，文字间凸显其洒脱与幽默，实则呈露出他看取事物和审视国族的独特的间性视角及其价值。李长声恪守着写作伦理中的客观与豁达，写作技术上的智识和超越。对李长声来说，这不失为对文明面具进行解剖的一种学术自觉。谈及海外华人的国际化问题，他说：“虽然像散沙，但爱聚成堆，形成像冰箱一样的小圈子，把习以为常的民族性冷冻起来，甚而比国内更坚硬，有时被说是出国的比国内的更爱国。”{34}涉笔成趣，却又不无批评之意。谈起“塞车”，他说“日本车辆被塞成一线，像僵死的蛇，而北京好似跳千手观音舞，左探一车头，右探一车头，伺机往前插，满路不和谐。”{35}其中对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的批判跃然纸上，或许正是一种“不中不日”的第三方立场和视角使然，他的随笔于嬉笑怒骂之中透射出一种血气，看似琐碎的叙事中掺杂着一种高远的姿态和纯真的性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哈，是初见的惊奇，是深入后的了然，而声音放低，近乎哼，甚至有一点就那么回事的不屑。这一声‘哈’，还有暗含腰斩‘哈日’族之意”。{36}此种旷达与豁然显然是处理文明面具的第三重向度和方法。 面具的三重书写向度都指向了日本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在东亚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小说中的面具“伪装术”有利于作家进行艺术的形塑，凸显人类所处的文化的复杂境况以及身体的抵抗状态。具体来说，亦夫小说以罗文辉的悔恨和矛盾展示出了他对“中国式惯习”的拒斥和妥协。“这种屈服源于他们的惯习与他们身在其中、进行实践的场域之间无意识的契合关系，它深深地寄居于社会化了的身体的内部。”{37}罗文辉的中国父亲从对日本的拒斥到最后的适应，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惯习”系统中的浓郁的“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成分只有被中国父亲所亲身体验的日本现实所驱散，偏见方可消失，可它竟是建立在罗文辉抵押与内耗个体生命为代价的基础之上。此种悲剧作为当代海外华人生存的一个缩影和图示，极具代表性。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新移民的伤痛主要集中于生存层面的痛苦和文化之间的冲突，那么在已经习得“异国趣味”三十年之后，他们的文化认同如何重构？原有的伦理与现有的伦理之间的鸿沟如何弥合？抵抗与妥协的命题如何相伴相随？民族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和媾和如何上演或被遮蔽？障碍和壁垒如何穿透？如何撬动“言日”的那块沉重的历史区域，对荣格意义上的“阴影”的积极性意义进行挖掘和展示？这些议题应该是作家需要不断思考的，也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要命题。
结语
新世纪以来的日本华文文学逐渐呈现繁荣态势，陈永和、哈南、陈希我、黑孩、李长声等作家的创作显示着日本华文文学在艺术开掘上的努力。其中，亦夫小说《无花果落地的声响》显然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的写作属于“暗黑色系”，小说直面人性的丑陋，不断“进入恶的里面”{38}，描述着生存在习俗罅隙和文化牢笼中的人们的认知局限。通过面具人格的塑造，凸显人物的自省意识。罗文辉以“戴罪”之身努力前行、急欲走出虚无主义迷雾的奋争姿态，呈示出类似俄狄浦斯的宿命式呐喊与哈姆雷特的绝地反击式的悲怆。其鲜明的中国人伦色彩的施压使得主人公“不堪其烦”，人物灵魂中的种种骚动和不安以内心话语的形式闪烁着现代人的哀伤、忧郁、决绝、智性的因子。历史是何等吊诡！郁达夫曾说过：“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39}反观罗文辉在日本大半生的挣扎，其悲剧竟然也肇始于一场暧昧的难言的情感冲动，只是罗文辉所处的此时的中国不是郁达夫所处的彼时的中国，但是中国男性身体的压抑与抵抗在两个不同的时期竟有着惊人的相似。此种相似既关乎身体的解放，又关乎中日不同文化场域的较量，从社会学、伦理学视角依然可以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索。总之，罗文辉这一新时期的在日中国人形象以一种新的姿态，自動连接起现代作家郁达夫、郭沫若等开创的“受伤的中国人”的形象创作谱系，实现了小说艺术“得鱼忘筌”的功效。这一成熟化的艺术实验和探索对日本华文文学创作来说，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①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0页。
②{12} [瑞士]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98页，第32页。
③④⑤⑨⑩{11}{17}{18}{19}{20}{21}{22}{23}{26}{27} 亦夫：《无花果落地的声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第308页，第308页，第308页，第309页，第288页，第299页，第204页，第143页，第143-144页，第146页，第146页，第176页，第99页，第2页。
⑥{15}{16} 马向真：《人格面具与道德认同危机》，《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⑦{14} [德]埃利希·诺伊曼：《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高宪田、黄水乞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第17页。
⑧ [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13} [美]C.S.霍尔、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陈维政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7页。
{24} 卢冶：《为什么谈日本》，《读书》2014年第10期。
{25} 亦夫：《盛期，我与你总是擦肩而过》，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页。
{28} 黑孩：《惠比寿花园广场》，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6页。
{29} 陈希我：《心！》后记，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78页。
{30} 哈南：《猫红》，海峡书店2018年版。
{31} 哈南：《新宿三丁目》，《中国作家》2019年第4期。
{32} 彭永捷：《普遍伦理与东亚文化》，《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3期。
{33} 陈永和：《黄玫瑰陷阱》，《江南》2020年第6期。
{34} 李长声：《纸上声》，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9页。
{35} 李长声：《枕日闲谈》，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7页。
{36} 陈子善：《与李长声“相遇”》，李长声《哈，日本》，中国书店2010年版。
{37} [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4-25页。
{38}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杨恒达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39} 郁达夫：《雪夜》，《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The Camouflage of a Mask and the Reflections Generated by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n Japan： A Look at the Creation of the Masked Personality as the Centre in The Sound of Figs Falling by Yi Fu
Zhang Yiwei
Abstract： The camouflage of a mask is a way of shaping in the art of fiction as masks divide the world into many sections and can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in the distanced complex entanglement. At the same time， masks also perform a negative and subversive function， creating a destructive effect in the system of meaning. The dialectics of masks is what Yi Fu the writer loves and frequently employs in his fictional creations. He has created an artistic image of a typical masked personality that contains an enormous artistic potential， providing many reflections o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and experience as well as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n Japan.
Keywords： Yi Fu， masks， camouflage，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n Japan
关键词：亦夫;《无花果落地的声响》;面具人格;日本华文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77-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近三十年海外华文作家的乡土记忆与中原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6YJC751038;河南省软科学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原文化符号与记忆经济产业的开发研究”，项目编号：182400410449。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面具，原指演员在表演时所佩戴的假面罩，作为一种物质化和符号化的存在，面具在人类艺术史和文化史上充当着重要的媒介。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写道：“可以以同样的把握断言，在欧里庇得斯之前，酒神一直是悲剧的主角，相反，希腊舞台上一切著名角色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等等，都只是这位最初主角酒神的面具。”①尼采指出了面具的重要的媒介承接和化用功能——将神性和神意通过面具化角色得以呈示和演绎。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分析了面具符号对人格的改变及其所参与的对人的社会角色的积极改造作用，他说由“面具”生成的“人格面具”，“是个人适应世界的价值理念或者他用以对付世界的方式。比如，每一种职业或者每一个专业都有其特有的人格面具……只不过其间的危险是他们认同于他们的人格面具——教授认同他的教材，男高音认同他的声音。伤害因此造成;他从此完全生活在他自己的传记的背景之中。因为这个时候被记下的，是诸如‘……然后他去了这个那个地方，说了这个或者那个’之类的东西。”②由此，可以发现“面具”在文化与社会变迁中作为一种交际“伪装术”普遍存在。面具人格虽不等同于“人格实相”，却可以使角色的“面具化人格”达到“以假乱真”之效，反映和表征人类在复杂境况中的“压抑”或“抵抗”。据现代心理学对主体的不断研究，面具具有强大的艺术生产的功效，由面具派生的纷繁的文艺图景正是人类适应文明、创造文明的一个缩影。上世纪末就在文坛崭露头角，后旅居日本的亦夫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为面具人格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档案。
亦夫于2019年出版了小说《无花果落地的声响》。在亦夫笔下，小说主人公一直活在由面具人格和非面具人格构成的撕裂式的环境之中，两者之间的对峙与媾和构成了小说一明一暗两条叙事线索。由面具而衍生的主体的面具人格不仅成为人物民族性格的一种必要构成和标识，由其牵引的叙事话语和叙事声音也合力形成了小说批判性主题生成的综合机制。亦夫的面具人格批判将目标指向了民族中人们形成的较为稳定的认知观念和伦理法则，这套法则指导着人物的言行并在文化交际和文化协商之中起着重要作用。从小说叙事层面上说，面具人格以及围绕着面具的折叠、拆卸而形塑而成的人物特征、话语建构、语言特质让亦夫的小说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面具（符号标识）凸显的是社会文化交流的过程，它积极参与了不同文化间的交融和抵消、接驳与嬗变，从而让小说故事充满着曲折与变奏。从象征层面上说，亦夫的面具书写成为文化间互识与互证的一种媒介和渠道，成为作家对人类文明不断反省的触媒。由此，面具已构成亦夫小说的一种标识性符号，面具及其面具化人格叙事所能牵引的美学上的变革和文化社会学上的意义便具备了被挖掘的价值。
一、驱动力：作为欲望化
与行动触媒的日本面具
在意义系统之中，面具调用其强大的包装功能可以促成意義的生产，引发意义元素的快速流动。面具不断折叠并重新组装世界，因其题材之“花样叠出”与面具人格的“百变”，遂让面具成为小说叙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亦夫的小说通过制造多重“面具人格”之间的碰撞，营构出文本缜密的叙事肌理。在小说《无花果落地的声响》中，亦夫通过主人公罗文辉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构建起井上惠子这一“欲望化日本”形象，并成功地将其生成为一种面具装置，指导和牵拉着罗文辉大半生的行动和抉择。
小说中的第一重面具是欲望化日本形象的营构。日本形象最初以井上惠子这一神秘化的圣象式（美女）形象的生成为开始，也就是说罗文辉去日本的冲动是源自于井上惠子神秘之美的诱发。小说通过罗文辉的回忆和描述呈现了他读大学之际被这种欲望所牵制的细节。在罗文辉的叙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美丽的圣象式日本美女的呈现，还窥视到了凝视主体罗文辉的情感变化历程。且看罗文辉对井上惠子的记忆画面：“那天惠子身穿一套淡青色西服套装，外面搭一件酒红色羊绒披肩，尽管已经40出头，但看上去宛如一个30不到的少妇，优雅高贵又风姿绰约”③，惠子形象首次闯入“我”的大脑并成功地俘获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并以其“美不胜收”的特征从此便根植于罗文辉的脑海和生活之中，牵引并左右了他后来的人生走向。
在小说叙事中间部分，人到中年的罗文辉用插叙讲述了自己不顾中国家人的强烈反对东渡日本，由此拉开那交织着希望与困惑的“一场游戏”的帷幕。且看罗文辉“留日”的最初体验：“我跟在惠子身后，一个刚刚开启的全新的生活模式，让当时24岁的我充满兴奋和好奇”④，在这里，我们看到，面具世界恰如戏剧舞台一样，它有着超出现实的“虚幻性”特征，并以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构成了一种陌生化效应，此时的罗文辉瞬间转变为一个被舞台表演（惠子所身居的面具化世界）所吸引的看客，面具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面具的腐蚀和同化效应，使得罗文辉欲罢不能。我们看罗文辉这位“观众”被面具震撼而“忘乎所以”的情景：“尽管当时惠子的话我大半都听不懂，但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日语不是语言，而是音乐，入耳便让我如痴如醉。惠子的身上散发着一缕淡淡的香味，让我如同置身于秋天的一棵桂花树下，被奇异的迷香所笼罩而感到一阵阵晕眩……”⑤通过罗文辉的叙事视角，惠子这位日本女性似乎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俘获了后者的全部注意力，这种面具以异域的女性之美构成了一粒“诱惑”的种子，生根发芽，构成罗文辉行动的内驱力。 具体在小说中，华美而又陌生的惠子的圣母式面容，不仅仅作为一种诱因，还作为一种控制技术得以呈现。它牢牢地控制着罗文辉，使得罗文辉的婚姻和生活都离不开这一美丽的面具，更构成后者爱屋及乌的一种他者型人格。“人格面具主导下的道德，个体被教会了追求善良，甚至追求完美，教会了认同我们人性的‘积极’一面，否定和否认了‘消极’一面。”⑥这“消极”的一面便是面具置换掉的罗文辉对真实世界另一面的把握，取而代之的是面具本身的替代性真实，它显示出面具化世界本身强大的吸附性与矫正功能，并用复魅的能力营造一种虚幻化效应，给主体带来眩晕感。罗文辉就深陷于这种眩晕中不能自拔。他对惠子有着难以摆脱的迷恋和沉醉。为了接近惠子，他娶了惠子的女儿桃香，即使后者有着先天性智障，罗文辉依然矢志不渝。这样，婚后的罗文辉虽然和桃香名义上是夫妻，但是惠子却成为他精神上的依赖，是他日本现实生活中必备的“背景音”和“调味品”，以致于在失去惠子以后的世界中，罗文辉感到一次次的“陌生”和“虚妄”。可以看到，由美丽的惠子（其所操持的语言和女性之美）包装而成的日本装置已构成罗文辉青年时期的一个欲望“共同体”。惠子的欲望化面具让罗文辉凭着幻觉和想象在生活，他一边于单向前进式的生活中与个人的历史告别（意味着切断旧有的中国传统），一边投身于异国未来不可知的生活洪流之中。这种跨文化的吸引以魅惑效果牵拉着主人公罗文辉的脚步，让彼时的罗文辉丝毫没有机会去感知面具本身的虚假。
“人格面具是覆盖物和外壳，甲胄和制服，在其背后也在其中个体隐蔽起来——对自己，也常常对世界”，⑦面具化人格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对罗文辉来说，欲望化日本面具构成了一种动力，是他对一种不可知的未来的美好的渴慕和追逐，更成为他年轻之际“留日”的最大情感与理想寄托。戏中的人生大幕已经开启，戏外的悲剧才刚刚开始。罗文辉的人生以“留日”为界限，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人生图景。如果说面具化日本最初以一种华美的形象构制出现，并左右着主人公罗文辉的人生走向，那么在面具撕开之后的世界中，罗文辉又不得不面对心灵的浩劫与溃败。我们在小说缜密的叙述中看到了罗文辉惨淡而丑陋的人生百态，这种如戏的面具人生布满了种种错置与荒诞、无奈与虚妄。
二、面具的拆解：实相表征与主题生成
巴赫金在《拉伯雷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笑文化》中强调了面具具有的拆解和颠覆作用，他指出：“假面与更替和体现新形象的快感、与令人发笑的相对性、与对同一性和单义性的快乐的否定相联系;与否定自身的因循守旧和一成不变相联系;假面与过渡、变形、打破自然界限、与讥笑、绰号相联系”。⑧面具就是这样矗立在严肃和幽默的中间，构成了一种纽带和张力。它既可以张罗主体的表演，确保面具化游戏规则的完整运演，又可以凭借着自身的卸除和拆解，显示出那些一度被遮掩的“真实世界”的暗黑境况，甚至由此引爆人物之间的冲突节点，并在人物主体的自我凝视和他者凝视中抵达对意义的捕捉。双重凝视持续不断，构成了主体对自我身份和位置的认识和反思。一方面，在面具拆解的过程中，伴随着主体真实身份的显露，主体在自我凝视中开始表呈出与面具人生不一样的姿态，从而制造着凝视者主体的阴面自我反思。另一方面，当面具卸除后，主体处于同面具世界迥然不同的一种距离对视之中，使其可以以一种旁观者的他者视角增强对主体的多面审视。因此，双重凝视不断制造着面具形塑与拆解的复杂效应，而这个过程本身也是现实与游戏边界的互融、意义与价值的互促互生的一个过程。
面具拆除的过程首先体现在惠子圣象的倒塌及其阴面实相的呈示，这一过程伴随着凝视主体罗文辉精神上的沦陷，揭示出罗文辉人格冲突的悲剧性。首先来看罗文辉这一他者凝视视角中的惠子形象。小说以时间为线索，一开篇就采用了类似于“加缪式”的文笔讲述了一场葬礼的发生，“惠子死了。”⑨在“我”的吩咐下，清理惠子遗物的工作人员对惠子生前的生活用品要进行清理。惠子名誉上是“我”的岳母，但是在“我”的内心世界和叙事重心的偏重上，却不亚于“我”精神上的“妻子”。在罗文辉的语言中，对惠子遗物的清理既包含着“我”对日本“清洁”传统与习俗的遵守，又意味着惠子的离开为罗文辉带来的种种“不适应”，叙事充溢着罗文辉对惠子及其遗物的恋恋不舍。正是这种情感的悬机效应支撑着小说叙事的发展。
当死去之后的惠子恢复其肉身化的凡俗甚至是丑陋不堪的特征时，早已不复罗文辉心目中优雅的遥不可及的“女神”形象。这种反差和对比经由罗文辉的内心体验得以呈示：“我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惠子，既想起了那个一直神性存在于我精神世界里的圣洁高贵的女人，也想起了在入殓师的手中被涂脂抹粉和盛装打扮的那具丑陋不堪的衰老的肉体。我不知道今天特意赶到这里来，到底是为了祭奠我其实一无所知的中内姑娘，还是祭奠自己忽然间陌生难辨的前半生……”⑩惠子的死亡似乎宣告了面具的卸除，也制造了一次机会，得以让罗文辉从中窥视了他曾经崇拜的“圣象”的本来面目。
除了肉身的丑陋之外，灵魂也并非是纯粹而圣洁的存在。罗文辉爱喝酒，自知自身的缺陷与丑陋的本相，却在偶像惠子面前一直努力扮作“君子”。通过与惠子的闺蜜一次酒后对话，罗文辉得知惠子曾经和自己一样是“重量级酒鬼”，还因为酒瘾造成女儿桃香的先天性智障。由此，罗文辉才明白一个事实：惠子原来和自己一样“俗不可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蒙在鼓里的罗文辉之前对此并不知情，可悲的是此刻的他还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最初的判断和立场——对惠子一味的尊崇和膜拜。这从罗文辉的内心话语便可以窥出：“惠子闺蜜的话，好像打碎了我一直小心翼翼供奉在内心深处的一尊佛像，既让我伤心愤怒，又似乎带有一丝从此摆脱沉重的轻松。”{11}终于，罗文辉内心供奉与呵护的那尊圣象坍塌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使其开始从面具人格中选择逃离。
面具的拆卸具有否定和颠覆功能，这一功能既呈现在惠子形象神圣性的打破上，也体现在凝视主体自我位置的重新确认上。如果说罗文辉的面具人格是一种积极性的迎合，是社会化与历史语境所要求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那么当面具卸除之后，他的另一重阴面人格便浮出水面，甚至抢占了主要位置。荣格称这一阴面人格为“阴影”{12}，“它是人身上所有那些最好和最坏的东西的发源地”。{13}埃里希·诺依曼指出“它表达了我们的不完备和世俗，与绝对价值不一致的消极面;它是与‘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灵魂的绝对和永生截然不同的、我们的自卑肉身。”{14}也就是说“阴影”是人类的一种原型组成，“阴影不仅包括已被自我感受过和拒绝过的部分，而且还包括从未曾意识到的原始的和不成熟的那些部分”{15}，人类虽然在现实世界中以面具人格示人，包藏和遮掩了自身的这一部分意识冲动，“但是这一部分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只是被隐藏了起来，并获得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它充满着活力”{16}。因此，罗文辉对自我的重新确认也是对自身阴影确证的一个过程。恰恰是在他卸除了惠子这一精神控制之后，他才获得了这一“确证”的契机。這种卸除面具之后的自我凝视和省察，折射出罗文辉所背负的文化与社会的重担，而他错置的人生镜像更透射出文化间的藩篱和障碍在个体人格上引发的剧烈冲突。 首先，罗文辉的思想矛盾聚焦于一个恒常性的命题：人性并非是纯洁、圣洁之物，而是充满着种种“恶”的暗涌和激流。恰如面具具有的遮蔽性和包庇功能，事物的表象与事物的本质并非一致，甚至构成矛盾的两级。罗文辉人到中年之后常常感到虚妄和陌生，这种阅尽人生的沧桑感和透明感是他对人性省察的结果。这种省察从对自己的认识开始。罗文辉东去日本，远离故国家乡，内心窝藏着许多秘密。诸如他很明白儿子井上勉和他不存在血缘关系，对此他无地自容却又无法向他人说出。毕竟，井上勉“成就”了罗文辉父亲角色的转化。“井上勉的意外到来，不仅彻底缓解了来自父亲传宗接代的压力，而且为我和桃香这桩一直被外人怀疑和猜忌的婚姻，充当了一件美化和修饰的绝好道具，让一切流言蜚语都因这枚‘爱情的结晶’而销声匿迹”。{17}从世俗层面看，儿子井上勉的出生让罗文辉顺理成章地坐稳了“父亲”这把合法化交椅，并能够以此满足中国父亲为代表的家族的期望，顺势在伦理上履行一个中国男人“延续香火”的职责。但是，很显然，罗文辉既“甘愿”接受既成事实，却又对这种“虚假人生”常怀绝望。由此，他不断陷入责任与悔恨的两难窘境之中，陷入对人性缺陷与黑暗的思考之中。他明白自身并非圣洁之物，堕落是常有之事：“但当我身上那种似乎只有自己能察觉到的‘灵魂腐烂的气味’随着时间渐渐消失之后，我却会一次又一次无耻地找借口原谅自己，重新人模狗样地扮演着众人眼里的正常角色。”{18}这种深刻的洞悉和刺穿显示着罗文辉对人的认识的深化：人终究不过是一种卑微和缺陷的存在。
其次，对自我的批判也体现在小说对同类人物的对位书写上。小说插入了“我”和女大学生中内千夏的一段插曲。中内千夏一直暗恋并且疯狂地追求着罗文辉。在罗文辉拒绝之后，中内千夏“被自己射出的丘比特之箭反弹回来”{19}而自杀身亡。罗文辉不明白中内千夏为什么会爱上“徒有虚表”的自己。在一往情深的中内千夏这一少女身上，罗文辉似乎看到了当年的自己，而中内千夏眼中的罗文辉恰如后者遇到的“圣象般”的惠子。他的挣扎和为后者痛悼的姿态无不表呈着面具化人格卸除后对人性的洞穿。他对所谓的标签开始拒认。正如他的叙述声音：“我越来越赞同古谷沙希的观点，表现并非伪装，只是真相的一个侧面而已。”{20}中内千夏死亡的冲动源自于罗文辉的一个美丽的表象，而罗文辉来到日本源自于惠子一个美丽的表象;前者自杀身亡，后者也不断地陷入苦闷的生活中，甚至想到自杀，这种人物之间的对位更显示出罗文辉对人性的深刻省察。
再次，小说还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结构讲述了“我”的小说《圣徒的眼泪》的创作和发表的过程，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也是惠子，小说的创作酝酿和发表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围绕着小说《圣徒的眼泪》的主人公惠子与罗文辉岳母这一原型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生产、社会化与个人化反馈，有着作家身份的罗文辉更明白了事物的偶然性和曲折性、外在性和内在性逻辑的运演轨迹，这种认识既包含着对写作职业本身的认识，也包含着对人性普遍性症候的洞悉，更有对标签与实质、显在与隐性的辩证化的哲学思辨与艺术展示。在小说成功发表后，面对读者与粉丝的崇拜赞扬，“我”的行为被毛燕北等人认为是“充满了修炼者身上自律的道德光辉”。{21}通过他者凝视来省察自身，罗文辉已很明白这种他者凝视的作用和价值：“来自别人的这种赞许像一个双面镜，其一面具有美化和放大功能，让我看上去面相庄严，像圣人一样连自己都为之陶醉。而其另一面却是照妖镜，我清晰地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懦弱、卑怯、猥琐，一切所做和所想都充满矛盾……”{22}他人眼中的“我”与真实的自我之间巨大的鸿沟和分裂竟然让“我”都不能接受，其中的人生况味与尴尬充溢在字里行间，这势必与罗文辉大半生的面具人格生成具有一种相似性与对位性的凸显效果，不断引发叙事者对罗文辉的多面审视。
“所以在爬山途中，毛燕北越是对我‘高僧般的修行’表示羡慕，越是坦白自己的私生活状态的痛苦，就越让我深感自己的虚伪和卑鄙。”{23}在这里，经历过双重凝视之后的罗文辉对自己的打量和审视已经十分深刻。我们从罗文辉的忏悔式性格中似乎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镜自照，这种省察又进一步勾勒出罗文辉是如何不断出入于阴影和面具人格之间，他的忧思和自戕式的“私语”道出了一个危险的真相：人性的阴暗本身让所有世俗的标签都失去了存在意义。所谓“圣徒”也仅仅成为一种语言的外在的标识供人们去观赏品鉴，个中三昧，又岂是语言所能表呈？所以，罗文辉矛盾化自我镜像以及对连载小说《圣徒的眼泪》中人物的扭曲化处理构成了对小说题目“圣徒的眼泪”的绝妙讽刺。
三、面具的“伪装术”批判
与日本华文文学生产
面具化人格构成亦夫笔下人物的一种特征，也构成了跨文化背景下的一种艺术策略——“伪装术”，此种艺术利用面具装置的组装和拆解等，以艺术性构思和哲理性思辨传达着异域跨境生存的别样声音和姿态，以不同的视角起到对“中心”、等级和旧有传统的延伸、增补和对照等功能。以亦夫的面具的“伪装术”批判为起点，我们可以发现并反思日本华文文学创作中存在着的三重向度。
第一重向度着意在文明面具的拆解，从不同文化中找寻共通性。这一点以亦夫、黑孩、陈希我的创作为代表。亦夫旅居日本三十年，切身体验着中日文化交流与理解中存在着畅通与梗阻并存的症候。中日同处东亚文化交流圈，互通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却因“那场战争”{24}及其漫长的记忆焦虑不断制造着中日两国之间认知上的偏差与错位。对亦夫来说，他写作的一个中心便是戳穿文明的面具，此种面具更多地指向了民族性伦理营构出的思维的固有的框架。对于一些海外华人华侨来说，他们所背负的民族性伦理的重担过于沉重，又遭受着在地化的异国新伦理的冲击，两种力量的交织让亦夫不断思考不同“惯习”胁迫下的生命的本相。事实上，这对于亦夫的创作来说，是一条十分明晰的线索。罗文辉当年之所以被惠子所吸引，一心留日，甚至做出“有辱门庭”之事，恰恰就是负面日本与惠子所代表的美丽日本形象在他脑海中博弈后的一个产物，这是对中国旧有观念的一次叛逃，也是努力走出父辈战争创伤记忆的一次努力表征。在小说结尾，摆脱了惠子“羁绊”和“惯性”的罗文辉经历了精神上的一次洗礼和蜕变，获取“我正是自己灵魂的囚笼，非关他人”这一真理，但是此种经验是罗文辉用大半生的时光为代价而赚取得来的。小说中容易被人忽视却又十分重要的便是罗文辉对事物表象和本质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入思考，而此种思考路径也是亦夫在文化相对性之中抵达精神统一性的努力凸显。罗文辉用亲身经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感受着表象和本质世界之间的种种错位和游离，表象并非是本质的一种必然体现，却可能是本质的一种侧面展映。从心理学视角看，事物现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着龃龉和游离，文化间的误读与误判也是常态。但是亦夫的思考更进一步，他由此思考了立场的位移与语言的有效性问题。在诸多复杂表象面前，话语解释的虚妄和修辞抵抗的空虚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人类文化面对世界时“无计可施”的一种明证。在同名的一篇散文中，亦夫曾写到：“这些果实看似悲惨的命运，其实并非被遗忘，而是源于一种与自我认知相悖的习俗的囚禁……”{25}果实成熟之后遗落在地，不被人知晓，从人的视角看，果實的遭遇是一种悲剧，但是从物的立场看，结果却并非如此。人类所谓的“悲惨”之情感修辞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之上，这一主张之于物本身却未必总是见效。 亦夫深谙由习俗为代表的这一“文明的面具”所具备的强大制约作用，如何打破面具人格的拘囿，如何跳出既有的观念认知的藩篱，让人重回自由的起点，则是他的着力之处。事实上，罗文辉便具备用“变化”的眼光审视和打量周遭世界的理性自觉。诸如“我”的眼中桃香的巨大变化。随着惠子的去世，妻子桃香的独立性更强了，似乎智商也逐渐好转，不再是一个智障儿，而是“明显变得比过去理性和成熟。”{26}对罗文辉而言，妻子桃香的这种先天性疾患的渐趋好转，是因环境和人物的变化而习得的。一旦穿透了认知的壁垒，人们看待事物的态度便也不同了。正如小说中通过“我”的自我凝视所得出来的话语：“我只能是罗文辉！二十几岁只身从北京东渡的时候是罗文辉，现在五十出头了依然是罗文辉”。{27}“我”的不变恰恰说明了经历过时间的洗刷，“我”对事物的好奇心与性格始终没有变化。由此，罗文辉作为一个忏悔型的人物典型便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确立了自身的位置。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对于自身污浊的灵魂进行一场清洁的欲求又包含着深刻的宗教悲剧意识，而他本人的虚无和陌生的体验又投射着现代“反英雄”的孤独体验，这种体验具有普遍意义。
黑孩在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之中叙述了在日中国人秋子与韩国人韩子煊之间的一段恋情。小说围绕秋子脑海中的一个憧憬——住在日本东京的一处现代化建筑“惠比寿”之中，不断展开秋子与韩子煊感情相互撕扯的描述。虽然秋子最终实现了住进“惠比寿”的愿望，却也让自身卷入情感纠葛之中，伤痕累累，当她识破韩子煊的情感面具，决定逃离“惠比寿”这一现代性的诱惑之时，方才重获新生。秋子感情的不幸，根植于现代性他者的焦渴冲动。唯有识破他者的幻象和实质之间的错位，将现代性的幻象与憧憬“连根拔起”{28}，秋子的灵魂方能得以自然安放。显然，作家黑孩通过对现代性面具的“伪装术”的艺术化处理，凸显了跨文化语境生存中文明面具对个体的阻碍和羁绊。陈希我在《心！》中更是用复调叙事描述了林修身（小说中也被称为“U”）这位中国疍民一生如何挣扎于种种“耻辱”的面具人格之间，呈现出他在战争与和平不同形势下的妥协与破败，热望与希冀。林修身这位不断“下坠”{29}的“地下人”否定了所谓的“客观真理”，反抗“光明”而堕入“绝对黑暗”之中，以“踏空”的姿态推翻重重面具的蛊惑，重新思考人的存在與意义。如何充分利用面具的“伪装术”在文学中的编制和营构，进而自觉地处理跨文化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打破二元对垒从而获取一种多元视角和立场，这一点在三位小说家的创作中已经显示出十分清晰的写作轨迹。而这种思想上的自觉如何转化成为艺术上的自觉，并在作品题材的多样、主题的深化、格局的开阔等层面，显示其成就和努力，对当下的日本华文文学生产来说，显得尤为迫切。
第二重向度着意于对民族性伦理秩序的遵循和维护。哈南的小说是代表。民族性伦理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在东亚国家，民族性伦理依然在家庭、机构、社区等单元的组建上，显示其自身强劲的活力，其所参与的社会化协调与重建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基于此，有些作家又不得不选择去恪守民族性传统这一副面具的规训。显然，在他们的创作中，着意于面具的警示和维护。哈南在其长篇小说《猫红》{30}中，通过主人公成之久的生意和情感的双重经验来考察中日文化与习俗的根本性差异。小说用一条线索叙述中国商人成之久在日本生意上的起伏，另一条线索叙述了他的婚姻与情感。成之久为了能够和相爱的日本女孩惠久美走在一起，成功筹划与妻子的“假离婚”，当他最终将离婚材料放在惠久美面前时，惠久美对其“做假”行为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这个既构成了成之久和惠久美之间无法逾越的情感之坎，也是现实中横亘在成之久眼下的文化与习俗之“坎”，这道难以逾越的“坎”成为他情感经历中的一个遗憾。在妻子因患乳腺癌去世之后，成之久终于换取了“自由身”，却也意味着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光棍”。在小说《新宿三丁目》{31}中，哈南又叙述了中国女孩孟茵和日本青年加藤的爱情悲剧。两人在年轻时相爱，加藤为了争取和中国女孩孟茵在一起，排除日本家族的一切反对声音。可是在他们即将结婚时，孟茵告诉加藤自己曾在新宿三丁目的风俗店工作过的事实，加藤对此无法忍受，并决定提出和孟茵分手。对孟茵来说，她秉承着高度尊重爱情和婚姻的原则。婚姻的神圣感让她甘愿把一个完整而透明的自己交付于恋人，这是中国男女恋人之间亲密无间的一种明证。不承想，这份“供词”却成了孟茵的一份“罪证”，让加藤无法接受，成为加藤日式伦理认知中的一道巨大的屏障，难以逾越。由此，两人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西村和他的装置艺术》中的新移民雪红与高然夫妇加入了日本国籍，一心希望儿子西村能够做一个纯正的日本人，可是成年后的西村偏偏被汉语所吸引，并找了一个中国女友，把自己喜欢的事业——装置艺术制作也投资在北京宋庄。如果说亦夫着重于找寻到民族性“惯习”背后的一致性，他所竭力摒除的是民族性惯习给予个人的压力，他拼命想从中找到释放和舒张自然人性的渠道，进而可以让跨国生存变得轻盈。那么哈南则相反，他则着重于捕捉传统伦理在当下日本的普遍性存续，他更在乎形而下的现实生存这一要义。
第三重向度着意于对既有的民族性伦理的批判。毕竟，“人类文明本身的病症在普遍伦理的形成过程中，同样起着病态的制约作用”。{32}陈永和在《黄玫瑰陷阱》{33}中通过叙述虹与一雄母子的惨剧，展开对日本华人家庭不同代际间文化认同问题的探索，其批判的锋芒不仅直指传统华人家庭凝滞不进的旧式教育理念，更指向了哲学层面上的真实与叙事陷阱关系的勘测。李长声在随笔中时常对中国伦理中的面具人格及其毒害给予批判，对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也常以幽默之笔予以批驳。在他的《哈，日本》《纸上声》《美在青苔》《吃鱼歌》《系紧兜裆布》《阿Q的长凳》《太宰治的脸》等系列随笔中，他以闲适的笔调对准了中日文化的缺陷侃侃而谈。他尝试不将自己捆绑在一种文化系统或模式之内。对于日本来说，他是一个中国旅人;对于中国来说，他又是一个远距离的凝视者，文字间凸显其洒脱与幽默，实则呈露出他看取事物和审视国族的独特的间性视角及其价值。李长声恪守着写作伦理中的客观与豁达，写作技术上的智识和超越。对李长声来说，这不失为对文明面具进行解剖的一种学术自觉。谈及海外华人的国际化问题，他说：“虽然像散沙，但爱聚成堆，形成像冰箱一样的小圈子，把习以为常的民族性冷冻起来，甚而比国内更坚硬，有时被说是出国的比国内的更爱国。”{34}涉笔成趣，却又不无批评之意。谈起“塞车”，他说“日本车辆被塞成一线，像僵死的蛇，而北京好似跳千手观音舞，左探一车头，右探一车头，伺机往前插，满路不和谐。”{35}其中对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的批判跃然纸上，或许正是一种“不中不日”的第三方立场和视角使然，他的随笔于嬉笑怒骂之中透射出一种血气，看似琐碎的叙事中掺杂着一种高远的姿态和纯真的性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哈，是初见的惊奇，是深入后的了然，而声音放低，近乎哼，甚至有一点就那么回事的不屑。这一声‘哈’，还有暗含腰斩‘哈日’族之意”。{36}此种旷达与豁然显然是处理文明面具的第三重向度和方法。 面具的三重书写向度都指向了日本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在东亚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小说中的面具“伪装术”有利于作家进行艺术的形塑，凸显人类所处的文化的复杂境况以及身体的抵抗状态。具体来说，亦夫小说以罗文辉的悔恨和矛盾展示出了他对“中国式惯习”的拒斥和妥协。“这种屈服源于他们的惯习与他们身在其中、进行实践的场域之间无意识的契合关系，它深深地寄居于社会化了的身体的内部。”{37}罗文辉的中国父亲从对日本的拒斥到最后的适应，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惯习”系统中的浓郁的“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成分只有被中国父亲所亲身体验的日本现实所驱散，偏见方可消失，可它竟是建立在罗文辉抵押与内耗个体生命为代价的基础之上。此种悲剧作为当代海外华人生存的一个缩影和图示，极具代表性。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新移民的伤痛主要集中于生存层面的痛苦和文化之间的冲突，那么在已经习得“异国趣味”三十年之后，他们的文化认同如何重构？原有的伦理与现有的伦理之间的鸿沟如何弥合？抵抗与妥协的命题如何相伴相随？民族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和媾和如何上演或被遮蔽？障碍和壁垒如何穿透？如何撬动“言日”的那块沉重的历史区域，对荣格意义上的“阴影”的积极性意义进行挖掘和展示？这些议题应该是作家需要不断思考的，也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要命题。
结语
新世纪以来的日本华文文学逐渐呈现繁荣态势，陈永和、哈南、陈希我、黑孩、李长声等作家的创作显示着日本华文文学在艺术开掘上的努力。其中，亦夫小说《无花果落地的声响》显然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的写作属于“暗黑色系”，小说直面人性的丑陋，不断“进入恶的里面”{38}，描述着生存在习俗罅隙和文化牢笼中的人们的认知局限。通过面具人格的塑造，凸显人物的自省意识。罗文辉以“戴罪”之身努力前行、急欲走出虚无主义迷雾的奋争姿态，呈示出类似俄狄浦斯的宿命式呐喊与哈姆雷特的绝地反击式的悲怆。其鲜明的中国人伦色彩的施压使得主人公“不堪其烦”，人物灵魂中的种种骚动和不安以内心话语的形式闪烁着现代人的哀伤、忧郁、决绝、智性的因子。历史是何等吊诡！郁达夫曾说过：“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39}反观罗文辉在日本大半生的挣扎，其悲剧竟然也肇始于一场暧昧的难言的情感冲动，只是罗文辉所处的此时的中国不是郁达夫所处的彼时的中国，但是中国男性身体的压抑与抵抗在两个不同的时期竟有着惊人的相似。此种相似既关乎身体的解放，又关乎中日不同文化场域的较量，从社会学、伦理学视角依然可以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索。总之，罗文辉这一新时期的在日中国人形象以一种新的姿态，自動连接起现代作家郁达夫、郭沫若等开创的“受伤的中国人”的形象创作谱系，实现了小说艺术“得鱼忘筌”的功效。这一成熟化的艺术实验和探索对日本华文文学创作来说，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①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0页。
②{12} [瑞士]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98页，第32页。
③④⑤⑨⑩{11}{17}{18}{19}{20}{21}{22}{23}{26}{27} 亦夫：《无花果落地的声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第308页，第308页，第308页，第309页，第288页，第299页，第204页，第143页，第143-144页，第146页，第146页，第176页，第99页，第2页。
⑥{15}{16} 马向真：《人格面具与道德认同危机》，《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⑦{14} [德]埃利希·诺伊曼：《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高宪田、黄水乞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第17页。
⑧ [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13} [美]C.S.霍尔、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陈维政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7页。
{24} 卢冶：《为什么谈日本》，《读书》2014年第10期。
{25} 亦夫：《盛期，我与你总是擦肩而过》，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页。
{28} 黑孩：《惠比寿花园广场》，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6页。
{29} 陈希我：《心！》后记，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78页。
{30} 哈南：《猫红》，海峡书店2018年版。
{31} 哈南：《新宿三丁目》，《中国作家》2019年第4期。
{32} 彭永捷：《普遍伦理与东亚文化》，《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3期。
{33} 陈永和：《黄玫瑰陷阱》，《江南》2020年第6期。
{34} 李长声：《纸上声》，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9页。
{35} 李长声：《枕日闲谈》，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7页。
{36} 陈子善：《与李长声“相遇”》，李长声《哈，日本》，中国书店2010年版。
{37} [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4-25页。
{38}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杨恒达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39} 郁达夫：《雪夜》，《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The Camouflage of a Mask and the Reflections Generated by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n Japan： A Look at the Creation of the Masked Personality as the Centre in The Sound of Figs Falling by Yi Fu
Zhang Yiwei
Abstract： The camouflage of a mask is a way of shaping in the art of fiction as masks divide the world into many sections and can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in the distanced complex entanglement. At the same time， masks also perform a negative and subversive function， creating a destructive effect in the system of meaning. The dialectics of masks is what Yi Fu the writer loves and frequently employs in his fictional creations. He has created an artistic image of a typical masked personality that contains an enormous artistic potential， providing many reflections o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and experience as well as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n Japan.
Keywords： Yi Fu， masks， camouflage，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in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