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Taylor Wilson在TED 2013的舞台上说他计划做出一个安全的、模块化的小型核裂变反应堆原型─能利用冷战时的核废料，也能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甚至为推动人类太空的探索做出贡献。
等一等，得言明，他不是某个物理实验室里拿到了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他是一个瘦长、苍白、一头金发的少年，今年5月将从高中毕业。他的刘海盖住额头，有将眼睛光芒遮盖的错觉；但当他聊到核物理，一双蓝眼睛像被点亮了一样。
在TED上做完演讲后，TED的总策划人Chris Anderson迎上去问：“你从哪里来？是外星人吗？”
“我被好多人问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但我觉得我和普通人一样，只是愿意去追寻自己的热情而已。”几小时之后， Taylor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说。他想了想又说，“嗯，如果是在几十年前，没有互联网，我完全无法做出这样的成就。”
你可以将这看成是他的自谦之词，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都天赋过人。他在7岁时开始对航天科技感兴趣，在一次去阿拉巴马州美国太空与火箭中心参观时，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火箭升空原理，让讲解员目瞪口呆，然后跑去找中心的主管说，你必须看看这个孩子；当然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他在14岁那一年制造出了核聚变反应堆，启发他的是11岁时祖母给他买的一本叫做《辐射童子军》（The Radioactive Boy Scout）的书—那本书讲了1990年代中期，密歇根少年David Hahn尝试在自家后院制造反应堆的故事。
现在，他18岁，在TED上宣称他的时间表是两年内做出这个核裂变反应堆的原型，在5年之内将之推向市场。
他的设想是：反应堆能利用冷战时废弃的核原料作为裂变反应原料；通过气体代替蒸汽来推动涡轮旋转，让反应堆运行时的温度比普通反应堆温度更低，因此一旦有泄漏也不会喷出有害物质；燃料是某种熔盐，让反应堆压力不会太大，爆炸可能性也更小；当意外发生时，核原料将被排到反应堆下装有中子吸收剂的深槽里；这种反应堆可以通过流水线的方式生产，能够安装在世界各地。
信息量很大，对不对？而且那些术语都是什么意思？
“如果在几十年前，这些知识很难获得；要不你得去上大学或者去图书馆。但现在在互联网上能看到无止境的信息。”Taylor说。
当然对Taylor而言，在网上还能买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让他储藏在车库里。他觉得这些是他和David Hahn最后成就不同的原因。
类似的表述隐藏在TED上每个天才少年的演讲中，尽管他们的科学实验各不相同。来自温哥华的华裔女孩Jeanny Yao和Miranda Wang用几个月的时间在当地菲沙河里找到了能够降解塑化剂的细菌，而她们第一步做的就是通过互联网来查询关于塑化剂的知识；发明出了早期胰腺癌探测仪的15岁孩子Jack Andraka则在TED上对大家说：没有互联网我根本没法做出这些研究。
所有这些都是我自己教自己。这些孩子们都这么说。
基本上你可以将这看作为新一代的孩子们是如何在用新的方式来学习和探索。而且这不光发生在那些头脑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身上。
这届TED Prize的获奖者Sugata Mitra说他在1990年代开始发现，再无知的孩子也能自我学习，并学习得很好。当时他买了一台昂贵的电脑，并不允许他4岁儿子触碰。当他操作电脑时，这个孩子只是站在身后。但有一天，当他找不到某个文件时，他的儿子告诉他操作方法。他在赞叹自己的儿子是个天才之后，开始探究孩子们身上发生的这种令人吃惊的现象。
1999年，他在自己位于新德里实验室大楼外墙的墙洞里放了一台连接着互联网的电脑—那面墙面对着贫民窟，破败不堪。从未见过电脑的穷孩子们蜂拥而至，在得到可以触摸电脑的许可后，他们很快学会了如何上网。他们甚至教会了Mitra如何将Word文档中的字体变成彩色。
他反复在各个地方做此实验，并对这些实验结果的期望逐渐提高。2006年，他来到南印度一个说泰米尔语的偏僻村落，并将电脑留在了这里。和此前能上网的电脑不同，这个电脑还载满了关于基因的英文论文。他告诉孩子们这些文档很重要但连他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离开了。
当他回来时，他并不惊讶那些孩子嚷嚷着说他们什么都没弄明白，直到一个12岁的女孩举起手说：“除了知道错误复制的DNA分子会导致遗传疾病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明 白。”
这个实验结果让他激动，他紧接着在这个实验中加入了这样一个元素：来自成年人的鼓励。在这个热带贫穷的村落中，这个角色由一个完全不懂科学的22岁女孩扮演，她所做的只是在孩子们做出点什么的时候说，“你真是太棒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完全不知道要这么做。”实验一段时间的结果是，这群零基础的孩子在做标准生物测试时，成绩能赶上新德里私立贵族学校的孩子们—后者可是有着专业的生物学老师。
另一个在他的实验中反复被验证的现象是，那些用Google来搜索作业答案，并和同学们讨论答案的孩子，在此后的闭卷考试中依然能获得好成绩。
而马里兰州大学校长Freeman Hrabowski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那些在学习中更多用到互联网等科技的学生，要比那些更少使用的学生表现出色。这位校长正试图通过教育改革来给不同背景的孩子都创造成功的机会，他将课程改编得更容易让学生有参与感，以及能够成组交流和学习。
“我想他们在寻找答案以及和别人讨论的过程中记住了这一切。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他们自己参与到学习中去，让他们自己去获得资源，”Mitra说。
“有趣的地方在于，互联网将所有的资源放在了你的面前。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像我一样知道如何去用这些资源。”Taylor说。
对于15岁的Jack Andraka而言，互联网上提供的无尽资源使他在发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能立刻去追寻。
“我也是花了好久才发现自己喜欢什么。”Jack说。他曾试过每一种乐器，即使每种只玩一个月就放弃了；六年级时他开始做一些科学实验，虽然开始明确知道自己对这方面更有天赋，但他尝试的领域依然总是不同，从工程学到细菌。“我不知道我下一个实验是否还和癌症相关，也许会是物理或者化学。”Jack说。但不管是什么，他知道如何找到他所需要的知识。
Jack在2011年开始探究胰腺癌究竟是什么。当时他喜爱的一位叔叔死于这种疾病。他开始的第一步是在Google上输入胰腺癌这个单词。他发现这是种5年存活率只有5%的致命疾病，而危险的原因在于胰腺在人体深处，难以成像，因而难以发现早期的症状或肿瘤。而一旦被发现，通常已是晚期。虽然胰腺癌会使得人体内产生大量叫做间皮素（Mesothelin）的蛋白，但是科学家还没有找到一种可靠的方式在普通的体检中找到这些蛋白。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Jack发明出了一种简单有效检测这种间皮素的方法—将有导电特性的碳纳米管和特定的间皮素抗体结合，当遇到带有大量间皮素的血液时，这些抗体会和间皮素结合并且变大，并将纳米管彼此分离，使得导电性变差；导电性越差，说明血液中的间皮素越多。这种方法使得最后的产品只需要一小片试纸、1/6的血液和5分钟的时间，而且检测结果比现在普遍使用的方法要更为精 确。
“我想成年人没有发现这种方法是因为他们只关注某一个领域……而青少年在一个很好的十字路口—有了点知识来做事情，但很多方面依然幼稚，因此也不会给出一个预设来拦住那些可能的解决方案。”Jack说。“互联网也使得不同角度的研究都有可能发生，这对我们这一代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互联网、社交网络这些东西都已经非常自然地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看到色香味俱全的食物我们就自然拿起手机拍照，然后分享到社交网络上一样。”Miranda说，“我们非常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在Miranda和Jeanny开始关于塑化剂降解的实验之前，她们看上去不过是两个典型的好学生和活跃的社团参与者。她们从8年级开始热衷于参加环保社团，2011年一次偶然的垃圾场参观之后，她们开始了解邻苯二甲酸盐（Phthalate）这种被广泛作为塑化剂，难以降解，并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和Taylor以及Jack一样，Google关键词是她们做的第一件事情，这将她们带到了维基百科，以及公开的论文文献。
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她们利用互联网进行实验研究就像用互联网做其它事情一样。Jeanny和Miranda的Facebook上有着她们社团在校园里种蔬菜的照片，通过这个平台，她们即使在高中毕业离校之后也依然知道学弟学妹是如何推动这个社团的发展的。她们还在Skype上完成了为TED准备的演讲—这是因为她们升入大学后在不同的城市。在TED的舞台上，她们配合默契，就像这篇演讲稿从头到尾都是面对面琢磨出来的一样。
“在此之前我们说到年轻人，会有感觉他们不靠谱、迷茫。但看看这些孩子，你会说，天呐，他们真了不起。”Anderson说。
而TED负责媒介的June Cohen接过话头说，“对，你看着Taylor或者Jack，你会觉得他们和那些成年的做出成就的演讲者没有差别，只是小了一号而已。”
和他们正在进行探索，并收获到的相比，学校里学的东西变得有那么点不合时宜。
“我高中毕业之后就会开始创办我自己的公司。”Taylor在TED的舞台上对台下所有的人这么宣布。
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Wilson这么解释：“我想要的是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有资源，有场所；当早晨想到一个主意的时候，下午就能在实验室里开始动手。自己创立公司是一个能让你这么做的方式。”
“过两年说不定我也会辍学，”Jack也说，“现在的学习很无聊，我不想浪费时间。”
“现在的学校是一种过时的形式。”Mitra说。在他TED的演讲中，他回溯了现代教学制度的历史：那是始于一百多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机器的使用，对全球殖民地的控制都需要有大量人才，这些人得会读写以获得和记录信息，还要能进行快速心算，记忆住必要的知识。因此对学生听说读写和记忆的训练成为了学校的要旨。
“这样学习方式的假设之一是，万一你以后会用到这些知识呢。但现在有Google了。”Mitra说。
他因此试图改变孩子们获得教育的方式，并试图告诉世界上更多人，学习应该是一个自我组织并自然发生的事情，而成年人要做的是给这些年轻人自我组织学习的环境（Self Organiz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而这也正是他获得这届TED Prize的原因。
“也许这能解决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大量的机器正在替代人的工作。”Mitra说。
这个问题是今年的TED上演讲者们频繁提出的话题。在第一节演讲中，尽管对科技创新是否还能让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意见不同，并在随后一个辩论环节中针锋相对，但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Robert J. Gordon和麻省理工大学数字商业中心主任Eric Brynjolsson却依然达成了一致：失去工作是回不来了，而且在未来，科技的进步会让更多人失业。
这个问题看似无解，但大家都认为也许教育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要点所在。
“应该让孩子保持自学的能力，一直到他们成年。这也能让他们保留更多创造力。”Mitra说。
足以让人乐观的是，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们正在考虑这个世界的趋势—世界将发生什么，以及什么对这个世界是重要的。
Mitra说在他的实验在印度进行了数年后，老师们告诉他那些使用Google搜索作业答案的孩子们非但英文有了很大的进步，其它方面也一样，“思想也在变得深刻”。
“我本来想要学医，但是现在我想学和生命科学有关的东西，”Mariana说。“我的父辈正好遇上了电子科学这波浪潮，而现在科学上的进展让我们可以在生命研究上作出前所未有的突破，这是下一波浪潮。”
“你知道阿波罗号鼓舞了五六十年代的很多少年，那时候大家怀揣梦想，觉得科技可以改变世界。但后来似乎就不一样了，大家会觉得，嗯，未来很有趣，但是怎么到达那里我不知道。”Taylor说，“我希望我的核反应堆从某种程度上像登月那样鼓舞孩子们，让他们觉得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能改变世界，然后想，我就想成为科学家。”
“就像艾萨克·牛顿说的，如果我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现在你在互联网上能找到所有前人的研究，你在这个基础上去做研究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得多。”Jack说。
“他们绝对会改变世界的。”Mitra确信无疑。
等一等，得言明，他不是某个物理实验室里拿到了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他是一个瘦长、苍白、一头金发的少年，今年5月将从高中毕业。他的刘海盖住额头，有将眼睛光芒遮盖的错觉；但当他聊到核物理，一双蓝眼睛像被点亮了一样。
在TED上做完演讲后，TED的总策划人Chris Anderson迎上去问：“你从哪里来？是外星人吗？”
“我被好多人问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但我觉得我和普通人一样，只是愿意去追寻自己的热情而已。”几小时之后， Taylor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说。他想了想又说，“嗯，如果是在几十年前，没有互联网，我完全无法做出这样的成就。”
你可以将这看成是他的自谦之词，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都天赋过人。他在7岁时开始对航天科技感兴趣，在一次去阿拉巴马州美国太空与火箭中心参观时，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火箭升空原理，让讲解员目瞪口呆，然后跑去找中心的主管说，你必须看看这个孩子；当然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他在14岁那一年制造出了核聚变反应堆，启发他的是11岁时祖母给他买的一本叫做《辐射童子军》（The Radioactive Boy Scout）的书—那本书讲了1990年代中期，密歇根少年David Hahn尝试在自家后院制造反应堆的故事。
现在，他18岁，在TED上宣称他的时间表是两年内做出这个核裂变反应堆的原型，在5年之内将之推向市场。
他的设想是：反应堆能利用冷战时废弃的核原料作为裂变反应原料；通过气体代替蒸汽来推动涡轮旋转，让反应堆运行时的温度比普通反应堆温度更低，因此一旦有泄漏也不会喷出有害物质；燃料是某种熔盐，让反应堆压力不会太大，爆炸可能性也更小；当意外发生时，核原料将被排到反应堆下装有中子吸收剂的深槽里；这种反应堆可以通过流水线的方式生产，能够安装在世界各地。
信息量很大，对不对？而且那些术语都是什么意思？
“如果在几十年前，这些知识很难获得；要不你得去上大学或者去图书馆。但现在在互联网上能看到无止境的信息。”Taylor说。
当然对Taylor而言，在网上还能买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让他储藏在车库里。他觉得这些是他和David Hahn最后成就不同的原因。
类似的表述隐藏在TED上每个天才少年的演讲中，尽管他们的科学实验各不相同。来自温哥华的华裔女孩Jeanny Yao和Miranda Wang用几个月的时间在当地菲沙河里找到了能够降解塑化剂的细菌，而她们第一步做的就是通过互联网来查询关于塑化剂的知识；发明出了早期胰腺癌探测仪的15岁孩子Jack Andraka则在TED上对大家说：没有互联网我根本没法做出这些研究。
所有这些都是我自己教自己。这些孩子们都这么说。
基本上你可以将这看作为新一代的孩子们是如何在用新的方式来学习和探索。而且这不光发生在那些头脑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身上。
这届TED Prize的获奖者Sugata Mitra说他在1990年代开始发现，再无知的孩子也能自我学习，并学习得很好。当时他买了一台昂贵的电脑，并不允许他4岁儿子触碰。当他操作电脑时，这个孩子只是站在身后。但有一天，当他找不到某个文件时，他的儿子告诉他操作方法。他在赞叹自己的儿子是个天才之后，开始探究孩子们身上发生的这种令人吃惊的现象。
1999年，他在自己位于新德里实验室大楼外墙的墙洞里放了一台连接着互联网的电脑—那面墙面对着贫民窟，破败不堪。从未见过电脑的穷孩子们蜂拥而至，在得到可以触摸电脑的许可后，他们很快学会了如何上网。他们甚至教会了Mitra如何将Word文档中的字体变成彩色。
他反复在各个地方做此实验，并对这些实验结果的期望逐渐提高。2006年，他来到南印度一个说泰米尔语的偏僻村落，并将电脑留在了这里。和此前能上网的电脑不同，这个电脑还载满了关于基因的英文论文。他告诉孩子们这些文档很重要但连他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离开了。
当他回来时，他并不惊讶那些孩子嚷嚷着说他们什么都没弄明白，直到一个12岁的女孩举起手说：“除了知道错误复制的DNA分子会导致遗传疾病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明 白。”
这个实验结果让他激动，他紧接着在这个实验中加入了这样一个元素：来自成年人的鼓励。在这个热带贫穷的村落中，这个角色由一个完全不懂科学的22岁女孩扮演，她所做的只是在孩子们做出点什么的时候说，“你真是太棒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完全不知道要这么做。”实验一段时间的结果是，这群零基础的孩子在做标准生物测试时，成绩能赶上新德里私立贵族学校的孩子们—后者可是有着专业的生物学老师。
另一个在他的实验中反复被验证的现象是，那些用Google来搜索作业答案，并和同学们讨论答案的孩子，在此后的闭卷考试中依然能获得好成绩。
而马里兰州大学校长Freeman Hrabowski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那些在学习中更多用到互联网等科技的学生，要比那些更少使用的学生表现出色。这位校长正试图通过教育改革来给不同背景的孩子都创造成功的机会，他将课程改编得更容易让学生有参与感，以及能够成组交流和学习。
“我想他们在寻找答案以及和别人讨论的过程中记住了这一切。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他们自己参与到学习中去，让他们自己去获得资源，”Mitra说。
“有趣的地方在于，互联网将所有的资源放在了你的面前。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像我一样知道如何去用这些资源。”Taylor说。
对于15岁的Jack Andraka而言，互联网上提供的无尽资源使他在发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能立刻去追寻。
“我也是花了好久才发现自己喜欢什么。”Jack说。他曾试过每一种乐器，即使每种只玩一个月就放弃了；六年级时他开始做一些科学实验，虽然开始明确知道自己对这方面更有天赋，但他尝试的领域依然总是不同，从工程学到细菌。“我不知道我下一个实验是否还和癌症相关，也许会是物理或者化学。”Jack说。但不管是什么，他知道如何找到他所需要的知识。
Jack在2011年开始探究胰腺癌究竟是什么。当时他喜爱的一位叔叔死于这种疾病。他开始的第一步是在Google上输入胰腺癌这个单词。他发现这是种5年存活率只有5%的致命疾病，而危险的原因在于胰腺在人体深处，难以成像，因而难以发现早期的症状或肿瘤。而一旦被发现，通常已是晚期。虽然胰腺癌会使得人体内产生大量叫做间皮素（Mesothelin）的蛋白，但是科学家还没有找到一种可靠的方式在普通的体检中找到这些蛋白。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Jack发明出了一种简单有效检测这种间皮素的方法—将有导电特性的碳纳米管和特定的间皮素抗体结合，当遇到带有大量间皮素的血液时，这些抗体会和间皮素结合并且变大，并将纳米管彼此分离，使得导电性变差；导电性越差，说明血液中的间皮素越多。这种方法使得最后的产品只需要一小片试纸、1/6的血液和5分钟的时间，而且检测结果比现在普遍使用的方法要更为精 确。
“我想成年人没有发现这种方法是因为他们只关注某一个领域……而青少年在一个很好的十字路口—有了点知识来做事情，但很多方面依然幼稚，因此也不会给出一个预设来拦住那些可能的解决方案。”Jack说。“互联网也使得不同角度的研究都有可能发生，这对我们这一代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互联网、社交网络这些东西都已经非常自然地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看到色香味俱全的食物我们就自然拿起手机拍照，然后分享到社交网络上一样。”Miranda说，“我们非常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在Miranda和Jeanny开始关于塑化剂降解的实验之前，她们看上去不过是两个典型的好学生和活跃的社团参与者。她们从8年级开始热衷于参加环保社团，2011年一次偶然的垃圾场参观之后，她们开始了解邻苯二甲酸盐（Phthalate）这种被广泛作为塑化剂，难以降解，并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和Taylor以及Jack一样，Google关键词是她们做的第一件事情，这将她们带到了维基百科，以及公开的论文文献。
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她们利用互联网进行实验研究就像用互联网做其它事情一样。Jeanny和Miranda的Facebook上有着她们社团在校园里种蔬菜的照片，通过这个平台，她们即使在高中毕业离校之后也依然知道学弟学妹是如何推动这个社团的发展的。她们还在Skype上完成了为TED准备的演讲—这是因为她们升入大学后在不同的城市。在TED的舞台上，她们配合默契，就像这篇演讲稿从头到尾都是面对面琢磨出来的一样。
“在此之前我们说到年轻人，会有感觉他们不靠谱、迷茫。但看看这些孩子，你会说，天呐，他们真了不起。”Anderson说。
而TED负责媒介的June Cohen接过话头说，“对，你看着Taylor或者Jack，你会觉得他们和那些成年的做出成就的演讲者没有差别，只是小了一号而已。”
和他们正在进行探索，并收获到的相比，学校里学的东西变得有那么点不合时宜。
“我高中毕业之后就会开始创办我自己的公司。”Taylor在TED的舞台上对台下所有的人这么宣布。
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Wilson这么解释：“我想要的是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有资源，有场所；当早晨想到一个主意的时候，下午就能在实验室里开始动手。自己创立公司是一个能让你这么做的方式。”
“过两年说不定我也会辍学，”Jack也说，“现在的学习很无聊，我不想浪费时间。”
“现在的学校是一种过时的形式。”Mitra说。在他TED的演讲中，他回溯了现代教学制度的历史：那是始于一百多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机器的使用，对全球殖民地的控制都需要有大量人才，这些人得会读写以获得和记录信息，还要能进行快速心算，记忆住必要的知识。因此对学生听说读写和记忆的训练成为了学校的要旨。
“这样学习方式的假设之一是，万一你以后会用到这些知识呢。但现在有Google了。”Mitra说。
他因此试图改变孩子们获得教育的方式，并试图告诉世界上更多人，学习应该是一个自我组织并自然发生的事情，而成年人要做的是给这些年轻人自我组织学习的环境（Self Organiz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而这也正是他获得这届TED Prize的原因。
“也许这能解决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大量的机器正在替代人的工作。”Mitra说。
这个问题是今年的TED上演讲者们频繁提出的话题。在第一节演讲中，尽管对科技创新是否还能让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意见不同，并在随后一个辩论环节中针锋相对，但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Robert J. Gordon和麻省理工大学数字商业中心主任Eric Brynjolsson却依然达成了一致：失去工作是回不来了，而且在未来，科技的进步会让更多人失业。
这个问题看似无解，但大家都认为也许教育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要点所在。
“应该让孩子保持自学的能力，一直到他们成年。这也能让他们保留更多创造力。”Mitra说。
足以让人乐观的是，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们正在考虑这个世界的趋势—世界将发生什么，以及什么对这个世界是重要的。
Mitra说在他的实验在印度进行了数年后，老师们告诉他那些使用Google搜索作业答案的孩子们非但英文有了很大的进步，其它方面也一样，“思想也在变得深刻”。
“我本来想要学医，但是现在我想学和生命科学有关的东西，”Mariana说。“我的父辈正好遇上了电子科学这波浪潮，而现在科学上的进展让我们可以在生命研究上作出前所未有的突破，这是下一波浪潮。”
“你知道阿波罗号鼓舞了五六十年代的很多少年，那时候大家怀揣梦想，觉得科技可以改变世界。但后来似乎就不一样了，大家会觉得，嗯，未来很有趣，但是怎么到达那里我不知道。”Taylor说，“我希望我的核反应堆从某种程度上像登月那样鼓舞孩子们，让他们觉得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能改变世界，然后想，我就想成为科学家。”
“就像艾萨克·牛顿说的，如果我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现在你在互联网上能找到所有前人的研究，你在这个基础上去做研究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得多。”Jack说。
“他们绝对会改变世界的。”Mitra确信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