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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新闻：印度总理莫迪被嘲讽了——他2014年大张旗鼓推行“清洁印度”行动，收效甚微，被印度媒体讥刺为作秀。我是很为这个平易近人的总理感到不公的。公共卫生这事儿，人都是贪图自己方便而不惜损害公共及他人利益，并将这种损害变成了习惯，成为公共习惯，大家就都放心地糟践，也不感到难为情或羞耻了。更要命的是，想扭转这种习惯，在现代社会，是不容易的，现在的人，头脑中充斥着无理争辩的敏感神经，维护个人利益，振振有词，明明是愚俗，却早早地打翻了传统文化中“因果报应以警愚俗”的药箱，所以，现代人的疾病，几乎无药可治。
进入深秋，河南为了整治农民于田间焚烧秸秆，各地县制定了整治目标，责任落实到每个村干部，于是，各种言词狠戾又搞笑的标语，张挂于乡村，其词滑稽，令人喷饭。禁止焚烧秸秆，为的是减轻城市雾霾——奇怪了：农村焚烧秸秆，农村没有雾霾，反而城市有，好像雾霾也喜欢城市生活似的。其实，农村焚烧秸秆的烟，是轻烟，极易消散，不像城市产生的工业烟雾，重而难消散。当然，焚烧产生浓烟，的确不好，应该像东北某地那样，从农民手里购买秸秆，转化成可燃烧气体，再卖给农民，不仅无污染，还是能源的有效再利用。弄那些言词狠戾的标语，就以为能解决问题，岂不知“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这两条新闻，让我想起古代中国的刑罚：罪及弃灰。
在商朝，人要是将日常生活垃圾抛弃到街道上，这家的主人是要被城管（军队）抓去，砍掉手臂的（“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惩罚极其严厉。
商鞅在秦国变法，制定了一套严苛的法律，所谓“秦法繁密若凝脂”，比如对于“棄灰于道”者的惩罚是在他脸上刺字，即黥刑。这与商朝斩断手臂已经是很轻了，但历来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商鞅制定的法律太严苛。秦代被认为是古代严刑峻法的典型时代，文人们感慨兴亡，举例秦代，也多数不假思索地剿袭暴虐一说，同时很容易将秦之暴虐与秦法苛繁一起挞伐。这样简单地混同，简单地崇尚宽仁弛缓，必然简单地摒弃严刑峻法。
将垃圾抛到街道上，有多大的罪，以至于罪及弃灰，殷商断手而秦法黥面？惩处是不是太重了？当然很重。重得历史上许多人批评商鞅“残伤民以骏刑”，或不敢相信，或不愿意相信，或找理由曲解。
比如苏东坡就不太接受：“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及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可见，苏东坡是反对刑罚过重的。
明朝有个拘儒张萱一直不理解秦法为什么会严苛到“罪及弃灰”，他偶尔翻阅《马经》，便觉恍然大悟，很得意自己的发现，写了一篇《疑耀·秦法弃灰》，以补缺前人之未发明：“秦法，弃灰于道者弃市。此固秦法之苛，第弃灰何害于事，而苛酷如此？余尝疑之，先儒未有发明者。偶阅《马经》，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马驹遇之辄死，故石矿之灰，往往令马落驹。秦之禁弃灰也，其为畜马计耶？”——张萱老师显然把“弃灰”理解为将石矿灰抛弃到道路上，以致使秦军的马队受到惊吓、让怀孕的母马早产，这简直是阴谋破坏军队加颠覆国家之罪，所以商鞅才制定了如此严厉的刑罚。张老师此说，显然不靠谱：人平白无故地弃石矿灰干什么？难道那时候的石矿灰生产量很大、很容易吗？这种现象很普遍吗？
不仅张萱，到了清末，中国近代法律的先驱沈家本先生，也理解不了“罪及弃灰”之刑，他在《历代刑法考察·律令》中按道：“此法太重，恐失其实。”以自己的臆断从根本上否定“罪及弃灰”的存在。沈先生仿佛是受了新式思维的影响，凡事讲究考据和实证，但太过于细究，终于钻到牛角尖去了，思路反而被自己堵塞得不会转圜了。
其实，“罪及弃灰”，孔子早就说得非常明白。当时，人们就认为殷商“罪及弃灰”，此法太重，连孔子的学生子贡都认为太重，不管怎么说，乱扔垃圾，也不至于断手啊……他想不通，向老师孔子请教。孔子不假思索地说：这正是治理天下的最有效的办法。你想啊：人乱扔垃圾，必然影响到别人，必然会常常因此发生争斗和冲突，有的争斗和冲突，乱子闹得很大，三族都给卷进来械斗也有可能。所以，要严厉禁止，受重刑惩处是常人所称畏惧的，但不乱倒垃圾却很容易做到嘛。用严厉的刑罚惩罚人们很容易犯也容易改的小错误，为的是让人知法懂法，普通人因此笨寻思也不会、不敢去犯更大的错误。难道刑罚是为了成天到大街上找人行刑的吗？刑罚的作用是警戒后来。（“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虽刑之用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无恶，此治之道也。”）
汉代桓宽在《盐铁论·刑德》中说：“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他是很理解孔子的。
孔子以小见大，探幽发微，况且说得如此明白，后人却有许多仍不理解的。可见圣哲是千古寂寞，极少知音的。
其实，“罪及弃灰”貌似刑罚苛重，其实是爱民之道，即所谓“小人之福也”—— “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系辞下》）
有识之士鉴于此，说：罪及弃灰，恰如新加坡之鞭刑，一次鞭刑，宣扬得举世关注，西方人汹汹议论，也有谴责其过重的，也有上升到人权的，而新加坡不为所动，恰恰是在执行坚守法律的真义。鞭刑难道是为鞭刑而鞭刑吗？难道是让警察满大街找屁股打吗？难道是为完成打屁股指标和任务而设的吗？非也，为的是警戒后来。新加坡曾经对相应犯罪者施以鞭刑，即打过犯罪者的屁股，网上有行刑的视频，观之令人心惊胆寒，但你何曾见新加坡每天在执行鞭刑？
刑罚如医药，上医医未病，小惩而大诫，为的是使人知禁而无病。此正“罪及弃灰”的法律意义和价值。可惜，懂得此中真义的人自古以来就少，而今日尤其稀绝。
进入深秋，河南为了整治农民于田间焚烧秸秆，各地县制定了整治目标，责任落实到每个村干部，于是，各种言词狠戾又搞笑的标语，张挂于乡村，其词滑稽，令人喷饭。禁止焚烧秸秆，为的是减轻城市雾霾——奇怪了：农村焚烧秸秆，农村没有雾霾，反而城市有，好像雾霾也喜欢城市生活似的。其实，农村焚烧秸秆的烟，是轻烟，极易消散，不像城市产生的工业烟雾，重而难消散。当然，焚烧产生浓烟，的确不好，应该像东北某地那样，从农民手里购买秸秆，转化成可燃烧气体，再卖给农民，不仅无污染，还是能源的有效再利用。弄那些言词狠戾的标语，就以为能解决问题，岂不知“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这两条新闻，让我想起古代中国的刑罚：罪及弃灰。
在商朝，人要是将日常生活垃圾抛弃到街道上，这家的主人是要被城管（军队）抓去，砍掉手臂的（“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惩罚极其严厉。
商鞅在秦国变法，制定了一套严苛的法律，所谓“秦法繁密若凝脂”，比如对于“棄灰于道”者的惩罚是在他脸上刺字，即黥刑。这与商朝斩断手臂已经是很轻了，但历来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商鞅制定的法律太严苛。秦代被认为是古代严刑峻法的典型时代，文人们感慨兴亡，举例秦代，也多数不假思索地剿袭暴虐一说，同时很容易将秦之暴虐与秦法苛繁一起挞伐。这样简单地混同，简单地崇尚宽仁弛缓，必然简单地摒弃严刑峻法。
将垃圾抛到街道上，有多大的罪，以至于罪及弃灰，殷商断手而秦法黥面？惩处是不是太重了？当然很重。重得历史上许多人批评商鞅“残伤民以骏刑”，或不敢相信，或不愿意相信，或找理由曲解。
比如苏东坡就不太接受：“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及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可见，苏东坡是反对刑罚过重的。
明朝有个拘儒张萱一直不理解秦法为什么会严苛到“罪及弃灰”，他偶尔翻阅《马经》，便觉恍然大悟，很得意自己的发现，写了一篇《疑耀·秦法弃灰》，以补缺前人之未发明：“秦法，弃灰于道者弃市。此固秦法之苛，第弃灰何害于事，而苛酷如此？余尝疑之，先儒未有发明者。偶阅《马经》，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马驹遇之辄死，故石矿之灰，往往令马落驹。秦之禁弃灰也，其为畜马计耶？”——张萱老师显然把“弃灰”理解为将石矿灰抛弃到道路上，以致使秦军的马队受到惊吓、让怀孕的母马早产，这简直是阴谋破坏军队加颠覆国家之罪，所以商鞅才制定了如此严厉的刑罚。张老师此说，显然不靠谱：人平白无故地弃石矿灰干什么？难道那时候的石矿灰生产量很大、很容易吗？这种现象很普遍吗？
不仅张萱，到了清末，中国近代法律的先驱沈家本先生，也理解不了“罪及弃灰”之刑，他在《历代刑法考察·律令》中按道：“此法太重，恐失其实。”以自己的臆断从根本上否定“罪及弃灰”的存在。沈先生仿佛是受了新式思维的影响，凡事讲究考据和实证，但太过于细究，终于钻到牛角尖去了，思路反而被自己堵塞得不会转圜了。
其实，“罪及弃灰”，孔子早就说得非常明白。当时，人们就认为殷商“罪及弃灰”，此法太重，连孔子的学生子贡都认为太重，不管怎么说，乱扔垃圾，也不至于断手啊……他想不通，向老师孔子请教。孔子不假思索地说：这正是治理天下的最有效的办法。你想啊：人乱扔垃圾，必然影响到别人，必然会常常因此发生争斗和冲突，有的争斗和冲突，乱子闹得很大，三族都给卷进来械斗也有可能。所以，要严厉禁止，受重刑惩处是常人所称畏惧的，但不乱倒垃圾却很容易做到嘛。用严厉的刑罚惩罚人们很容易犯也容易改的小错误，为的是让人知法懂法，普通人因此笨寻思也不会、不敢去犯更大的错误。难道刑罚是为了成天到大街上找人行刑的吗？刑罚的作用是警戒后来。（“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虽刑之用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无恶，此治之道也。”）
汉代桓宽在《盐铁论·刑德》中说：“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他是很理解孔子的。
孔子以小见大，探幽发微，况且说得如此明白，后人却有许多仍不理解的。可见圣哲是千古寂寞，极少知音的。
其实，“罪及弃灰”貌似刑罚苛重，其实是爱民之道，即所谓“小人之福也”—— “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系辞下》）
有识之士鉴于此，说：罪及弃灰，恰如新加坡之鞭刑，一次鞭刑，宣扬得举世关注，西方人汹汹议论，也有谴责其过重的，也有上升到人权的，而新加坡不为所动，恰恰是在执行坚守法律的真义。鞭刑难道是为鞭刑而鞭刑吗？难道是让警察满大街找屁股打吗？难道是为完成打屁股指标和任务而设的吗？非也，为的是警戒后来。新加坡曾经对相应犯罪者施以鞭刑，即打过犯罪者的屁股，网上有行刑的视频，观之令人心惊胆寒，但你何曾见新加坡每天在执行鞭刑？
刑罚如医药，上医医未病，小惩而大诫，为的是使人知禁而无病。此正“罪及弃灰”的法律意义和价值。可惜，懂得此中真义的人自古以来就少，而今日尤其稀绝。